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下午打开计算机看邮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秘书室李雅玲女士发来通告，略说黄彰健院士于12月29日安详辞世，高寿九十一岁。看到这则消息，开年第一天的新气象顿时一扫而空，脑海中浮现黄先生生前与我共同完成学术著作的历历往事，憬然赴目，内心哀痛，不能自己。当晚目不交睫，一片凄然，次日也不管医师叮咛手术后应当多休息的劝告，赶紧写下以下文字，表达我对黄先生无限的哀思与深切怀念！
初见黄先生在史语所研究室
1997年10月初的星期一上午，我不安地打了电话到史语所，请总机转接黄先生，言明希望与先生见面谈谈我的博士论文梁启超研究的心得种种。先生以慈祥的口吻表示欢迎之意，并言随时可以接见，于是相约次日（星期二）到史语所研究室聊聊。
第二天一早，我把博士论文带着造访黄先生。黄先生与我简单寒暄几句后，就立即看我的论文。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专注表情，不断地扫看内容，前面大半的篇幅他草草浏览翻过，而后当他看到我为梁启超年谱的文字做校勘时，他扬起目光看了我一下，然后徐徐道来，说他一直很服膺傅斯年先生的见解，大意是说史学研究贵在能够扩充新的材料，有了新的材料自然会有新的见解云云；对于我能够利用北大珍藏梁启超书信原件来为年谱做文字校勘工作，表示极为赞赏，但也指出我的不足在于没有进一步提出现在做这样校勘工作有何新意，怎样解释这一层意义。
由于我是北京大学古文献学专业的博士，大陆文凭在台湾还不受到承认，因此，次年我以博士论文应征台湾的私立大学任教，也只能以讲师起聘。但是，我自己心知肚明，黄先生以院士眼光对我的肯定，使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就矮人一截，尽管这所私校对我的研究置若罔闻。
10余年后，北大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主编《丁文江文集》，其中第六卷为梁氏年谱，在序言中特别声明吸收我的博士论文成果，尤其以我的校勘文字作为《梁启超年谱》的重要参考依据。去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编辑任雅君女士有鉴于近现代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新数据不断被发掘，原来以丁文江、赵丰田主编的梁氏年谱已经不敷学术研究所需，有意物色专家学者重新编纂新的一部《梁启超年谱》。任女士言透过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沈津大力推荐，专程自上海多次长途电话邀请，并亲自到成都造访，希望我能答应担任主编的工作。
回首前尘，最先肯定我的学术贡献的就是黄先生。现在，黄先生已经离我远去了，我也来不及向他道谢致意了。思之哽咽，不胜怅然！
研究二二八「姜是老的辣」
以上大略说明我与黄先生初次见面的渊源。以下我要简单谈谈我对黄先生一生学术研究贡献的认识。
黄先生以继承清代考据学的实学传统，治学严谨扎实，任何学术新见发掘，都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透过其绵密如春蚕吐丝手法，最擅长以校勘文字作为研究历史的始点。因此，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不管是古代或近代，只要经过其绣花针本领考据，大多的历史悬案皆能柳暗花明又一村，赋予新的意义。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近九十嵩寿高龄完成了学界迭所争议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如蒋渭川的历史位置、王添灯的功过与蒋介石是否为镇压的祸首，乃至于《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隐晦之处，以及彭孟缉与陈仪来往电报编序等，展读这些内容，饶富新见，创获多多。
曾经有学者表示黄先生毕竟以明清历史研究为其所擅，治近代台湾史学乃半路出家，非其当行本色，因而质疑其晚年绝笔之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专著的学术价值。当然，这种耳食之见是不值一驳的。盖史学研究贵乎贯通，缘督以为经，只要金针织法见在，绣出鸳鸯予人看是不成问题的。
谈起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一般以集合多位中研院著名学者力量专题研究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一书最为权威系统，可以作为显学代表。但个中若干观点，黄先生表示不能苟同，于是发愤以个人之力独立完成了50万言皇皇巨作《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就是以考据专长，明言沿袭清初学者黄宗羲与万斯同整理明代史料的方法，国史（包含档案）取详年月，野史（包含口述历史与回忆录）取详是非，家史取详官历，以野史家乘补档案之不足，而野史的无稽、史家的溢美，以得于档案者裁之。
记得黄先生多次向笔者提及，他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部分成果曾经送请时为副院长的刘翠溶院士看过，刘院士极表推崇，评为「姜是老的辣」。黄先生也曾经不止一次告诉笔者，他对《考证稿》成绩很表矜贵，认为恐怕是其一生最重要、最具原创性的史学专著。关于黄先生二二八研究的贡献，可参阅我在《九州岛学林》第6卷第4期（2009年冬季号）的文章〈档案与口述历史之间：口述历史与“二二八”事件研究〉，不赘述。
戊戌变法史研究「举重若轻」
其实，黄先生以史料排比校勘入手，最具典型的扛鼎力作《明实录校勘记》，已能见其端倪。接着《戊戌变法史》与《明代律例汇编》二部专著都是循此路数而展开的名作，使他得到学界的最高荣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这是他的学术生命辉煌的标志。
以戊戌变法研究为例，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自言其成绩曾受到黄先生的名作《戊戌变法史》启发颇多。而后起之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在《戊戌变法史》出版三十年后，曾经兴致勃勃到台北故宫翻检清代档案，意图找寻新的讨论题材；但他最后放弃了，说黄先生的研究把所有能够谈的问题都做完了，「连一点汤都不给我留下」。可见黄先生治学勤奋，目光如炬，其史学研究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
黄先生研究历史问题，特别重视因果关系，因此史料不足时，有时需要驰骋丰富想象力加以推论。今人讲历史想象力，但究竟有几多如黄先生竭泽而渔犹且矜慎落笔！
在过去两岸冷战时期，彼此不相往来，黄先生研究戊戌变法或有推论极多。后来两岸史料互通后，证明其推论十之八九皆正确。岂所谓「好学深思，覃思妙悟」者耶！
黄先生考据文字简洁干净，不蔓不枝，其考据的功底深厚，茅海建评为「举重若轻」，应是平实公允之论。
黄先生这几部专著，已经成为专研明清史学者必读的经典著作，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失去辉光，反倒是历久而弥新。
其于上古史研究方面，着有《中国远古史研究》、《周公孔子研究》、《武王伐纣年新考并论殷历谱的修订》，都是在七十岁退休后完成的。可见黄先生治学领域宽广，并不侑于一朝或一专题所制限。
本文初衷并非全面评价黄先生学术成就，谨藉此述怀，在此不在彼，何况新正假期，图馆休息，不及参阅群籍，贤达切勿以求全责备之。
粹然学人气象
接着，我想谈谈我对黄先生的整体印象。
前面提到我在1997年10月拜访黄先生之后，基本上就没有太多密切的往来，一则自己在工作无着而焦急奔波，二则院士时间宝贵，我实在不忍去打搅他正常的作息。
我与黄先生彼此比较亲近走动是2003年以后了。当时我正在文哲所从事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以近水楼台之便，在中研院园区经常不期而遇，黄先生很亲切问我的研究主题，说他注意到我的陈独秀研究。黄先生提及自己已经花了超过3年的时间研究二二八事件了。几度黄昏时刻相遇，两人沿着四分溪岸边小径边走边聊，谈到精彩处，黄先生的谈兴正浓，渐渐入港时，天色早已晦暗下来，才知道鸟倦归巢，也该回家了，彼此才分道扬镳，互说再见。
2004年底，我自知留在中研院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博士后出站何去何处，成为现实生活不容闪躲的严峻问题，黄先生邀请我何不与他共同把二二八事件研究写成书。这时我才知道他关于二二八事件专题已完成一半写作的篇幅，但到了晚期，为血压高所苦，每稍微认真思考用脑，血压就飙高，已经不能亲自执笔写文章了。他的意思是由他口述，我根据录音帮忙执笔完成。
跟随黄先生从事二二八研究，我的任务是先倾听其口述录音，再顺循着他的思路、观点，把史料来源出处一一找出，执笔董理成合乎史学规范的文字。他的博闻强记，对史料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真是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有几次专注听其论述，思路清晰，条理畅达，把这些录音理成文字，就是一篇又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古人言「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斯之谓欤！
黄先生有多次谈到的观点，我不明白出处，再三请教，他指明在哪一本书中会有，我一查果然如此，不禁大为倾服！尤其他几次在正式学术场合或私下陈述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必有一笔一纸，能够侃侃而谈数小时而不显任何的疲惫！有几回上午约九点多与十点之间，他一进研究室就很兴奋地向我谈到最近的新发现，我竖起耳朵恭听，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等到回过神看表时，居然超过下午两点半以后了。然后他力邀我一起到院内西餐厅点餐吃饭，意犹未尽，继续刚才的话题。
随着与黄先生相处愈来愈熟悉后，《考证稿》一书的撰写已经接近了尾声，我向黄先生提出是否可以把他个人的一生经历，尤其是学术上的创见与历程，以口述历史方式呈现，给予后辈晚生作为取法效尤。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工作在史语所，数十年如一日，不管刮风下雨，每天一早到研究室工作，既没有多彩多姿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丰功伟业，那有什么可说的」，予以婉拒。很多人功成名就，往往在其它私立学校兼课或挂职其它单位任事，领双份薪资，但像黄先生在史语所工作就是一辈子，而且数十年也只做一件事─学术研究，的确是相当罕见的。因此，黄先生可以说是纯粹学人典型，一生孜孜矻矻研究学问，不求不忮，坚持学者本分，没有旁骛涉外活动。
《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特别用一「稿」字入题，说明他的信念：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有新的史料出现校勘比对，哪怕是自己曾经觉得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也必须以史料证据为判，推翻原有的观点也在所不惜。
二二八事件研究与统独立场是密不可分的。黄先生祖籍湖南浏阳，其父黄征与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同邑，也是志同道合的维新运动健将之一。黄先生毫不讳言反对台独立场，他在书中自序开宗明义即说「二二八事件迄今仍影响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福祉」，又说「中华民国的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厘清它的真相」，可见一斑。
有一次，我问他很多人在批评其二二八研究的问题，何不为文响应。他说那些批评的文章，根本连我处理史料都没耐性看完一篇，庸辈碌碌，仅善因人成事而已，何必理他们！
今后学者对二二八事件诠释，容或因史观或立场有所不同，但想要推翻黄先生的见解，必得先要在史料上下绝大工夫，则是可以断言的。
黄先生的故去，象征以史料校勘入手作为史学研究的一个终结，至少今后几年也难得出现这样的人才！
毕生藏书「得其所哉」
2005年秋天，我应聘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
2007年7月底返台省亲。8月1日与黄先生见面，他郑重表示，高血压仍居高不下，要再写一部关于上古史的专著，似乎已经不可能了，但仍可以以二二八研究的模式完成，由他口述，我来录音整理；其二，黄先生决定将其所有藏书无条件捐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因此要我立即动手编一份目录，然后打包邮寄。经过约三个星期的时间，独力完成，二千多公斤的藏书，打包成77箱，8月25日由台北托运，9月中旬寄达川大，12月完成编目上架阅读使用。
当我把目录完成时，黄先生要我复制两份，他的意思是一份自存，一份留存史语所，一份留在川大核对寄到书籍是否完整无误。当黄先生带我去见史语所王泛森所长时，大意略言其藏书留在中研院意义不大，因为他的所有藏书，中研院图书馆都有了，但过去两岸阻隔分治不往来，他的藏书川大可能多数都没有，捐给川大也许较能发挥更大的价值。王所长表示尊重其决定，收下了一份目录。
黄夫人言凡事讲求缘份，没有我近年与黄先生相处，黄先生就不可能把所有藏书全数捐给川大了。
在打包书籍某一天，同一楼层研究室的黄进兴研究员（院士，现任史语所所长）问我黄先生书籍打算怎么处理，我略言其决定，黄研究员说「得其所哉」。我把这话转述给黄先生后没几天，所有邮寄成都的工作完成了，黄先生连说了两次「得其所哉」！
黄先生捐赠的这批书籍对川大来说，是很难得的收获。其中完整无缺的大套期刊如《大陆杂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书目季刊》、《故宫学术季刊》等，还有完整的清实录、明实录及校勘记等套书。自2007年12月开放阅览以来，负责管理图书的蒲女士曾为我言，有不少博士生与硕士生大为「惊艳」，原来他们听闻该看的书，一直都找不到，现在川大居然都有了。两年以来，没有任何一本遗失，也有不少本科生入馆阅读抄录。这是黄先生藏书「得其所哉」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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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黄先生外表尽管所谈都是学术的话题，但其内心深处是个重感情的至性中人。家中一直悬挂着董作宾先生以甲骨文字写成祝贺新婚对联。
当我清理黄先生研究室所有的收藏时，其中不乏学者名流墨宝，如戴君仁、饶宗颐、庄尚严、陈盘、台静农、劳干等先生，都是原件未曾装裱过，这些留存在其研究室抽屉内完好无损。其中最有史料价值的是傅斯年给他的一封长信（共写了四页），讨论黄先生是否留在史语所工作的问题。难怪好几次黄先生特别提到以他南方中央大学系统出身，根本不可能进入以北大为大本营阵容的史语所工作，他特别感念傅斯年先生看了他的文章后，对他的赏识提拔。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黄先生与其夫人谈恋爱的长信有厚厚数十封，按照时间年月顺序保存，一丝不苟压存在抽屉的最底层。展读内容，字体工整，笔笔不苟，文采动人，情感纯真，表现翩然男子对如花美人追求的炽烈情怀，令人动容！当我把这一发现向黄先生说，黄先生笑而不答，其夫人当场娇嗔何以几十年来她全然都不知道，嚷着要我一定立即到研究室抽屉取来看看！
2009年2月我回台北过年，其中一天去拜访黄先生，黄先生第一句话就说起夫人已经亡故数月之久了。当我现在回想起黄先生那时的简短淡淡之语，内心是无比难过的！
值得一提的，黄先生主编《大陆杂志》期刊，荟萃著名学者文章，研究室保存有厚厚一整箱学者投稿相关的亲笔信函与稿件，我在清理时也来不及细看，但我确实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与黄先生闲聊时，我表示其留存下来的信函与稿件，好整以暇，足够把《大陆杂志》好好深入列为专题研究，黄先生表示首肯。但我一直碌碌奔忙，不知所往，竟然迟迟没有动手去做！很多机会，一犹豫，就永远不再来了。伤哉！
《大陆杂志》最后虽然是以停刊收场，但名家阵容齐整坚强、刊期之久与水平之高，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值得重视。10多年前初访哈佛燕京图书馆，在阅览室架上显著位置摆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之外，另一种就是《大陆杂志》了，可见其学术价值享誉中外！
2009年7月，川大罗书记与赵副校长请我筹办西南文献研究中心，因此暑假有一个多月带领研究生到四川各档案局调研，没有时间回台北。2009年9月初，想起应该给黄先生打电话，刚接通电话，黄先生以为我回到台北，急促说你现在快过来，我有事找你很久了。我言明暑期一直为川大筹办西南文献中心而忙碌奔波，恐怕短时回不了台北。电话线那端语气难掩失望的口吻，大略说他前一阵子鼻子动了手术，所幸情况还算顺利，但还有一些书籍要捐给川大，希望我快回来处理。我一直觉得黄先生除了高血压外，他的姐姐活过100岁，兄弟也有九十多岁，身体遗传素质好，没想到那通电话竟是最后的诀别！思之黯然。
论私谊，黄先生告别式我应该参加。但以内人预产期在内日，而上月初我刚动完手术，还在卧榻疗养中，不耐长期久坐站立，只能勉强写下不成系统的文字。
此篇短文，仍不足以反映我内心悲恸于万一。敬谨表达我对黄先生奄化的深切悼念！
元月二日急就稿，三日修订，四日疗疾换药归来发自成都
后记：
这篇文字，以两个半天时间完成，当时处在情感激动的情况下，很多往事凭着记忆，不及翻检数据，如我说1997年10月初的星期二上午与黄先生初次见面，实际上，应该是7月30日才是。因为我找到了黄先生送其新作《周公孔子研究》给我，上面亲笔签名，并写下日期。这次正式出版，文字也不更动，留下当时的心情，特在此说明。
另外，我说关于黄先生二二八研究的贡献，可参阅我在《九州岛学林》第6卷第4期（2009年冬季号）的文章〈档案与口述历史之间：口述历史与“二二八”事件研究〉。其实，那是校稿的情况，最近收到印刷出版品，应该是7卷1期（2009年春季号）。
其次，昨日收到史语所秘书室林明雪女士受黄先生家属之讬的邮件，1月13日转寄来黄先生遗稿复印本，其中有给茅海建先生的信件草稿，内有言：
尊着《我史鉴注》找到了戊戌年手稿本，证实了我当年写《戊戌变法史研究》，对康有为年七十对自编年谱的题记不可信据，并且确实解决此一问题。彰健撰写《戊戌变法史研究》时，海峡两岸不能往来，根本无法利用北京故宫军机处档案，尊着《鉴注》仔细的利用档案，核对康自编年谱，在孔祥吉之后，实应以尊着此书贡献最大。
这段文字说明我的〈悼念〉文提到：
以戊戌变法研究为例，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自言其成绩曾受到黄先生的名作《戊戌变法史》启发颇多。而后起之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茅海建教授在《戊戌变法史》出版三十年后，曾经兴致勃勃到台北故宫翻检清代档案，意图找寻新的讨论题材；但他最后放弃了，说黄先生的研究把所有能够谈的问题都做完了，『连一点汤都不给我留下』。可见黄先生治学勤奋，目光如炬，其史学研究已臻出神入化的境界！
对照上引书信草稿，可以证明我的学术品评，找到了确凿的依据。至少，黄先生会同意我的判断。
2010-1-26于川大望江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