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已刊登在《现代哲学》二零一五年第一期 总第138期/1月号 第126页至128页
2014年11月1日，由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商务印书馆学术出版中心、《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研究——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召开。来自瑞士、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提交论文20余篇。会议从现象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围绕着阳明学展开讨论。
一、现象学视野下的阳明学
浙江大学董平教授提交论文“良知说的新领域——读耿宁教授《人生第一等事》”。董平高度评价了耿宁教授将阳明哲学引入现象学视域的意义，并指出传统概念的内涵及其应用与意义表达方面与欧洲语言存在着差别，将其“世界化”会以疏离其本体语境为代价。他对译本关于“良知”概念的疏释提出商榷，认为汉语中知识可能指“德性之知”也可能指“闻见之知”，将良知译为“本原知识”，可能留下将“知识”理解为认知意义上的关于外部事物的知识的余地；另外，从编年的角度梳理良知三义，可能与阳明以良知为统体整合概念稍不相应。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王庆节教授提交论文“现象学的现象、海德格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兼论现象学家耿宁的阳明学”。发言中，王庆节解释了从笛卡尔到康德的对象思路与以胡塞尓、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现象学哲学的“现象”思路的区别，区分了“现象”与“现像”，疏释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提出，若能不仅以胡塞尔心学现象学背景研究阳明学，更结合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论分析，或许可以开辟更为广阔的思想天地。若对勘比较阳明学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问题，必能互启互发。
山东大学张祥龙教授提交论文“良知与孝悌――王阳明悟道中的亲情经验”。发言中，他围绕耿宁有关良知的第一个概念和后两个概念（特别是与第二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集中探讨“对亲属的爱”这种自然良知与致良知及良知本体的关系；认为对亲属的爱，特别是孝悌之爱，不外于第二个良知概念，也不可能被后两个良知概念超越，而可以、甚至就是它们的发端和导引。另外，他分析了王阳明“与悟道相关的亲情经验”，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在阳明的思想世界中，亲情经验即为良知，良知本体离开亲情经验即无可言说。
广西大学哲学系郑朝晖教授的报告题目为“让‘良知’走向‘良言’的现象学之路——耿宁《人生第一等事》述评”。郑朝晖认为耿宁希望通过现象学描述心学的本己经验而非其理论，并且尽可能通过现象学发展这种本己经验的当下意义。因此，耿宁的现象学之路，可视为以现象学方法直面中国人的本己经验，现象学语言对此在经验进行清晰描述，形成本己经验之良言。
二、宗教哲学视野下的阳明学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月惠研究员提交论文“耿宁对阳明后学的诠释与评价”。林月惠认为耿宁对阳三个良知概念的区分的提法虽具卓识，但在文本与义理分析上有待商榷，阳明后学的两种致良知工夫进路并不对立，也不以良心为主与否而区分；另，耿宁认为王畿与罗洪先最具哲学敏锐度，而且罗洪先思考最彻底实践最仔细，但若就“信得及见在良知”与“即用见体”来评论此三者，罗洪先的哲学敏锐度仍不够，故耿宁可能仍难修正学界传统阳明后学学派归属的论断。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在论文“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论熊十力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批评”及发言中，通过分析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有关《大学》的论述做出评注，阐述了熊十力对王阳明和朱熹有关“格物致知”的基本看法。同时，通过熊十力与耿宁对“致良知”概念的阐发，梳理了他们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另外，他还通过熊十力对“四句教”的分析，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本体”的理解，而耿宁关于“本体”含义的分析恰好可以解决这一学术问题。
贵州大学出版社龚晓康教授提交论文“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发言中，他通过分析王阳明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认为王阳明对儒释道三教的判释与抉择对于当下多元文化的互动创新仍具有现实意义。并认为阳明心学在对佛道义理进行摄取的同时，也刺激了佛道思想的发展，晚明的三教合一思潮，就是三教互相刺激、互相融摄的背景下形成的。这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应相互理解与尊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才能实现良性互动，促进多方发展。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张卫红副教授在论文及发言“良知与自证分”中，认为唯识学中第六识（意识）自证分与阳明学之作为道德意识本体的良知，在认知结构、功能、所现境界等方面颇具一致性：经由意识自证分诠释良知，凸显了良知是一泯合能所的清净识体，也决定了良知的呈现必是其自身的自知、自致、自我圆成，这是更高意义的主体性。
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海滨博士在论文“‘致’良知与‘信’良知——良知教的实修方法及其难点”中，从理学工夫的角度切入阳明学，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是实修的工夫，不是理论的架构和辨析。在他看来，王龙溪的解决办法是纯用良知，不许意识掺入；其路径是就当下一念，返照心源；其下手处和动力是对于良知的“信”。工夫路径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并将阳明学的内涵充分显发出来。“致”良知与“信”良知路径虽有所不同，但可以相资为用。
三、历史与文献脉络下的阳明学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提交会议论文“迈向艰难曲折的圣学之路——王阳明早期心路历程研究”。张新民总结了阳明从早年为学立志一直到谪居龙场的艰苦经历、思想三变的过程，其受词章之学、佛道二氏的影响及对于孝悌等的体悟；正是这样的艰苦经历积累了足够的心性体悟，阳明才能在百死千难中实现大彻大悟。因此，龙场悟道是阳明一生思想变化发展的关键性转折与大分界坐标。
贵阳学院王晓昕教授的论文及报告题目为“阳明在黔思想探析”。他围绕对整个阳明心学体系影响深远的“龙场悟道”、“知行合一”，讨论了阳明在黔所形成的思想。认为阳明在此期间所经历“悟道”、“证道”、“体道”、“弘道”四个思想环节，产生“本体与工夫的确立”、“立志说”、“知行合一”、“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成圣境界”、“亲民说”六个学说，这是其思想发展与理论系统。
中山大学学报杨海文编审论文为“阳明‘四句教’出处辑考”。他认为，在阳明学史上以当事人及其同时代的知情人为范围，可辑出九种“四句教”文献。前六种属于当事人系列，后三种属于知情人系列。有三种辑自《王阳明全集》，四种辑自《王畿集》，显示出钱德洪、王畿在四句教的成立及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马国君教授在论文“王阳明‘北防南化’战略思想及实践研究——以明朝边防形势变化为视野”发言中，从军事学角度对王阳明展开研究。认为明朝中后期，内政变乱，边务松弛，蒙古伺机南下，西南夷叛服不常，交趾、缅甸骚扰边防成了明廷边防之急务；王阳明就北部防御提出了“筹边八策”，在南方却积极主张结好土司，推行教化诸策。这些主张为边疆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廖峰博士提交论文“王阳明与冀元亨”。在发言中他对王阳明、冀元亨结识进行了钩沉，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王阳明、冀元亨和朱宸濠之间的交往，突出从历史学方面对王阳明研究的重要性。得出三个结论：其一，冀元亨最早将阳明心学运用到科举考试之中，反映出阳明学已然对地方科举产生了影响；其二，冀元亨在下狱受难时不攀诬王阳明，实践了阳明良知之学，成就了生命的学问；其三，阳明心学源于政治上的黑暗，阳明晚年对中央政治彻底失望，开始了民间讲学的探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张明副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围绕徐爱与王阳明早期的交往展开讨论，通过考察徐爱本人的诗文集、王阳明本人的诗文，证实徐爱未到过贵州。徐爱虽然未到贵州，但是与黔中的阳明弟子却有一定的交往及学术交流，并为贵州阳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最后，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倪梁康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张清教授就本次会议作了总结发言。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举行得非常成功；会议讨论热烈，达成了许多共识，对于弘扬阳明文化，推动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廖峰 李秋莎 王胜军 马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