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铜仁府志》十二卷，乃郡人士英所纂。士英乃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人，二十六年进士，官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知县。父宗孟，原任卫经历，以子士英贵，封知县。万历《铜仁府志》乃士英辞官返乡后所纂，考书中叙事下限均止于万历四十三年，则成书定稿亦当在是年或稍后。原本入清以来即未见黔省志乘著录，今仅台湾中央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庋有完帙，幸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悉加影印出版，遂得以回归故园本土。观其刻工墨色字样，犹是万历年间原刊之本，乃二百年来志家学者未曾经眼之书，而余曩年撰《贵州地方志考稿》，亦深以未获寓目为憾。故摩挲是书，如逢多年未见故友，快意之快，宛若登春风赏景楼台。
铜仁本思州宣慰司地，明代永乐十一年始设府，领县一，长官司五，隶贵州布政使司。而地方志乘之修纂，考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七《铜仁府形胜》，已分别引及府志及郡志，前后凡三条，则至迟弘治年间以前，已有专书记其事欤。嘉靖四年( 1525)， 郡人卢金、郑重复撰有府志六卷，稍后之万士英以为“考摭详悉，后学倚为司南”(万历《铜仁府志》卷九《人物志》“乡贤”)，或乡人记乡事，必有可观之处。而郭子章《黔记》卷十四《艺文志上》尚著录“《铜仁府志》十卷，铜仁知府闽中张锡撰，郡人进士陈扬产序”。考张氏到任知府时间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士英《铜仁府志》卷一《方舆志》载有其《拱宸楼记》并诗一首，则亦能文善诗者，非一般俗吏可比。作序之陈扬产则为当地名士珊之子，父子皆进士，时人尝为其建父子进士坊，亦有诗作见存于郭子章《黔记》卷十三《公署志上》。观其卷帙，已大增于前此所修之志，则述事必多补葺，纂修时间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张氏到任知府后未久。扬产既为其撰序，则地方贤达必多乐于助力，亦断可推而知之。最晚出者即为士英是书，然总计前后已有四次修纂，盖风气日开，人文日盛，书事记人，不可不载诸典籍，以免一方史事泯寂无闻乎？是铜仁之有志，由来已久，惟旧籍散亡，无从搜讨，明代志书仅存者，不过士英之书一部，亦流入东瀛，鲜少流传黔省。文献无征，令人叹息。即如清人如徐如澍修志，多方搜考文献，竟以为“铜自前明启宇以来，未有专乘”（刘锡荣道光《铜仁府志跋》引）。足证明代铜仁郡志晦隐既久，非特清人殊少引及，即名亦鲜为人知。见闻拘虚，未能博采，揆之古今，均无不引为恨事也。
明代贵州地方志乘，修纂者既多，亡佚者亦多。省志姑且不论，府州志今尚有传本者，不过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及士英是书寥寥三部而已。文献凋零，同归腐草，佚者固然己佚，存者则应加倍珍宝。则万历《铜仁府志》之幸存于今，岂能不谓为黔中善本乎？
士英是书，帙共十二卷，分舆地、方舆、食货、秩官、学校、祠祀、选举、兵防、人物、经略、艺文等志，经略复分体兴除、安攘两篇，则每志一卷，志亦合十二之数。体例兼取万历《贵州通志》及郭子章《黔记》之长，凡当地固有郡志，无论篇目阙失，或类次不当者，均有所补充调整。通读全书，可见巨纲细目，井然有序，酌古准今，足资法式。凡一郡之要政民风大事，大体已具录于兹篇。而设府以后之文章，甄录尤多，皆历来罕睹之作，吉光片羽，弥足珍贵。虽民间风俗甄采略嫌不足，依然难厌治史者求详求备之心，而欲研究有明一代地方史地文化，仍为案头不可不备之有用志书也。
万士英之撰是志，议论时采郭子章《黔记》之“蠙衣生曰”，子章乃江右正门重要人物，或士英之学派归属亦与其接近之乎？考志中《烈女传》，作者即以“天植其性，神牖之靈”为事论依据，又尝撰《署府事思南丞陈公去思碑》，详引知府陈以跃之说：“神矣，民心乎？予于是而知诚伪之应异也。诚则一，一则醇，醇则久而逾真，真真相感，无人不孚。伪则我先二，我二则人谁一之，久而感非其质，应非其真，相诈相虞，莫知抵极。王道本乎诚意，固非老生常谭也。”赞同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可见与子章、以跃一样，士英似亦为心学运动中之人物。而子章撰有《黔记》，士英亦纂有《铜仁府志》，或如清人章学诚所说：“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因而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老乘，亦其中之一事也”(《文史通义》卷八《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则王门后学学者未必均不留心经世，孰谓仅空谈心性耶？心学人物亦有重视史学者，斯二人皆为有力证据欤？
士英服膺心学，立论多关心风教，然撰志则强调史家“纪实”大义，以为当直承《春秋》传统。即使地方史事“行无奇异，地名不雅驯，难与名封絜长度大”(《凡例》)，因其俗不易其宜，随时之义不可不讲，然实记备书，不虚美，不隐恶，史家实录大义亦丝毫不可轻忽，否则后世君子何以详征博考。可证心学派儒家与历史派儒家并非不能合流，而义理、考据、辞章亦可完整统一。
传统史学，见诸《尚书》典谟，开首即有“曰若粤古”，或即发论之辞。《春秋左传》更假君子以评说，均早期史论之体。可见后世史家论赞之体，其所从来者久矣。以后《史记》云太史公，《汉书》曰赞，一部廿四史，纪、传、表、志之末，均各有论赞。而荀悦、袁宏前后《汉纪》、司马光《资治通鉴》，亦于载事之下，附以评断。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征引典故之后，则附以按語，均论赞之变体，因事而发论。故士英撰《铜仁府志》，远宗历代史家之义，近效郭子章《黔记》之法，或置于文中，或附于篇末，亦多以“士英曰”发论。盖随事评论，直抒胸臆，虽难免明人好作评点积习，未必符合史家尚简要旨，然理多惬当，辞亦明快，仍不失为一家之言。尤其重要者，则为针砭时弊政，关心民瘼，虽乡人论乡事，时或常情见乎辞，然并未以一人之私意为予夺，褒贬议论凛然真切而严正。至于记事载人，如“名宦政绩，必惠政沦浃，久而人思者方录；其年代久远，实政无征，及见荷帡幪，迹涉贡谀者俱不录”(《凡例》)，适可见其秉笔记事，多依准史家严正笔法，一皆以人心大道为折衷。而以心学立场撰史，痛恨势利，表彰气节，思有以激励民风习俗，重建地方社会秩序，虽为士大夫精英，终不脱离民间草根社会，读其书亦不难知之，而以为士君子统绪不绝如缕也。
方志之称名，昉于《周礼》，所谓邦国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先秦舆图与古史，皆影响方志甚深且钜，然其最终定型，仍在宋代以后。明代极重志书，虽边远如贵州，亦有大量修纂，惜亡佚既多，佳记亦少。盖考证之学未兴，辗转稗贩，疏于稽考，时移世异，遂多晦没。即在士英之书，虽稗贩之弊无多，然精审仍嫌不足，则不必为尊者讳也。通观全书，其最为有识者，则为强调“志乃史之余，所以纪实也”(《凡例》)，已开章学诚“志乃史体”、“志属信史”说之先河。具见方志即地方之史，亦国史之要删，正史之羽翼，诚如章学诚所说：“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文史通义》卷七《永清县志前列传序例》)。足证志乘之纂修，固不必蹐跼于狭隘之地理范畴，当推廓至更广大之史学世界，兹说已先萌动于明人之著述，章氏则接踵而起，发扬光大之。于是涓涓细流遂汇为大江大河，方志亦由地理附庸而蔚成独立胜国。
余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下乡瓮安鱼河，访得邑绅傅玉书《桑梓述闻》一部，读之即知泛览志乘，亦为多闻掌故之一大要津。以后遍读黔省志书，留心地志之学，以为典籍文献之存佚，或亦关系文化命脉之显晦，何能任其散亡，而不汲汲觅求欤？故于善本秘籍之重刊，尤多关心措意。晚清黎庶昌出使东瀛，搜访中土亡佚古本，汇为《古逸丛书》，厥功甚伟。倘真为笃学躬行之士，必殷然以此为洵。惜嗣后为学，泛滥无归，旁鹜日多，旧记既忘，遑论新知。而精力日衰，目视昏耗，惭已无力董理文献，每叹欲刊未刊之善本甚多，万历《铜仁府志》即为其中之一。今幸得黄君尚文，有志于古代文献整理，毅然以点校士英之书为己任，乃以日本国会图书馆所庋完帙之书为底本，同时参校书目文献出版社之影印本，终穷数年之力而得以付梓。士英书既经点校重刊，则铜仁乃至贵州人文演进史迹，必多得一可资取鉴之善本，而余多年整理珍本秘椠之心愿，亦必假年青同道之手而实现，遂应黄君屡请之盛意，略述原本大要如上，以谂世之读是书者焉。
甲午年正月廿五日谨识于筑垣花溪水心溪梦馆之得其乐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