2010年11月27日下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2010年学术年会，年会主题为“西部大开发的古今历程与未来发展”，年会同时亦是2010年贵州省社会科学学术年会第23分会场。年会由儒学研究会秘书长龚晓康、副秘书长黄诚主持。

　　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张新民教授首先致辞，他首先指出了开发的几种形态，有破坏性的开发，也有可持续的开发，贵州现在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说明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在汉代已经有了开发，但贵州最大的开发是在明代，明代开发是出于重要的国家的军事战略。他重点提到了广义的开发，指出教化工作是开发民智，内部精神世界的开发更为重要，培养具有丰富精神素质的人才是开发的先决条件，然后才是外部的开发。外来文化的模式进行的开发，如何与世居民族的文化有机融合，是在开发过程中特别需要重视的问题。既要重视外部力量所进行的开发，又要重视内部力量所进行的开发。

　　其次是主题发言，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副会长童中心重点阐述了东西部差距的历史原因及其对西部开发的启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南方开始成为中国经济中心，但西部地区长期处于欠开发、欠发达状态。

　　贵州师范大学张羽琼教授的发言题目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与贵州教育发展”，她指出“西部大开发”对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东西部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西部大开发十年来，贵州和西部其他省区市一样，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进步。特别是长期处于全国发展水平倒数第一的贵州教育，在西部大开发中出现了历史性变迁。正确认识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贵州教育发展的路径走向与深刻影响，对于期望缩小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的贵州社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大开发在为贵州教育发展提供历史契机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研究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贵州教育发展的区域特点与存在问题，对于期望提高区域教育竞争力的贵州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贵州民族学院传媒学院蓝东兴的发言题目为“贵州开发史上的畸形特征略论”，他指出明朝在贵州屯军、建省，抗日战争时期在贵州开办工厂、设立学校、兴建银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贵州修铁路、办企业、开矿山，经过这三次开发，贵州社会发展进程迅速加快，但是发展的内容并不平衡。虽然在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发过贵州的局部地区，但是历史上大规模的开发，主要在明代、抗战期间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这三次开发都是以战备为目的，因此也就造成了贵州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着畸形特征，内容上不平衡，地区上不广泛，进程上不连续。

　　刘卫星教授着重谈到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贵州乱砍滥伐问题十分突出。全省森林覆盖率一度下降到12.6％，全省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不断加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多年来，贵州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森林覆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正确处理可持续发展与全面协调发展、跨越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的关系，一手抓适应，一手抓提高，不断提高政府的科学举策水平。现在，贵州强调生态大省和旅游大省，生态良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优势。

　　贵阳中医学院刘维民重点谈了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展望，他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今后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总体目标、战略思路、重点任务和具体政策措施，由此掀起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新高潮，意味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今后十年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是：西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上一个大台阶，基础设施更加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建成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深加工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缩小；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重点生态区综合治理取得积极进展，森林覆盖率逐步提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遏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要使西部迈上这三个“金”台阶，回顾上一个西部开发十年，更使我们看到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希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迎来了西部地区加快发展的黄金时段，也将促进西部地区人文社会环境的改善：西部工业的发展将由局部跨越向整体跨越迈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迈上新台阶；各种人才汇合竞胜，民族融合加速，民族文化特色与个性发展更受关注和珍惜。

　　贵州大学王良范教授指出了儒学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发展主义的逻辑相信：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为权力提供合法性；权力是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力，权力（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增长（而不是权利保障、公共服务等）才是政府的首要目标。为此，衡量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是GDP增长率，官员升迁的正途是官出GDP、GDP出官。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社会观念，以及循环经济、绿色GDP等，地区层面的在区域经济中不争龙头，着力于城市公共服务、小区建设、人民宜居感的获得等综合因素，以夯实基础。

　　刘宗棠教授则谈到了“现代的生态道德与中国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他指出贵阳市在2009年和2010年，已经举办过两次范围广、层次高的生态文明国际会议，通过了两份具有重大意义的《贵阳共识》，对于传播和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要建设生态文明，要让“生态环境保护上一个大台阶”，就必须建设和弘扬生态文化，倡导生态道德、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传统的道德伦理、一般来说，只涉及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不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道德是一种新型的道德理念，它既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新型的道德理念是以对生态环境的尊重与爱护为出发点的，是人类正确对待生态环境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扭转了人类企图征服自然，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掠夺和破坏的错误，倡导人类与自然平等友善的关系。显然，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表现。生态道德的理念明显地区别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区别于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发生异化后出现的“科学霸权主义”——这种思想以为科学可以决定一切、统治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无须顾及自然界的物质循环、物质局限，而片面强调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统治自然，使人类主宰并拥有自然。然而，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和人类利己主义的伦理思想实际上引导人类在破坏自然和毁灭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是，不得不转变观念，承认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和动物植物，以及各种存在物的一个整体。自然界和人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父母与子女，家园与栖息者的关系。随着认识的深入，道德关怀的对象也在逐步扩大，不仅要关怀现在的人，也要关怀以后出生的人，要为子孙后代负责；不仅要关怀人类，也要关怀所有的动物，关怀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关怀整个自然界的所有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现代生态道德的理念与我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道法自然”“民胞物与”、“万物一体”等思想在原则上是非常符合的。的确，我们从儒家、道家、佛家，以及墨家、法家的著作中，从孔孟老庄，以至于程朱和张载、王阳明等先哲的言论中都可以发现阐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显然，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的传统思想，对于推动现代生态道德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陈钢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他指出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成功的理论和方法是当今实现现代管理创新的基础。继承和借鉴中、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理论和方法 ,总结中国的管理实践 ,创建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现代管理科学 ,是当前追求管理创新 ,实现管理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深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闪烁着灿烂的管理智慧。管理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的起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研究中国式的管理，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上生产方式的演进，并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所揭示的深层次的理念和价值观。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文化，孔子的“民本”、“仁政”、“义利”思想，以及“修齐治平”、“选贤与能”、“和为贵”等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老子“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影响深远。孙子兵法中的“道、天、地、将、法”被应用于经营实践中，可作为制订公司战略的指导原则，“智、信、仁、勇、严”可作为培养管理人员的标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可作为指挥艺术的指导原则。战国时期，韩非总结了法家思想，建立了完整的法家思想体系，为今天推行“制度化管理”和“依法治国”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本着扬弃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还要抱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取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学习全世界近百年来蓬勃发展的先进管理思想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明重点从阳明心学与贵州民族性格的融合谈到了儒学的“地域化”和“内在化”，王阳明第一份“弟子名单”《镇远旅邸书札》中记载有张时裕、向子佩、越文实、邹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铭、李惟善、陈良丞、汤伯元、陈宗鲁、叶子苍、易辅之、詹良丞、王世丞、袁邦彦、李良丞等。明代中叶贵州特点一是“夷多汉少”，二是民族性格。儒学的“地域化”和“内在化”，他认为黔中王门的特点一是继承王阳明在贵州悟道时的心学特点，如端居、静悟、笃实、力行等，二是与贵州民族性格结合，即“隐而不扬”。

　　主题发言之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