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5日下午，受贵州大学文科讲坛2015年第11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山论坛”第92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溪山论道”第43期共同邀请，安徽大学资深教授钱耕森先生在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主讲“‘大道和生学’内涵概要及其创立因缘”的学术讲座。

    讲座由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及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共同承办，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罗同兵博士主持，中国文化书院研究人员及我校研究生、本科生近百人参加。 

    讲座中，钱耕森先生指出：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和平进程，今年又是抗战胜利70周年。自己在十几年前第一次提出“大道和生学”理论，认为，“和”就是天下之大道，讲究人人平等。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印度时，也将“和”理解为“天下之大道”。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和”的理念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钱耕森先生认为，“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名著《史记》中，明确讲到了国家之间“和合”的关系；中华文化的始祖尧帝和黄帝之间就是“和”的关系；中华民族的和传统与中华民族的性质相符合，“和”文化理念是与生俱来的；中华民族从来就爱好和平，“和”的目的是万国安宁，也就是和兴万邦。 

    从思想史的演变角度看，西周末代天子周幽王的太史——史伯，开创了“和生学”。根据研究，周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郑桓公任司徒。史伯在与他讨论西周的命运时，最早提出了著名的“和实生物”说，回答了万物是如何产生的这一哲学问题。概括称之，即为“和生学”。

    史伯的思想论断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春秋初期，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管子受到“和生”思想的影响，明确提出：“和乃生，不和不生”；二百多年后，中国文化的两位代表人物——老子和孔子，也在继承史伯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孔子传承了史伯的“和同之辨”，并将其发展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老子的贡献，在于最终建成了源于史伯的“和生万物”说，并创建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博大精深的形而上学体系，即“道生万物”说，或“大道和生万物”说。简而言之，即为“大道和生说”。

    “和”，主张以和平、和谐的方式去谋求发生与发展，反对以争斗、暴力、战争去解决问题，是为可持续发展。该说主张，“道”为天下之母，是事物的源泉；“和”作为天下之大道，代表万事万物的规律；道有系统的体系，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感情上，是人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人的感情的最好寄托，与万物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是世界万物产生的源泉。 

    在其中，“大”即是“道”，“平”就是平衡；平衡就是“和谐”，和谐产生万事万物；和能生万物，不和则不能生。在上述两点中，第一点是阴，第二点是阳。老子继承史伯的观点并得以具体应用，庄子则认为阴阳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两则结合得以生万物；“和”不是简单的总加，而是阴阳交通得到；这并非信仰问题，而是“纪”的问题；“纪”就是“纲”，也就是规律，将阴阳结合提升到规律的高度；将阴阳二气提升到了“纲”、“纪”的高度，是庄子对世界的贡献；保持融合的态度，“和”的高度保持了，就得到“大道和生”的宗旨；“和”，则得以生万物，不“和”，则不能生万物；“和”则产生正能量，不“和”则产生负能量。因此，“和生万物”是一种正能量。

    “大道和生学”的意义，可概括为和谐性、时代性、科学性，符合客观规律。它不仅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人类社会也普遍存在，揭示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核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观、教育观、健康观、幸福观和道德观。因此，“大道和生”用以刻画和谐，在当今弘扬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得以使用，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高度的评价，具有很高的国际价值。 

 

文：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图：张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