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由陶渝苏院长主持：座谈的内容有二，第一各位专家学者介绍自己的研究专长和心得。第二就各研究所、研究中心的情况进行交流。总而言之，就是把好的作法，好的经验进行介绍与交流，借此希望彼此能够相互沟通，并找到一些合作的可能性。座谈的方式是随意性的，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学术观点进行探讨。
　　朱万曙教授介绍徽学研究中心的情况、特点，经验与运作方法，并希望能与贵州、贵州大学及文化书院达成一些合作。
　　徽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首批的15个重点单位之一，规格比较高。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整顿一年。教育部把我们弄得很累，但客观上也促进了我们工作的发展，如果没有一年的整顿，我们的进展没有这样好和成果这样多。
　　首先介绍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运作方式：（一）就聘请研究人员来说，早先我老实地把具体情况报告到教育部，聘请人员在我们中心研究一个月三个月不等，教育部认为这种短暂的研究不能作为研究员，中心的人才队伍不够，就被批评审查。后来我们学聪明了，在学校的人事处挂有研究人员的编制，而实际上他们可以在广东、北京等地作研究。（二）通过课题的方式，促进工作的开展。现在我们中心的人员都有课题，每年完成三个重大项目，让一些年轻人参与到其中，这样就可以锻炼和培养一批青年学者。我们的课题来源有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及教育部基金等，中心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得每一个研究人员都必须完成课题，都有工作压力。（三）经费方面：这是所有研究机构都很关注的问题，教育部每年给我们10万元钱，省教育厅给30万，因为这是安徽大学的特色学科，学校支持一些，并资助《徽学》期刊的出版费用。
　　第二是学术方向和学术内涵。经过一年的整改之后，我们特别强调不能浮躁，并明确有方向。（一）文献方面：徽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文献的支撑是不行的，所以整理文献是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中心陆续出版了《徽州文献综录》、《徽州文献汇考》等文献著作，在总结梳理文献的同时也摸清了自己的家底。这方面将仍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尽管我们点校了几百万字的文献，但还有几千万的著作有待整理。（二）徽州文书，我们影印了5千份，这些资料我们并没有直接去搜集，一则涉及到真假的问题，一则需花大量的精力和投资，我们作为一个学术机构想把天下都管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途径是由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去搜集。经统计徽州文书约有40万份，除非是民间家里藏有自己还没发现的情况外，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三）从80年代开始，徽学研究的前二十年，过于强调地域性，研究成果非常地域化，主要是运用历史学和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运用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审视地域文献和地域的内在文化，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医学、法律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同时关注现实，特别是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我们还帮助黄山市作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规化。（四）建立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原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学术、工作交流会，借此机会把全国相关的研究机构召集联合在一起，进行工作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与探讨。这次到屯堡来，感到贵州有很多的资源，我们有很多可以合作交流的地方，希望贵州方面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贵州的同时，帮我们留心徽商到贵州的线索，我们也关注徽州文献有关贵州的资料，彼此之间作平行的交流与合作，也将有利于地域学研究的发展。我们愿意学习了解文化书院的情况。
　　张新民教授：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是省教育厅社科基地，也是贵大211工程的子项目，现在的工作和研究情况主要有：（一）文献研究，点校整理《黔南丛书》，完成之后作《续编》，对贵州文献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整理，为学术研究作前期的、基础性的准备。（二）关于锦屏文书。锦屏文书在50年代就发现，但到80年代才开始注意，且出现管理不规范、搜集不统一、整理不系统等问题。文书的价值很大，涵盖面很广，从时间段来看，包括明、清及民国年间，长达五六百年；涉及的民族有苗、侗等少数民族；涵盖了地方民俗、生态、历史、宗教、文化等领域。是清水江流域文明史、经济开发史、民族交融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清水江的开发路线，是贵州开发史的重要路线。当时从清水江，出沿河，到洞庭湖，过长江，经大运河，直抵北京，从中不难看出经济开发不单是沿海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好的开发史。通过对文书的整理研究，恢复清水江流域文明全貌，除学界分的黄河流域文明、长江流域文明及珠江文明这外，清水江文明是不是西南地区文明的代表？这是极其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我们希望文书由贵州来系统搜集整理，整理的结果公诸于世，如果分散到各地，特别是流失到国外就麻烦了，这不利于文献的保存和学术资源的共享。在此之前，事实上已有一部分文书流失在外，幸好总数约10万份的文书大部分还在贵州，既然文书发现地在贵州，由贵州本土学者统一整理搜集，制定合理的管理制度，合理的公布制度，也就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了。有人说我们搞封锁，事实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地域本位，而是完全开放的。我们欢迎一切单位参与文书的研究，但却不能未经主管部门同意，就暗中将资料拿走，就像刚才朱先生谈到的，我们愿意与安徽大学合作，也愿与云南大学合作，将以完全开放的姿态来作这份工作。我在北京、昆明等地的学术会上谈到此事，与会学者都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做法。这样做我们是为了避免原始资料的流失，我们想大家都会理解的。
　　徐杰舜教授谈广西民族学院汉族研究中心及自己的研究理念。徐教授是半路做人类学的，但是一直思考和探寻新的方法和理念，以使自己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其中受益最大的是人类学，因此特别强调人类学在当今学术界的作用和地位。其汉族研究中心成立于1996年12月，同时也是编撰《雪球》的开始。参加《雪球》撰写的人员，不管是正高、副高还是助教，都聘请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且规定受聘人必须完成课题。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很支持，在上海开了两天会，吵了两天，就是运用什么方法写作的问题不一致，最后徐教授只得拍板，参加我的课题，就用我的人类学方法，必须按照我的要求来做。《雪球》出版后，效果很好，反响很大，这是料所不及的。这样研究中心也就成立了起来。
　　我们在从区域文化研究转向族群文化研究，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的过程中，一直关注汉族，汉族群是了不起的。贵州的汉族群很有特色，云南的汉族都是单一族群，而贵州就有屯堡人，穿青人等等，就屯堡人来说，又有从皖南、皖北等地来的。穿青的民族识别还没确定下来，贵州大学好好研究这一块，就可确定50万人的民族问题，再继续研究屯堡人是大有前景。以后我们还想搞一些“雪花”，如南方的“雪花”，贵州的“雪花”，所以我一直都很关注屯堡人。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踏踏实实地钻研一个领域很重要。现在人类学的方法几乎和所有的学科都接轨。为什么中国许多大学的历史专业都衰落，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而中山大学的历史系却搞得红红火火，因为他们在搞历史人类学。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就可以从传统的范式中开出新的天地，结出新的果实。人类学能与其他学科联合接轨，因为它的价值取向是以有为本。
　　就此张新民教授作了回应：徐老师我插一句，前提是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我一直关注人类学的动向和成果，在写作的过程中也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我反对过于把人类学泛化。所有的学科都以人为本，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社会不是静止不动，而是恒动的，历史学在衰退，有其社会根源，但我相信，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学就一定存在。所以我认为不能过分地把人类学泛化，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会化约化，是危险的。冒昧冒昧。学科分类是从西方来的，把一个人分割成不同的部分研究，各做各的就会有问题。中国传统强调的是整体，这个整体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社会，也可能是整个宇宙。分割研究就成为狭窄的专家，讲交叉也好，讲整合也好，应以多重视野来研究一个整体。比如人类学是一个视野，社会学是一个视野，历史学是一个视野，在多种视野交融汇合的情况下研究一个对象，不遗忘一个整体的存在，才能全面地了解对象，所以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整合。在大的整合背景下，分不同的角度和视野研究，我是这个意思，并不是把某一学科放大，包揽一切。我们既要从边缘看中心，又要从中心看边缘；我们既要从人类来看自然，又要从自然界来看人类；我们既要站在城市中看农村，又要从农村的视野看城市，既要在宇宙之内看人类，又要在宇宙之外看人类。所以多学科的交叉是很重要的，我反对把某一学科泛化。如50年代，把所有的问题都化约为经济问题，认为解决了经济问题，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了。80年代过分的强调思想，结果都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把人类学泛化之后，就会化约化。因此我们要以多重视野的角度来对一个对象进行研究，把对象看作一个整体。
　　徐杰舜教授作答：张院长的意思我很清楚，我与其他朋友交流也提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你，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我说了算的，现实毕竟就是现实，不单是中国如此，国际也是这样。学科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跨学科，综合运用是很正常的现象，社会学从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人类学从人的角度看问题，包括传统的书院文化，为什么中国教育是书院制，而西方是大学制？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肯定有新的突破和成果。文学人类学领域对人类学方法的总结很好：远近兼具，贯穿古今，融汇中西。
　　座谈会从晚上九点持续到十一点过，讨论热烈，且达成了许多共识。除上述提及的两家机构外，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旅游系等单位和个人都希望与贵州大学进行长期合作和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周春光：
　　贵州是我们国家西部较不发达地区，且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样的地区，阶层关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希望能够与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大学的优秀学者，在原有的长期合作基础上加强合作与交流，对贵州这一地区的阶层关系做一个系统研究，作为我们研究整个中国阶层关系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将在技术、资源上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
昨天，张新民院长谈到在惠水收集到“四清”运动时的大量文书资料，我觉得这将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如果将这批文书资料进行整理，做现实阶层的对比研究，从而看出在社会变迁中阶层关系的变化发展，这将是一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事情。
安徽大学 朱万曙：
我有两个希望，一个是你们刚才讲你们在关注文书，你们知道，徽州文书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认为应该把它上升到古代文书学的层面上来研究．而且各地都有文书，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研究来打通．所以我希望条件成熟的话，可以在这个方面加强合作．可以共同召开一次关于地方文书的研讨会，让各个有文书的地方都来碰撞一下．包括少数民族的文书也应该是文书学研究的一个范畴，我们共同向这个方向努力，把文书学做大．甚至也可以包括韩国，日本的文书．
第二个，我们这次到屯堡，发现徽州人迁徙到贵州的迹象．据文献记载，徽商一定迁徙到过贵州．所以我想请各位老师在做研究查阅贵州文献时，能帮我们留意一下徽州人的资料，包括徽商，及到贵州做官的徽州人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留意贵州人在徽州的资料，以便形成一个互动，在地域研究中，文化视野也开阔了．我们做好平台，这样水平也会越做越高．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郑焱:
书院如今在全国都很少见，今天能够在贵州大学看见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书院，我甚感欣慰。我本人是从事旅游研究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从旅游方面来谈谈，希望我们今后能够多多加强在这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关于旅游方面，贵州大学旅游系老师的研究成果，我校老师非常关注。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也作了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比如旅游伦理学、旅游社会学等。因为我们认为旅游专业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摆桌子，铺床铺的问题，它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旅游理念与人格，注重人的精神理念与综合素质的。我们湖南省还成立了旅游教育研究所，所有高校都参加，大家合力致力于旅游事业。我们还到江西、浙江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收效匪浅。而对贵州而言，最缺乏的是旅游策划，即具有旅游眼光的高级人才。贵州大学，作为贵州最出色的大学，是有能力和责任去完成任务，培养出贵州、贵州大学的旅游人才的。贵州可以成立自己的旅游协会，多与外面交流，我们也非常愿意和贵州以及其他省份的旅游协会合作交流，今后你们有什么活动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一定赶到，我们有什么活动也会邀请你们参加，有交流就有发展，我们真诚希望能与贵州大学互相交流与合作。


社会学的新视角 周春光我非常高兴来到贵州大学，前一次是路过，这一次才是来作客。刚才钱老师和张教授讲的话，主要是关于形而上的理论，我是学社会学的，要讲一些关于形而下的话题。我想先谈一下这几年来我研究的方向。

我最早是作流动人口的，主要是国内的移民；后来做到国外去了，作跨国移民研究；做完之后，又转回来作农村发展，现在做社会阶层。这五年主要做的是社会阶层和农村发展。

社会学可能和其他人文学科不大一样，它需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靠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六年来，在陆学艺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这些研究员团结起来，做了大量的调查。在2001年，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这部书主要依据课题组在国内十个城市所做的1.1万个抽样调查问卷和上千份各阶层访问的数据和资料。我们知道，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的“两阶级一阶层”（也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现在发生了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正在日益扩大，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在逐渐取代过去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所导致的分化。这些迹象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在趋于稳定。我们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框架。根据这种分层原则，我们构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个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是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在这部书之后，我们又出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第二部研究报告，是上一本书的续篇。这本书主要根据的是课题组在2001年、2002年所做的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和资料。它以中国社会十大社会阶层怎样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为主题。主要研究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
继这两个研究之后，我们正在做的是社会阶层关系的研究。张教授昨天在会上，讲的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关系调查，我听了非常有兴趣，我们可以把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现在的作对比研究。我也希望有机会和贵州大学合作。谢谢！



















　　　　　　　　　　　　　　　　　　　如何建好地方性大学

　　　　　　　　　　　　　　　　—— 钱理群教授在贵大的讲话摘要

　　大学的定位很重要 ，我不知道贵州大学对自己的定位，北京大学把自己定位为哈佛大学。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未免有点笼统。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就越变越狭窄了，记得1956年我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50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自然就成了北大改革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莫斯科大学的标准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样"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引发了今天的改革。奇怪的是，在这次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声音的重现：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革成"中国的哈佛"——从思路到语言都没有变，只是把当年的"苏联莫斯科大学"变成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世界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就是当今的"天下"，自然是只能顺从与跟随。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但在我们这些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的人看来，实在是十分可疑的，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历史的重演，如果有一天再来新的"一边倒"，然后进行"再改革"，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实在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
　　我认为贵州大学也是一样，不必要非得完全照搬照抄北大的办学样式。作为一个地方性大学，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地方性的学术和思想的中心。在这点上，北京大学原来也是这样的，在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之中有很多的体现。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北大学术自由，全国也是闻名的，有很多的学生或是不是学生的青年都来听课，这是被什么吸引到北大的呢？反而是北大的学生，并不是很用功，也就是常说的“九三学社”。所以我希望，贵州大学能够办成地方性的精神中心，成为年轻人自由来听课的场所。
　　其实，我认为传统的书院教育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更符合教育的本身目的。我看到张教授在贵州大学建立中国文化书院，我希望能够继承传统的教育理念，师生朝夕相处，相互砥砺。如果，贵州大学能够建立成这样的场所，我是非常愿意来教书的，谢谢！
　　张新民教授回应钱先生谈书院教育
　　现在大学不缺乏知识但缺乏文化，不缺乏学生但缺乏精神，不缺乏教师但缺乏理念。我们大学都在传播各种知识，但我们没有进行人格教育、生命教育。
　　五四以后现代教育有很大发展，但我们丢失了传统教育讲人格、重生命、重境界的传统。所以我认为教育第一层次、第一要务是人格培养、生命的成长。这决不是知识教育所能完成的。我们传统教育如孔子教育学生：十五志于学，志于一个终极性的目标。三十岁人格独立，四十岁达到不惑境界，到七十岁进入大智若愚境界。这些教育我们丢失掉了，我们书院教育能否恢复？我们要调动资源，包括传统资源、西方资源都要利用。人格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是由内容来充实的。
　　第二层次我们教育学生必须有人文修养。我们要把人类智慧的源流内化在我们生命之中，并展现在当下，传统书院就是这么做的。宋代以后，儒家在民间建立教化体系，搞乡规民约，办书院。王阳明及其后学讲学，商人樵夫都来听。王阳明来贵州，我很感慨。他是流放来的，没有一分钱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但他开创了一个学派。有明之学即阳明之学。这个学派首先是从贵州开出来的。我们现在有许多课题，科研经费，能否开出一个学派？为什么开不出？我们完全是知识教育，没有把生命加入到里面。西方搞什么，我们就跟着搞什么，我们成了西方的随身虫，这是很麻烦的。五四以后我们还出了一批教育家，解放后我们有教育家吗？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教育界急需有人文修养，不管是什么学科的。
　　第三层次才是目前大学体制教育这一套：专业知识的教育。用学的知识谋生，服务社会。但需有一个人格的支撑。这是任何一个用人单位都要考虑的德和艺，贤和能的双重标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一个理念：选贤与能。这个理念永不会过时。但目前我们只任能不选贤，这是很成问题的。
　　第四层次是快乐教育。这个快乐人生不是外部感官刺激带来的。是我们感到生命有意义，人生有一个终极目标。即使在监狱里面也会感到人生是幸福的。我们看古代的教育，孔子用“仁”道，王阳明用“良知”来解决人类的问题，让人感到生命有意义，快乐。我们只有知识教育，培养出来的有知识有技艺但却是自私的麻木的，导致整个民族素质的低下，这是很悲哀的。我感到中国包括人类有双重危机：自然环境危机，人性危机。最严重的是我们内部人生的危机，大学教育应思考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形上的危机，我们在意义世界迷失了，物质的富有，精神却空虚。另一个形下的危机，我们迷失在物质世界之中，变成拜金主义者。光靠知识灌输式的教育是一定要出问题的。
　　书院教育同官学相比，存在维护中国传统真精神的责任。这责任由书院、民间来承担。我认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文化是学在山林，道在民间，不在官学，包括现在体制内的官学。书院的学风是自由讲学，自由讨论，是生命意义的教育，会令听众痛哭流涕的。我们要转变观念，孔子的教育是最重要的人生意义的教育，是境界教育。但我们却失掉了。所以我发心办一个书院，我把书院看成是一个道场——追求真理的地方。我个人认为真理不是辩论出来的，是在生命内部体悟出来的意义。然后，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我认为光靠理性沟通是不够的，还要靠情感沟通。最能感动人的是情的教育，所以我要强调情的教育。古代靠诗书礼乐，琴棋书画来培养人。同时，我们也在民间做些事。我们同蒋庆先生对话，进行讨论。在乡村里给贫困儿童发奖学金。
　　不管书院教育成功与否，都很悲壮，我们也很艰难。但我们愿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