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山集
陆九渊，字子静，高宗绍兴九年（1139）生于江西抚州金溪，光宗绍熙三年（1192）卒于荆湖北路荆门知军任所。因曾在贵溪应天山讲学，而山形如象，故号象山。象山之学接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①]陆九渊从形而上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学说，以求重振世道学风。其学说与朱熹“理学”各成一派，对后世颇有影响。
九渊一生不喜著书，本书主要是其书信及短篇杂著的汇编。九渊子陆持之所作《年谱》云：“开禧元年乙丑（1205），夏六月，先生长子持之伯微编遗文为二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杨简序。……开禧三年丁卯（1207），秋九月庚子，抚州守括苍高商老刊先生文集于郡庠。”是为初本。又云：“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张衎季悦编遗文成，傅子云序。”但未言刊板与否。第二个刻本嘉定五年（1212）由其门人袁燮刊行，袁燮序曰：“先生之殁，馀二十年，遗言炳炳，……临汝尝刊行矣，尚多缺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为刊于仓司。”此处所题“临汝”本刊于何时已不可考。《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并作《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与袁氏刊本相合。而《年谱》和其门人杨简序称持之所编《外集》为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殆传写讹四为六欤”。宋代第三个刻本为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建安陈孙喜坊刻本，附有行状、谥议，为袁燮本所无。吴杰跋中提及此本，但《年谱》未载。第四本乃绍定四年辛卯（1231）袁燮子甫覆刻仓司本。
元代有无刊本，已难确定。《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六《续录》云：“徐积馀乃昌藏宋嘉定十四年安正书堂刊本，十一行二十二字，颇疑元刊。《天禄目》(按即《天禄琳琅书目》)有元板《象山先生集》二十八卷、外集五卷，前有杨简、袁燮、吴杰序，后有辛巳岁孟冬月安正书堂重刻木记，则嘉定十四年也。但此书绝非宋本，当系元时翻刻。”另有中华书局《陆九渊集》后附元代吴澄序，称：“至治癸亥[②]金溪学者洪琳重刻《文集》于青田书院。”考《吴文正集》（四库全书本）十七卷《象山先生语录序》，无“文集”二字，且称“杨敬仲门人陈埙尝录板贵溪象山书院”云云，可证此序非《文集》序，而应为《语录》所作。
明代学术再次兴盛，《象山集》“明官私书目多有著录，故明刊本亦夥。”[③]明弘治间有陆时寿刻本，十三行二十四字黑口四周双边。明成化间有陆和刻本，由九渊十世孙陆和、陈复刊行。《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云：“卷九、十八、二十一、二十五有‘乐意轩吴氏’藏书印，曾经吴成佐收储。卷一首有‘铁琴铜剑楼’藏书印，检《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此集，作‘元刊本’，未知为同一种否。本刻《外集》后附‘谥议’、‘行状’，盖源于宋建安本。每半叶十三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卷一标题次行下有四行题字，第一行题‘男持之编集’，次行题‘十世孙和刊行’，三行题‘广信府知府金囗、同知蒋益校正’，第四行题‘通判陈复、推官林玉助刊’。以下各卷首标题次行或无题识，或仅题‘象山书院西源陆和时雍编集’。成化本字体格式极似宋刻，当为模仿所据宋本，于此可窥宋版原貌。”
另有正德十六年李茂元刻本，即抚州本。此本卷首有正德十六年王守仁《重刊象山先生文集序》，称“抚守李茂元氏将重刻象山之文集”，次录袁燮、杨简、吴杰等序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象山集》）前十七卷为书，十八卷为表奏，十九卷为记，二十卷为序赠，二十一卷至二十四卷为杂著，二十五卷为诗，二十六卷为祭文，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为墓志、墓碣、墓表。外集四卷皆程试之文。末为谥议、行状，则吴杰所续入也。” 李茂元刻本在明刻本中最为后人重视，后来各本，多由此本翻刻。所创体式，亦为嘉靖以后刻本所效仿。《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即为此本。《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云：“是刻每半叶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边，镌刻工艺亦较成化本为佳，文字疏朗美观，颇具书法意味。”又吴焯《绣谷亭熏习录》有三十六卷本，云：“后持之复为裒异，合成三十三卷，……今本增《语录》两卷，《年谱》一卷，明正德辛巳刻于抚州”。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认为“此固别一本，……亦非提要所见之抚州本，明人刻书喜改窜，往往如是。” 另有《语录》四卷本于集外别行，《年谱》云：“理宗皇帝嘉熙元年丁酉（1237），秋七月既望，泉使陈埙刊先生《语录》，自为序。”李茂元刻本将《语录》附于集末，“以成《陆氏全书》”。[④]
明代刻本尚有嘉靖三十八年已未(1559)廖恕补刻本，有廖恕跋，并附徐階《学则辩》，有朝鲜印本；嘉靖四十年辛酉(1561) 德安何迁刊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王宗沐刊本，但王氏在其序中称“德安吉阳何先生抚江西之明年，丕阐理学，以淑士类，乃改刻焉”，王氏所刻似非《象山全集》本，当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象山粹言》六卷本，盖傅氏所记有误欤？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古籍资料库索引云：“四周双边，版心白口，中缝中记卷次，下记叶次及刻工名。十行，行二十字。”（《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有“嘉靖四十年辛酉张孟尝、陈玉客校刻本”，疑即何氏刻本）；嘉靖间杨琇辑刻本，明嘉靖十四年（1535）戚贤荆门刻，三十一年（1552）魏希相補刻；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周希旦金陵刻本，前有万历乙卯金溪傅文兆重刻《序》，称《文集》已经七刻，殊无善本，友人周希旦得全集而刻之金陵，“集中不敢刊削一字”，但此本仅六卷，其文仅占全集五分之一，实为选刻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此本著录为“别本象山文集（江西巡抚采进本）”。又有陆邦瑞刻本，汪廷珍为之序。邦瑞为陆九渊二十二代孙，疑似刻于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或稍后。另有聂良杞编《陆象山先生集要》四卷本，明万历书林徐可久刻。
清刻中多为陆[⑤]氏后裔所刻，且又多承明嘉靖后全书本体式，即连文集、外集、语录及附录通编为三十六卷，如雍正二年甲辰（1724）陆麟北刊本，道光三年癸未（1823）（中华书局1980年版《陆九渊集〈点校说明〉》中作“道光二年”，据各善本古籍目录所著录，皆为道光三年）金溪槐堂书斋陆邦瑞刊本，同治十年辛未(1871)大儒家庙重刻本、光绪七年辛巳(1881)陆慕祖槐堂修补本等。清本中，以槐堂修补本校勘较精。另有方宗诚辑《陆象山集节要》六卷本(另有首一卷)，同治七年（1868）新建吴氏皖城刻本，收入吴坤修的《半亩园丛书》。
民国八年己未(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本，即上海涵芬楼藏明刊本。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上海中华书局缩印《四部备要》本，此本题有“槐堂书屋裔孙邦瑞刻，楚陂后学周毓龄校”， 当即金溪槐堂书斋陆邦瑞刊本，非题记所云明李氏刊本，有李绂评点。1980年，钟哲以上海涵芬楼影印嘉靖本为底本，参照其它诸本予以点校，改为今名《陆九渊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书后附录各本序跋、朱熹书信及《象山学案》。
春秋繁露义证
清苏舆撰。苏舆，字厚康，一字厚菴（徐世昌《清儒学案·葵园学案》）；《明清进士题名录》则云：“字嘉瑞，号厚庵。”按光绪二十六年王先谦《汉书补注·序例·引用诸书姓氏》云：“苏舆，字厚康，湖南平江人”，又《春秋繁露义证·王先谦序》云：“苏厚菴为《春秋繁露义证》成”，可证徐世昌说为是。一八七三年生，一九一四年卒，湖南平江人，中华标点本称其为苏州苏舆，未知所据，疑误。光绪甲辰年进士，为王先谦及门弟子。生平著作除《春秋繁露义证》外，尚有《自怡室诗存》、《辛亥溅泪集》、《晏子春秋校本》等；又有《史记集注》与《顾亭林诗集注》未成，并编有《翼教丛编》，收录戊戌变法时期湖南守旧缙绅反对变法之言论。
《春秋繁露》为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所撰。董子著作，《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至《隋书·经籍志》始著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同。北宋《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均著录为十七卷，八十二篇，而欧阳修所见馆阁本为八十馀卷，又有四十馀篇、三十馀篇之别本；南宋《馆阁书目》则著录为十卷。南宋时四明楼钥据写本、京师印本、萍乡本、潘叔度本相互参定，遂成今本（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为其非《崇文总目》著录之旧，且当时尚有十八卷、七十九篇之别本流传。有明一代，通行刻本多讹误脱漏，至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馆臣取《永乐大典》收录之楼本与别本互校，是为武英殿聚珍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号称“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相为勘订，……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 按四库馆臣用力虽勤，然乾隆时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存天禄琳琅阁，民间又有明代善本多种存世，馆臣不能访求，而以“绝无仅有之本”自夸，未为允当。此后卢文弨校本以殿本为底本，以自称源自宋本之嘉靖周氏刻本及《汉魏丛书》本参校，较殿本精审。本书向无注本,乾隆年间始有崇安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有乾隆辛巳刻本），而清末梁启超、苏舆等人均以为至凌曙始有注本（凌氏《注》有蜚云阁本）。
苏氏以为凌曙注本“于董义少所发挥，疏漏繁碎，时所不免”，于是重加校注，成《春秋繁露义证》十七卷，附《董子年表》一卷、考异一卷。苏氏《义证》正文以殿本、卢校本、凌本，及明天启朱养和刊孙鑛评本“合互校订，择善而从”，并吸收张惠言、孙诒让诸家校勘成果；注解采凌曙、庄与存、刘逢禄、李兆洛、沈韩钦、邓立成说，兼及卢本校注及戴望、朱一新说，广引群书，为之注释。《春秋繁露》流传日久，讹误、错简再所难免，苏氏广采众本，又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对本文详加刊定，而又颇为审慎，于存疑之处，无版本依据则不妄加校改，尽力保持旧本面貌，是其所长；然未得明代善本及多种前人批校本，仅据殿本系统诸版本及一晚出明本加以校勘，是其所短。《繁露》一书成于西汉，文字简古，内容深邃，颇有难解之处，苏氏重视训诂考证，有乾嘉学派遗风，对《春秋》义理亦有所发明，而以为“春秋本于礼”，故于礼制尤详。
苏氏所处时代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之大变局，近代常州公羊学派龚自珍、魏源等人为推动社会变革，发挥公羊学中“改制”、“三世”、“素王”等说，至康有为更以此作为“维新变法”之理论依据，其思想来源主要为董子《春秋繁露》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苏氏作为顽固派，极力反对康氏学说及其变法。本书实有从理论上批判常州公羊学派与康氏学说之意。故其于《自序》中云：“而如龚自珍、刘逢禄、宋翔凤、戴望之徒，阐发要眇，颇复凿之使深，渐乖本旨。承其后者，沿伪袭谬，流为隐怪，几使董生纯儒蒙世诟厉，岂不异哉！”又《例言》云：某氏有为《春秋董氏学》者，割裂支离，疑误后学。”书中对晚清公羊学中之主要理论多加以批评否定，如公羊家以“三世”说为变法依据，故《楚庄王》《注》云：
“董子言三世，不用乱世、生平、太平之说，（近人多称据乱世，案何休《公羊解诂序》云：“本据乱而作。”《疏》云：“谓据乱世之史而为《春秋》。”是“据乱”二字不相联也，今删据字。）要以渐进为主。”
公羊家以孔子为素王，因不在位，故于《春秋》一经中托鲁为王，实则自己行王者之事，体现治国之大法。何休《文释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徐彦《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清末公羊家以此为变法之理论依据。
苏氏于《俞序》“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注》中云：
“行事，犹往事，后人多误解。……此言圣人圣人因衰世往事，加以明王至治之深心，是故世衰而文自治。”
《奉本》篇注中更直言曰：
“托鲁明义，犹之论史者借往事而立义耳。”
《奉本》篇“今《春秋》缘鲁以言王义”《注》中批驳何休“《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云：
“托鲁明义，犹之论史者借往事以立义耳。……如董所云，则《春秋》托鲁以言王义，未尝尊鲁为王、黜周为公侯也。何氏直云“王鲁，遂启争疑。”
如依苏氏所言，则孔子仅为一历史学家，而非素王。
《三代改制质文》篇《注》云：
“本篇所记，但述师说。至以春秋当新王诸义，不见于传，盖为改正而设，与《春秋》义不必相属。自何休取以入注，转令经义支离，为世诟病矣。”
又如同篇《注》云：
“做新王事，及《春秋》为汉制作之说所由昉。鲁为侯国，汉承帝统，以侯拟帝，嫌于不恭，故有托王之说。”
按此类说法不必正确，但确能给人启发，引导后学深入探求公羊学演化之过程。
苏氏于书中反对变法，政治思想上无足取，然而汇集前人关于《春秋繁露》校勘注释之成果，虽尚未完备，于当时可谓集大成之作。苏氏注意分析公羊学自《公羊传》、《繁露》至何休《解诂》各发展阶段之思想特点，于《春秋繁露》思想之研究尤具参考价值，且可反映当时思想界斗争之情况。本书有宣统二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原刻本，及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新编诸子集成》本。
--------------------------------------------------------------------------------
[①] 《陆九渊集》卷二十二《杂说》，中华书局，1980年第1版，第273页
[②]中华书局《陆九渊集》作“至治癸丑”，考至治年间无癸丑年，且《吴文正集》（四库全书本）作癸亥年，可证中华书局本有误。
[③] 《宋集珍本丛刊》书目提要之《象山先生文集》提要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〇《象山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第13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