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教授。 兼职贵州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主编《天柱文书》，整理古籍近10种。
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
——答《贵州都市报》记者问
受访者：张新民
记者：苏畅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原载于《贵州都市报·小舒周刊》（2015年7月28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乙巳
耶稣2015年7月28日
一、痴迷书籍是一种忘人忘己的境界
苏畅：张老师好！我们之间其实毫无交集，但是我看过很多对您的采访，而我的很多朋友对您推崇备至。在朋友们对您的介绍中，我记住了两个描述，一是“特别特别学术”，二是“特别特别近视”。我的视力一直挺好，本来很得意，后来发现但凡有学问读书多的人——尤其是“特别特别学术”的人，大多很难保持好视力。更有意思的发现是，又正是因为视力不好，这一类人好像也就更少对花花世界左顾右盼，可以更安于呆在书斋里，一根筋地扎在学问以及相应的研究和思考中——当然，随着手机阅读的普及，很多没学问的人也近视了，这个姑且不计。在我看来，学术研究这件事很苦，也很神秘。所以想听您说说，您在学术研究中体会到的苦与乐各是什么？除了近视，还有什么是学者这个群体容易患上的，可治和没治的“职业病”？
张新民：“特别特别学术”岜敢，“特别特别近视”到是真的。其实不仅是“近视”，根本就是“半瞎”，只能说比“盲人”稍好一点。1984年到上海做视网膜剥离手术，出院时医生就郑重劝告：“必须立即改行，不能做任何文字工作。”但是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好像是跟医生“对着干”，每天看书写作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眼睛倒是越来越来坏，文字工作却从来没有停止。所以我常开玩笑说：“除了天命，什么都不要相信——尤其是医生。”“知天命”是孔子五十岁才有的境界，不想眼睛“瞎”也让我很早就获得了一个补尝性的礼物——“知天命”。
其实父母给我的本来是双好眼睛，年青时还有人劝我去考飞行员呢!是我自己胡乱读书给弄坏了，主要是下乡时在煤油灯下拼命看书，总想把白天干活的时间补回来，结果一直到今天，学问没有做出来，样子却让人以为读书多。这是“半盲半视”给人造成的错觉，好像读书多就一定戴眼镜似的。视力的好坏根本就不是学问大小的先决条件，否则一看见戴眼镜的人就跑去请教学问，往往不是碰钉子就是闹笑话，较诸“以貌取人”又凭空多了一个“以镜取人”的笑料。
不过，经常闹笑话的倒是我自己，走在街上与人打招呼，往往错认“张三”为“李四”；一人去挤公交车，经常把l0元当成1元钱扔到收费箱去；最近家中干了30年的洗碗“职业”也给开销了，因为“从来”就洗不干净。但了解我视力不好的人，大多能善解人意，“宽大”我所犯的错误；我也以视力不好为托词，尽量少做应酬周旋的事。视力不好已成了我的挡箭牌，让我更好地躲进自己的书籍世界，自由自在读我想读的书，写我想写的文章。
真正的读书人都会“痴书”，从年青时见书就买，现在将近200平米的住房，几乎全用来做堆书之用了。老伴时常会半生气地教训说：“除了厨房和厕所，你看还有什么地方不堆书。”“痴书”久了人也会变成“痴人”，一次拿着伞去还我所供职的书院，半路下雨了却不知道撑开遮雨，熟人看见了很惊讶，问为什么不打伞，我才突然明白原来还公家的伞也可以临时用来为私人遮雨，否则就不会弄得自己满身雨水。回到家还说童书业在校园散步却找不到自己就在校园附近的家，想为自己解嘲，不想事情早已变成掌故风传校园，大家都以为比童书业更搞笑。“痴”是不是学者的“职业病”我不知道，但从《史记》到《世说新语》到《红楼梦》一路读下来，你就会发现从古至今都有一个“痴人”的世界，他们“痴书”、“痴情”、“痴义”、“痴价值”、“痴理想”，即使别人认为他们是“痴人说梦”，他们也心甘情愿地一“痴”到底。
谈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说不辛苦，但也其乐无穷，令人万分痴迷。鲁迅说嗜好读书就像天天打牌一样，真正的目的不在嬴钱而在有趣。读书是这样，学术研究更是这样，只有完全脱去功利的羁绊，真正浸入认知的妙境中，苦就统统转化为乐，乐也成为苦乐一体的“大乐”了。这就好像孤身一人，层层拾级登上凌云绝顶，凭空俯瞰天下美景，胸内尘埃一概洗尽，人便步入了忘人忘己的妙乐至境。法国学者梅里特认为即使“征服全世界，也抵不上一个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所尝到的那种快乐”。每一个在学术的精神天地遨游的人，都会知道他说的话决非一时偶然的虚语。
当然，学术研究的乐趣主要在于认知和发现，但认知和发现依然离不开读书，“痴迷”书籍的世界其实就是“痴迷”学术的世界。陆游曾有诗说：“读书有味身忘老，病需书卷作良医。”借用他的说法，我想我和大多数学人一样，不仅不想治好自己“痴迷”已久的“职业病”，反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忘老”、“防病”。防什么病？当然是俗气之病，浅薄之病，人云亦云之病，否则便谈不上自己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至于你所说的“神秘”，那倒大可不必，因为知识的大门为人人敞开，人人均可以进去。但却应该“敬畏”，因为能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并不多，我们当然应该佩服那些真走进去走到底的人。敬畏就是佩服感的升华，我们没有理由不敬畏那些为学术献身的人。
二、真正的学者需要锻炼旁观的智慧
苏畅：刚才说近视只是个玩笑，其实我是想问作为一个学者看世界的方式。我的职业是记者，这个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对当下的外部世界保持着敏锐观察和迅速反应的人；我的朋友中又有不少艺术家，他们更容易沉溺在自己的内心，用想象力和自己的艺术语言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至于学者又不大一样，既需要用谨慎求实的态度面对一个客观世界，而那个世界，又可能既不是当下那个近在身边的，也不是内心那个自说自话的，而是需要穿过时空隧道方能探问的，显得幽深、模糊、山高路远曲高和寡的。那个世界这样晦暗艰深，一旦一头扎进，难免忽略眼下——我认识的很多做学问厉害的人，对现实世界和世俗规则好像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视而不见”，某种风格的“呆萌”，这个现象您怎么看？您也会在日常的生活琐事上很“低能”吗？
张新民：学者观察世界的方式，当然有别于记者和艺术家，但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相同之处也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是是学者必须谨慎地守着他的学术纪律，严格地按照论证的逻辑程序一层一层地阐述或宣讲，即使中间可以容许必要的推测或想象力，但也必须满足事实结果的真与学理的自我圆足两个条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任何学者都必须从事大量材料取证的工作，材料取证到手后，又有一系列的分析归纳方法要做，最后则按照逻辑程序一步一步地整理成文，中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取巧的方法可省。这当然也可看成是一种“表幽阐微”的工作，它要抗拒的正是人类社会经常出现的的记忆遗忘——譬如我们今天就遗忘了不少抗战史实，“文革”长期不研究也难免同样的命运，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有责任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就是还原真理本来应该有的“真”。因此，学者与记者一样，也需要对世界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能力，只是他们还要将眼光延伸至遥远的古代，在现实世界与古代世界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便对他们研究的对象做出合理正确的解释。任行严谨的学者都必须具备求真的精神，但未必就不可以像艺术家那样发挥想象，合理的想象力的发挥乃是创造性工作的灵思源泉，真理的诗意化表达，价值的艺术化传递，都在一定程度为有生命的学术所允许。只是最后仍必须经过小心谨慎的求证，证伪作为可能永远都必须无限开放。
真正拥有真知灼见的人文学者，他一方面应该遨游在思想的天地中，好似乘风御云的仙人，一方面又必须扎根在坚实的大地上，犹如田间地头耕耘劳作的农夫。他既要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永远不丧失自己的批判精神，又要积极勇敢地投入现实世界，了解一个时代气运升降转移的节律。这是与现实世界不即不离的一种关系，太近太远都不利于观察，观察永远都为睿智的学者所必须。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说要煅炼“隔离”的智慧，显得太消极；我近年主张“旁观”的智慧，稍有一点积极。“旁观”主要取意《周易》的“观卦”，老子也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观复”也是培养“旁观”智慧的一种方法，譬如朱熹便强调“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万物在生生不已、变化无穷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曲线循环运动的特点。任何一个时间上持续发展着的终点，本质上都是存在本身重新展开发展的起点。《周易·系辞传》有“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苏东坡也强调：“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一切都必须因时顺运地谋求发展变化，显然都能给予我们很好的方法论提示。概括地说，“旁观者清”才能更好地煅炼我们的观察睿智，培养我们的学术批判精神。二三好友讲学论道于山间林下，洞观世态炎凉变化，相忘于空闲寂寞，才是我真正的价值向往。
与现实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当然就会对某些世俗现象“视而不见”，也就是你所说的“呆萌”或“低能”。譬如我就从不喜欢去超市，经常是站在门外等老伴。别人津津乐道的市场物价，我真可说是一无所知。八十年代末物价疯涨，几位武汉大学的朋友闲聊时，问我贵阳鸡蛋的价格，我随口报了个价，回到家却被“臭骂”了一顿，原来是错将70年代的价搬到了80年代，让别人误认为贵阳生活最“小康”了。2002年离开师大到贵大，校内有老师叹息说：“可惜学校最后一个书呆子走了。”“书呆子”换个说法就是“迂阔”，在当时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只能是“另类”。
三、我们是没有太多考试记忆的一代人
苏畅：您从1985硕士毕业，然后就开始在高校工作，从贵州师范大学到贵州大学。我还记得1980年代，一个家庭出一个大学生就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谈恋爱选择对象都是大学生优先的。我一个师兄当年从贵州盘县农村考进上海复旦，据说整个村子都杀猪宰羊，敲锣打鼓地送他出省求学。您在1985年就硕士毕业了，更是货真价实的天子骄子。我想起我的读书时代，平常很难拿到第一，但每逢大考便“如有神助”，基本属于应试教育培养下的“超能牌”考试机器。您当学生的时候，一直都是好学生吗，还是像我一样关键时刻总有超常发挥的“临门一脚”？从事学术研究是您的天性爱好使然，还是不断“被安排”的结果？当老师多年，在您的经验里，有没有区别“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准，怎样的学生是您私心里最喜欢的？
张新民：我其实应该是1984年毕业，眼睛手术又多拖了一年。那时候贵阳人口少，考上研究生好像全城都知道似的。读研究生时并没有上什么课，完全靠自修阅读，整天在图书馆泡，除了睡觉几乎全部时间都在读书。撰写毕业论文时问应达到什么水平，回答是至少副教授水平。80年代初期你知道大学有多少副教授吗？恐怕整个学校屈手也不能满数。不上课也就没有什么严格的考试，自由地阅读真是人生最惬意的事。这种不严格考试的做法还可追溯到“文革”前，因为那时“政治挂帅”主宰了一切，成绩好不好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考试——包括为数不少的开卷考试——之简单总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偷看“闲书”反而让人更感到乐趣。因而我一生没有太多的考试记忆，反而是到处找书看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从事学术研究当然有“天性”的原因，因为除了读书之外我实在找不出自己有什么其他长处。然而命运的“安排”也很重要，因为它总是以“召唤”的方式引领我向前。短期看好像总是自己在选择人生，终极地看则一切都归于宿命。历史的可能性只在事件刚发生时如潮水般涌来，事件结束潮水退去则一切都归于宿命。这样说并非要否定人的主体积极性，而是说人在积极努力的同时，也要知道生命的局限和世事的无常，只问自己是不是真正耕耘劳作了，是否有收获则大可不必计较。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强调“为己之学”的重要，一切都以生命价值的充分展开和实现为转移，满脑子功利的学生总是会受到我的呵斥，或者干脆就拒之于门外。
四、学风的好坏是社会好坏的晴雨表
苏畅：您在高校念书和任教的近四十年，中国的高校经历了并轨制招生、高校扩招等改革，精神气质和社会形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直到我念大学的1990年代中期，大学还是被当作“象牙塔”看待的，只是已经在市场经济的八面来风之下有点摇摇欲坠。到现在，大学从办学理念、教学方式、招生状况、精神气质，到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和当年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作为几十年中国高校变革的亲历者，您对高校的认识是怎样的？我很想听听当年你在大学念书时那些让您记忆深刻的场景，以及如今在高校里生活和工作的您，对于当下高校的体会和认识。
张新民：1980年代初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人心民意都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的上升期。政治的冰川期解冻了，春天的气息到处都可以触摸到。大学完全没有功利意识，学术的氛围四处弥漫。我读的专业就招了我一个人，简直就是“独生子女”，全校文科研究生寥寥数人，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前辈学者的告诫是五十岁以前尽量少发表文章，否则即使顾颉刚(我的老师的老师)那样的大师也会后悔自己的少年之作。我们心中的楷模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一流的大师，一心一意想走乾嘉考据学的路子，除了硬功夫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其他投机的路径可走。毕业答辩时由于只有一个人，文科师生很多都跑来听，地点选在可以全程录像的电教室，室内黑压压地拥满了人。时间则从下午2点折腾到5点半，根本就与现在有些高校一天就答辩二、三十人不可同日而语。后来碰到前来助威的朋友，偶尔也会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以为我答辫时左右逢源、应对自如，实则我浑身紧张、汗透衣衫。三年读书写了近百万字的东西，还惶恐得以为根本就没有进入学术的大门。
大学本来是坚守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最高殿堂，但在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已褪变成了产品加工厂。不仅论文、著作变成了可以用分值来计算考核的货物，甚至学生也成了可以用同样知识加工复制的产品。更严重的是学校变为行政衙门，依靠行政命令办学，根本就没有民主讨论的学风。学术不能高于政治，超越权力，反而受到政治的压抑，权力的捆绑，不仅学术本身难以繁荣，即人格精神也逐渐萎缩，伤害的不仅是正在成长的青年学生，而且更危及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
学校的学风要由学术来体现，学术代表了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学风是学术的外在感性显现，明显具有社会化特征。无论古今中外，学风都是社会的清流，即使古代动乱年代也少有例外。学风不能迎合或讨好世风，反而应引导或批判世风。学风好坏是国家好坏的晴雨表，集中体现了民族集体高层心灵的显意识。学风宁静淡定，世风再功利再浮躁，就像茫茫一片沙漠，仍有绿洲可供栖息。人格品性的成长发育是需要环境来配合的，学风和世风的醇正就是酿造美好人格品性的发酵剂。现在学风跟着世风一起坏掉，高校繁荣的背后深藏着危机。重建高校的学风，实际就是重建社会的希望，否则民族创造性的生机终会枯萎，国家刚健有力的气象必将窒息。
五、智慧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苏畅：我采访之前恶补有关您的资料，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水江文书”。先从您的话里“揩油”，生搬几句来给和我一样的“学术盲”读者进行“扫盲教育”——清水江文书，是指广泛遗存于黔东南州清水江流域地区的民间乡土文献，以苗、侗两族为主，以汉文记载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涉及到的契约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前的五六百年间，它们被当地乡民世代使用、保管、珍藏、传承，分散在各个自然村落。在您诸多的学术成就中单挑“清水江文书”来向您请教，不止因为它极高的学术价值，也不止因为您是贵州大学“清水江文书国家重大社科课题”的首席专家，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它是“文书”——我是靠码字为生的人，对与文字有关的东西更为敏感和好奇。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概是写作者的最高理想，不过世界上的事总是越刻意越未遂。倒是“请水江文书”，以一种民间“应用文”的形式，自然流传，却被村落中的乡民使用和珍存数百年，这样的时光穿越能力，世间多少才华横溢或思想深刻的文字都无法企及。您经常和这些穿越时光的文字为伴，会对当下活跃在互联网上的、鲜活躁动又未经沉淀的文字保持本能的距离，甚至有那么一点点瞧不上眼吗？假如您不上微信，也不大上网闲逛，那么一个学者所固守的表达方式，是否就更难被大众接受，导致普通人更难分享到学术中的知识和趣味？
张新民：其实，研究清水江文书是我意外闯进的一个学术领域。2002年调入贵州大学后，由于各种偶然的机缘，我才得知清水江流域遗存有大量民间契约文书，数量之丰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媲美，但如不及时抢救整理，完全有可能散佚流失。或许出于内在不安难忍之情，或许来自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职业判断，便主动自觉地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抢救保护，精力投入其中不知不觉已有十多年。好几位北京、上海的学界朋友批评我，说为什么要放弃原来已有成就的专长，去另起炉灶研究什么文书；我自己面对好几部写了一半就放弃的书稿，也真不免有些黯然神伤。好在我们洋洋22巨册的《天柱文书》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从中受益的海内学者人数已越来越多，十多年的心血精力似乎已有了补偿。前面说到“天命”的召唤就是最好的命运安排，其实“天命”的召唤就是心灵的召唤，我只能毫不犹豫地跟着它的呼唤走，一刻也不敢停息踏在路上的步脚。
民间契约文书是乡民社会生活的原始实录，乡土中国人际交往的文本大宗。每一份文书后面都有一个活生生的的故事，牵联家庭，关涉村落，合起来则为族群集体共同的记忆，显示了活生生的乡村文化历史。因而我称它们是“活”材料而非“死”材料，是家族兴衰历史颇有生命气息的实物见证，当然也折射出一个时代变迁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生活极为珍贵的民间记忆遗产。
如同考古学者发掘文物遗址，还原历史的真实乃是必须的工作一样，研读文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还原历史固有的真实。表面看文书都很琐碎枯燥，但一旦从中了解到乡土中国的真实，梳理出乡土社会知识与价值的系谱，又会感到乐趣无穷。或许有人会问如何还原历史的真实呢？我想一方面要找到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散见的点联成有知识逻辑关系的线，然后又将线联成有完整人物故事的面；一方面则要开展田野调查，接触乡民活生生的故事记忆，以田野资料与文书资料互证互印，最后才能还原活生生的历史真实。这当然是一种极为有趣的学术工作，但与其他任何建设性的事业一样，前提仍是必须付出大量的心智劳作，当然远非互联网上轻松的点击可比。这当然并非认为不能利用互联网，互联网的确也是了解社会风气变化的晴雨表。但网上的知识大多是碎片化的，即兴发挥而较少严密逻辑论正的，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信息。整天“泡”里面只会使头脑简单，丧失了思考复杂社会人生问题的智慧能力。
任何学术工作都是一种艰辛严谨的劳作，必须形成完整系统的知识，当然就很难变成消费文字快速地传播。所以我经常告诫学生：甘于寂寞，守住边缘。一切消费的文字，不管它采用什么形式，网络也好，微信也好，都像大海喧嚣的浪花一样，虽然光彩耀眼一时，却来得快去得也快，最终仍会归于消歇沉寂。而严谨的学术或思想性的文字，静静地躺在大海的深处，并不像浪花那样汲汲于自我表暴，也不制造五光十色的幻象泡沫，尽管从来少人欣赏问津，却永远难以消逝毁灭。
上网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微信更能迅速有效地传播信息，我也尽可能地分享它的高效，当然不会反对它的存在。只是不愿意被它淹死，更不想讨好迎合大众，希望淡泊宁静地过好边缘化的人生。严格地说，信息可以摈弃，知识能够解构，只有智慧才与人生永远同在。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本体智慧，决非任何外部强力能够夺走。智慧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分享智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智慧的大门为每一个普通人敞开，它永远与人类的命运共在共存。
六、缺乏历史记忆的生命只会一片苍白
苏畅：您的专业是历史。学生时代我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解就是死记硬背，完全体会不到乐趣和意义，上大学时报考历史系同学也少，属于挺冷门的学科。但近些年历史突然成了一个很潮的东西——很多历史书籍都太好看，自从既精通历史又擅长文字的黄仁宇们出现，我就彻底灭了当作家的念头；而很多影视历史剧又太“八卦”太“有戏”，让拥有娱乐精神的老少观众简直不能拒绝。作为历史学家，您觉得历史到底是个怎样的学科？研究历史越久，您觉得历史的真相是变得越清晰还是越深不可测，让您越发迷恋还是越发头疼？说历史，其实就是说时间，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历史，是否让您对时间渐渐拥有了另一种概念和体验？
张新民：刚才提到学术成果如何为大众接受的问题，我的想法其实是区分层次和分别对待。譬如高深的学术就必须遵守高深学术的研究规律，通俗知识则有通俗知识的写作原则，娱乐文化又有娱乐文化的消遣方法，它们分别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不能“拉郎配”式地强行结婚，否则不仅生不出“宁罄儿”，反而会导致秩序的错位或紊乱，搞得各行各业一困糟。社会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结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本来就可以并行不悖，怕就怕非牛非马弄出个奇形怪胎。同样地，写正经历史就写正经历史，“正史”变成“戏说”只能令人看后喷饭；“八卦”“戏说”就是“八卦”“戏说，僭越“正史”的美名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历史上《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就区分得很清楚，谁也不会将“正史”当“演义”，或者将“演义”当“正史”。二者都有不同的读者群，正好针对不同的社会阅读需要；譬如我少年时代好读《三国演义》，现在则更喜欢《三国志》，即使个人也有阅读需要的变化，根本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因为复杂历史的研究只是少数人才能从事的专业；但却可以要求人人都是艺术欣赏家，因为艺术作品的直观品鉴能力为每一个人所具有。就像刚才提到的清水江两岸的乡民，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家族村寨的生动故事，却未必就能研究自己的历史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品尝“戏说”历史的电视戏，却未必都能知道“戏说”背后固有的历史真实。但“戏说”毕竟以基本的历史事实为基础，无论装进多少文学的“水分”，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历史常识，而显得太荒唐太不靠谱。譬如让汉人穿唐装或唐人穿汉装，诸葛亮看线线书或朱元璋批竹简……闹出的笑话虽稍逊于让拿破伦穿马卦或康熙皇帝穿西装，到撒哈拉大沙漠去滑雪或到喜马拉雅山脉去找沙漠，但也出格得恍如看西洋镜，自己都变形得不是自己了。可见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虽不是一回事，但也未必只会冲突不能统一，既能提供美感享受又能普及历史知识的影视历史剧，我想才是经典的传世的一流好作品。
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本质上也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无论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大书深刻的“认识你自己”(Knowyourself)，抑或中国先秦老子所强调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都无不指明了人类自我了解和自我战胜的重要。但与动物永远都处于自然状况，只有自然演化史而无文化发展史不同，人从来都是历史中的人——在历史中创造，在历史中发明，在历史中发展，在历史中进步——历史充满了奇谲的变数，饱含着诡异的冲突，演绎了无数的悲欢离合，点缀了层出不尽的诗化作品，不仅研究对象远较有定律有规则的自然世界复杂，而且充满了无尽的妙乐真趣。历史幽深曲折的通道上堆满了认知的问题，问题的谱系链条逼着人一个个案接着一个个案地探索，旧问题才解决新问题又迎面袭来，犹如“人在山阴道上行，美景目不暇接”，最终长时段变迁的历史真相会从大地的幽深处豁然现身，甚至现实世畀的来龙去脉也会因历史的比照而显得一清二楚，当然就会有发现美渊新大陆般的兴奋。历史从来都是涵养智慧的重要经验资源而决非人的精神负担，毫无历史感的人只能表现出生命的肤浅、空虚和苍白。人不仅要认识自己所身处的世界，而且更要认识人自己。认识人自己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了解人自身的历史。读史使人明智显然并非虚语，历史智慧的蓄积会使一个民族变得更加成熟和伟大。
历史的智慧当然也是一种时间的智慧。这里的时间虽然仍依托于纯粹自然的时间，但已有了人文化的历史意义，因而必须以人文化的方式来客观记年。人文化的时间积淀了人类无数的经验事实，充满了价值与意义，与人的生命创造活动合为一体。人有了丰富的历史感，就好像存在的时间空间都在扩大。无数古人的生命会与自己的生命已汇成一个连续的生命整体，有古有今长程变化发展的生命大流必然会使人活得更充实。屹立在历史文化上之的一切生命，都因与自己的生命发生关联而显得意义无穷。人如果只活在现实中，只有一个狭小的现实天地，人类历史完全萎缩为异己的存在，时间只有当下的即来即逝的意义，生命当然只会一片苍白，存在也毫无希望，人便会产生严重的异化问题，不能不退堕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意义上的“单面人”。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那就尽量扩大领悟与体会的存在空间吧!
责任编辑：葛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