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书院“‘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学术座谈会举行

发布时间: 2016-04-14 浏览次数: 376

    2016年4月8日晚19时,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山论坛”第98期——“‘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学术座谈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如期举行。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6所本地高校的30余名教师及200余名学生,来自政府行政部门的文化爱好者参与。此外,恰逢在贵州大学参加其它会议的云南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省外学者,以及安顺、修文等地的文化学者亦闻讯“不请自来”,共同参与论坛讨论。

    座谈会由贵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兼职副研究员王进博士担任主持人,由专题发言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组成。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仁厚、贵州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庄勇、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张清及副院长刘振宁、罗同兵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伊始,主题发起人王进副教授对座谈会的缘起进行了说明。他说,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基层建设中,乡贤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作用却逐渐式微。与之伴随的是,尽管乡村经济发展,却面临着风气偷薄、伦常失序等诸多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乡村建设的重大课题。不久前公布的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通过培育“新乡贤文化”以建设“美丽乡村”。至此,具有悠久历史的乡贤文化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因深感“新乡贤文化”的重要及对乡村现状的忧虑,所以建议发起此次学术座谈会,邀请贵州高校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拟通过跨校跨学科的方式深入推进对此问题的思考。

    在专题发言部分,贵州省儒学会会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等七位专家作为主讲来宾作专题发言。

张新民教授发言

    专题发言中,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张新民教授依据儒学传统对历史上的乡贤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人生没有道德便无意义,乡贤正是农村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两汉时乡贤始立传,各地兴建乡贤祠。乡贤与乡村建设在古代始终融为一体,作为乡村楷模的乡贤是古典时期的重要力量,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同程度上依靠贤达通过德行、文教对乡村施加影响,他们代表了政治秩序以外的文化秩序,名宦与乡贤构成了乡村完整的意义世界。五四以后家族消解,国家中央权力侵入地方导致社会中仅存政治秩序。现在,逐渐将属于乡村的还予乡村。但由于多年的政治惯性,以及传统文化的凋零,地方贤达一时间难以培养与恢复。恢复乡村秩序一定要恢复传统文化,一定要恢复乡贤。乡贤在古代是由一套完整的体系支撑的,不建成这样的体系,就难以恢复乡贤体制。

    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兆霞教授介绍了“反贫困视野中的‘新乡贤文化’与农村建设”。她认为:“我国自八十年代开始正视反贫困问题,一开始的目标在于解决温饱和发展商品经济,自1997年向非经济领域寻求扶贫路向。中国的扶贫重点始终在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对之进行经济、政治建设。”孙教授强调:“在反贫困事业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有力保障,其高效性得到了充分证明。”

孙兆霞教授发言

    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胡芳副教授以“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建设”为题介绍了党对乡村建设的政策与调整。她说:“早期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农民是散漫的代表;以张国焘为代表,认为农民是绿林流寇。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农民并非东方文化主义,他们亦反对东方文化主义。中国共产党吸收农民入党,向农民宣传新文化的同时积极建设农村经济。在现当代,解决农民问题离不开党政力量的发挥。”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良灿教授认为中国乡村治理有四次转型。他说:“封建时代乡村实行自治,由乡绅阶层带领,这是建立在伦理制度之上的策略。民国年间实施专政吏治,大规模掠取乡村资源。建国以后实行单轨治理,政治力量进入农村,然而农业税的废除使重构乡村关系颇为重要。”

座谈会现场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罗同兵副教授疏理了民国儒生梁漱溟的乡村治理经验。他介绍道:“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受到英国乡村模式的影响,其目标在于乡村的开化。梁漱溟认为乡村文化的破坏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成功。”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宋君修老师在形而上学层面对乡村建设理念展开追问。他说:“重提新乡贤,首在正名。‘贤’的原初含义是有德有才之士,而‘绅’是地方上有权有地位的人,在古典语境中有君子之义,然而其现代意义已经被污染与扭曲。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绅、贤、士之间与乡的关联,而与城市无关。”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叶成勇副教授立足于地方具体情况,谈论了贵州的乡贤,并认为在新乡贤文化建设上贵州应强调区域性及本地适应性,注重贵州多民族地区的特点。

自由发言

    主讲嘉宾专题发言后,座谈会进入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人员积极踊跃发言讨论,场面热烈。

    一位来自政府部门的文化爱好者认为,现代治理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对那种以乡贤取代基层自治的方案假设需要谨慎对待。另有学生质疑道:“乡贤与封建王权联系紧密,是皇权统治的工具,借鉴这种落后的历史有没有必要?”针对这一问题,张新民教授意味深长地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晚清重臣张之洞自小在贵州兴义府长大,他曾经随更夫在兴义城中打更。彼时三、四更天,张之洞要走遍全城敲锣报时。然而,他并不是催促人们起床工作,而是提醒满城尚在夜学苦读的读书人与辛勤工作的织妇该休息了”。

    贵州大学杨仁厚教授、学者李天翼,以及来自省政府的苏华博士和省委党校文史部张九光博士等人先后发表了自己对乡贤文化的看法。花溪区久安乡党委书记赵蓉介绍了久安乡恢复乡贤文化的举措,来自修文县阳明文化中心的谌乂源介绍了自己驻村工作期间开展孝道文化的系列活动。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持续三个半小时,场面热烈有序。尽管时间已近深夜11点,大家依然兴致盎然,言犹未尽。一位听讲的学生感慨地说,尽管听了许多讲座,也旁听过许多学术会议,但只有这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启发了我的思考。希望这样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关怀的活动多多举行。另外一位学生则说,我来自乡村,对乡村的现状也颇为忧虑,但对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却一片茫然,所以我参加了这次论坛。论坛给我许多启发思考,同时我也对教授们关怀现实的情怀所深深打动。此外我也明白一个道理:理论与现实密不可分,要真正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必须要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仅凭一腔热情去关注现实远远不够,从此以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

 

图文提供: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研究生 汤伟 赵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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