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发布时间: 2014-11-18 浏览次数: 61

                             

    为加强国内外阳明学研究,促进学术交流,2014年11月1-3日,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分两个阶段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及贵阳市修文县召开。来自瑞士、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等地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

                                              一

    11月1日,会议开幕式及第一阶段学术讨论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隆重举行,会议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张清教授主持。张清教授对到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参会领导和专家进行了介绍。

    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教授代表贵州大学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参会并致辞。宋宝安副校长说,2011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曾来到贵州大学文化书院勉学堂,参加师生读书会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传承阳明精神,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贵州大学的前身——贵山书院,就是传承了王阳明悟道和讲学的精神;贵州大学长期以来的办学历程和理念,也体现着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倪梁康教授、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分别代表会议其他联合主办方致词。倪梁康教授对于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及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介绍了自己与瑞士伯尔尼大学耿宁教授近三十年的交往及翻译耿宁教授新著《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的相关情况。陈小文先生在讲话中,介绍了著作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纳入《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出版的相关情况;表示相信,本次学术讨论会将会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能够为从西方现象学的视野来关照和推动阳明学及中国哲学研究打开一条道路。

                                               二

    本次讨论会第一场学术讨论由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陈小文先生主持,张新民教授与董平教授作主题报告。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提交会议论文“迈向艰难曲折的圣学之路——王阳明早期心路历程研究”。在大会主题报告中,张新民教授总结了阳明从早年为学立志一直到谪居龙场,其长期求道的艰苦经历、思想三变的过程,其所受词章之学、佛道二氏的影响及对于孝悌等儒学善端秉彝的体悟;指出,正是这样的艰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心性体悟方面的经验与智慧的资粮,阳明才能以其生命在百死千难中实现大彻大悟的生命突破。因此,龙场悟道是阳明一生思想变化发展的关键性转折与大分界坐标,是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的结果。
    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提交论文“良知说的新领域——读耿宁教授<人生第一等事>”。在大会主题报告中,董平教授高度评价了耿宁教授将阳明哲学引入现象学视域的意义,并指出,由于古代汉语在概念的内涵及其应用、句法结构及其意义表达等方面都与欧洲语言存在着较大差别,一些概念及其运用结果的“世界化”,会以其本体语境的“疏离化”为代价。董平教授对耿宁教授著作中文译本关于“良知”概念的疏释,提出了一些看法:汉语中知识可能指“德性之知”也可能指“闻见之知”,将良知译为“本原知识”,可能留下将“知识”理解为认知意义上的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的余地;“良知本体”实质上是良知自体,对应“良知本体”说“本原知识的本己本质”,则等于说良知的真实本质,可能使良知仅成为本原知识的真实本质的呈现方式;“从编年的角度出发”,以时间顺序梳理良知三义,可能与阳明以良知为统体整合概念稍不相应。

    董平教授报告结束后,主持人邀请中文译本翻译者倪梁康教授作了回应。学者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三

    第二场大会学术讨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林月惠教授、王庆节教授、郑朝晖教授以及王晓昕教授作了报告。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员提交论文“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发言中,林月惠研究员提出,耿宁教授对阳明三个良知概念的区分的提法虽具卓识,但在文本与义理分析上有待商榷,其“历史证明”毋宁说是阳明后学的问题意识。阳明后学的两种致良知工夫进路实则并不对立,也不以良心为主与否而区分,仅是阳明后学在第一义工夫的共同追求之下所采用的不同取径,必须相资为用,彼此辩证融合;耿宁教授强调罗洪先与聂豹之异,而力图指出其与王畿之同,认为在阳明后学中,王畿与罗洪先在思考致良知工夫上最具哲学敏锐度,而且罗洪先的思考最彻底,实践最仔细。但就“信得及见在良知”与“即用见体”来评论此三者,则罗洪先的哲学敏锐度仍不够,耿宁教授可能仍难修正学界对聂豹、罗洪先学派归属的论断。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教授提交论文“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先生的阳明学”。发言中,王庆节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与耿宁教授的现象学因缘,并解释了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对象思路与以胡塞尓、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现象学哲学的“现象”思路的区别,区分了“现象”与“现像”,疏释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提出,套用中国哲学的传统观念来说,通过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分析则走向“心的现象学”;而通过现象学的生存论分析则走向“性的现象学”,性不仅是心之本性本质,而且是生命生活活泼泼的本原状态,是“天命之谓性”。今日讲心性现象学,同时包含心的现象与性的现象。阳明哲学在这两方面兼具丰富的思想资源。若能不仅以胡塞尔心学现象学背景研究阳明学,更结合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分析,或许可以开辟更为广阔的思想天地。阳明学思想涉及了几乎所有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问题,对勘比较,必能互启互发;王庆节教授认为,从朱子的格物致知到“致良知”,阳明的“万事万物不假外求”明显是现象学思路,并就此谈论了致良知如何去致,阳明学的伦理学如何可能,阳明学的原在性和开放性等问题。
    广西大学哲学系郑朝晖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让‘良知’走向‘良言’的现象学之路——耿宁<人生第一等事>述评”。郑朝晖教授指出:耿宁教授此书希望通过现象学描述心学的本己经验而非其理论,并且尽可能通过现象学发展这种本己经验的当下意义。耿宁教授对阳明的思想发展进行发生描述,表明阳明的哲学突破都是在临界境况下获得的,且其哲学也是指向本己经验而非理论建构;对阳明的良知概念进行本质描述,在现象学意义上作出清晰说明,分疏出了三种用法,以真正理解阳明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以及关于其思想争论的根源;对阳明及其弟子、弟子之间的讲论问难进行交互描述,以见出这种活动对于实现个人伦理实践的推动;为进行阳明心学的现象学深化,补充现代经院哲学的无能为力之处进行可能描述,以“接着讲”的方式探询了八个论题。因此,耿宁教授的现象学之路,可以视为运用现象学方法,直面中国人的本己经验,用现象学语言对此经验进行清晰的语言描述,从而形成本己经验之良言。其言说执着也许是现代意义上的达摩之呼唤。
    贵阳学院王晓昕教授的大会论文及报告题目为“阳明在黔思想探析”。王晓昕教授围绕对整个阳明心学体系影响深远的“龙场悟道”、“始论知行合一”两次事件,详细讨论了阳明在黔所形成的思想。认为,阳明在此期间所经历的连续递进而又缺一不可的“悟道”、“证道”、“体道”、“弘道”四个思想环节,于此而产生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本体与工夫的确立”、“立志说”、“知行合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成圣境界”、“亲民说”六个学说,揭示出了其思想产生发展的过程与理论系统。

                                              四

    第三场大会学术讨论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刘振宁教授主持,张庆熊、张卫红、杨海文和龚小康教授作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在论文“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论熊十力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批评”及发言中,通过分析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有关《大学》的论述做出一个评注,阐述了熊十力对王阳明和朱熹有关“格物致知”解读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张庆熊教授将其与耿宁先生新书中对王阳明的“致良知”概念的阐发,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围绕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的争论,梳理了他们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同时,张庆熊教授通过熊十力王阳明“四句教”的分析,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体”的理解,而耿宁关于“本体”含义的分析恰好可以解决这一学术问题。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张卫红副教授在论文及发言“良知与自证分”中,认为唯识学第六识(意识)自证分与阳明学之作为道德意识本体的良知,在认知结构、功能、所现境界等方面颇具一致性:自证分是见相二分的来源,其证知方式是非对象化的,这与“良知与意”的认知结构和泯合能所的证知方式一致;自证分“反观觉照”的功能,既了别自体又能了别对境,良知之“觉照”也包含有证知自体与观照对境两面;意识自证分所现是一脱离分别意识的现量境,阳明学的万物一体之境也以无分别的意识作为根基。经由意识自证分诠释良知,凸显了良知是一泯合能所的清净识体,也决定了良知的呈现必是其自身的自知、自致、自我圆成,这是更高意义的主体性。

    中山大学学报杨海文编审论文为“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 杨海文编审认为,在阳明学史上以当事人及其同时代的知情人为范围,可辑出九种“四句教”文献:1.《传习录下》;2.《阳明年谱卷三》;3.《天泉证道纪》;4.《钱绪山行状》;5.《龙溪会语·东游问答》;6.《讣告同门》;7.《青原赠处》;8.《宵练匣·稽山承语》;9.《龙溪王先生传》。前六种属于当事人系列,后三种属于知情人系列。有三种辑自《王阳明全集》,四种辑自《王畿集》,显示出钱德洪、王畿在四句教的成立及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贵州大学出版社龚晓康教授提交论文“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发言中,龚晓康教授通过分析王阳明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对于当下多元文化的互动创新仍具有现实意义;并且,阳明心学在对佛道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佛道思想的发展。晚明的三教合一思潮,就是三教之间互相刺激、互相融摄的背景下形成的。这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应相互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才能实现良性互动,促进多方发展。

                                              五

    第四场大会学术讨论由中山大学李兰芬教授主持,张祥龙教授、刘海滨教授、马国君教授、廖峰副教授和张明副教授作主题发言。

    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提交论文“良知与孝悌――王阳明悟道中的亲情经验”。发言中,张祥龙教授围绕耿宁先生有关良知的第一个概念和后两个概念、特别是与第二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集中探讨“对亲属的爱”这种自然良知与致良知及良知本体的关系;认为“对亲属的”的这种爱,特别是孝悌之爱,不外在于第二个良知概念,也不可能被后两个良知概念超越,而可以、甚至就是它们的发端和导引。张教授详细分析了王阳明“与悟道相关的亲情经验”,比如龙场悟道、宸濠之变时对祖母、父亲的亲情,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阳明的思想世界中,亲情经验即为良知,良知本体离开亲情经验即无可言说,这与佛教摒弃亲情是不一样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博士在论文“‘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中,从理学工夫的角度切入阳明学,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不是理论的架构和辨析;其工夫的难点在于,起始阶段由于良知的力量不足,导致为善去恶工夫的艰难。在刘海滨博士看来,针对此问题,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龙溪之“一念自反,即得本心”是其悟前工夫,并非顿悟之事。龙溪的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但亦有属于自己的难点。“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马国君教授在论文“王阳明‘北防南化’战略思想及实践研究——以明朝边防形势变化为视野”及大会发言中,从军事学角度对王阳明展开研究。马国君教授认为,传统王朝的危机往往来自北方民族,南方危机相对较弱,明朝亦然;在明朝中后期,内政变乱,边务松弛,北方蒙古军事势力伺机南下,西南诸夷叛服不常,邻近交趾、缅甸等国骚扰边防诸多事宜,成了明廷边防之急务;面对此一局面,弘治至嘉靖间,王阳明就北部防御提出了“筹边八策”,在南方却积极主张结好土司,推行教化诸策。阳明的这些主张,不但丰富和发展了明初边防防卫思想,还为明朝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廖峰博士提交论文“王阳明与冀元亨”。在发言中,廖峰博士对王阳明、冀元亨结识的情况进行了史料钩沉,并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了研讨王阳明在历史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廖峰副博士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冀元亨最早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反映出阳明学已然对地方科举产生了影响;其二,冀元亨在下狱受难时不攀诬王阳明,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成就了生命的学问;其三,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暗,阳明晚年对中央政治彻底失望,开始了民间讲学的探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明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围绕徐爱与王阳明早期的交往展开考证,认为很多史料都记载了徐爱到过贵州,甚至谓其朝夕陪伴阳明左右,比如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中国十六纪世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王阳明》等书。但是考察徐爱本人的诗文集、王阳明本人的诗文,实际上徐爱不仅未到过贵州,还在当时去参加科举考试。史料出现这种错误,可能导致人们对王阳明年谱中某些语句的误解。徐爱虽然未到贵州,但是与黔中的阳明弟子却有一定的交往及学术交流,并为贵州阳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六

    贵州省修文县是阳明先生悟道之地,阳明文化遗址保存完好。与会其间,学者们实地考察了阳明纪念馆、阳明洞及王阳明悟道地­——玩易窝等。修文县厚重的阳明文化积淀,给学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1月2日下午,学术讨论会继续在修文县举行,由修文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刘元珍女士主持。

    首先,修文县史志办原主任夏之奎先生作“良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报告。该报告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夏先生梳理了“良知”发展渊源,认为孟子的“良知”与王阳明“良知”是不同的,进而认为王阳明的“良知”已经超越了道德层面;第二部分,夏先生认为“良知”、“致良知”是阳明文化的主导思想,贯穿了阳明心学的整个体系,认为“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是一有机统一体,不能分开,进而对学界将阳明心学分为三个阶段的提法提出了质疑;第三部分,夏先生认为“良知”是决定事务成败的标志,研究阳明文化离不开“良知”,认为“良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等。

    随后,修文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贾长远先生作“重新做起:良知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报告。报告从王阳明的经历、人类与环境变迁,人类思想发展史诸方面对王阳明“良知”思想进行了阐释。认为社会进程中,每一个人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其中人的核心价值就是“良知”,要弘扬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价值观等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用“良知”精神进行衡量,很多方面都得重新做起。

    瑞士伯尔尼大学耿宁Iso Kern教授、《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肖德生教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张祥龙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员、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陈立胜教授、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张伟副教授等先后进行了发言。耿宁先生从“良知”概念、良是本体、心是本体诸方面,从现象学的角度对阳明学心学进行了阐释,得到与会专家的好评。参会各位学者与耿宁先生就“致良知”、西方哲学,怎么从爱己到爱他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最后,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倪梁康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张清教授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认为,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得非常成功;会议讨论热烈,达成了许多共识,对于弘扬阳明文化,推动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记录、整理:廖峰、马国君、王胜军、李秋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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