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9日下午，由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贵州大学文科讲坛2016年第4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贵山论坛第99期）、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阳明大讲坛2016年第2期）、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溪山论道第50期）以及贵州大学-孔学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王阳明、阳明后学江南遗迹调查与当下讲学讲会、文化旅游之关系”学术讲座在中国文化书院勉学堂举行。

    著名学者、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钱明先生担任本次讲座的主讲人。贵州大学校长助理、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教授主持讲座。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常务副院长、贵州大学-孔学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张清，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刘振宁，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贵州大学-孔学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院长助理陈艳波，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师邓国元、栾成斌博士，修文县阳明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特聘研究员杨德俊先生，以及我校人文学院、阳明学院的150余名本科生、硕士生共同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钱明教授对多年来对阳明学及阳明后学遗迹的调查与研究情况进行了说明。他说，自己首次从事阳明遗迹考察始于30年前。但由于条件有限，当时真正能够记录阳明遗迹或实物的照片很少。因此，本次讲座以2000年以后探访阳明遗迹的照片为主，并以此论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道理。他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主要是两方面，一是“信良知”，一是“行良知”。而在这二者中，更重要的在于“行良知”。

    讲座中，钱明教授从王阳明的出生地浙江余姚着手，说明阳明后学在其家乡的影响。他给出了阳明弟子、上海博物馆、日本和韩国所绘、所藏的阳明像，以此佐证王阳明及其学说在海内外的深远影响。同时，钱教授还讲述了王阳明在历史上被不同评价的历史过程。指出，纵观整体，发现后世人对王阳明的反对，都主要针对其“立言”、“立德”方面。但对于他平定宁王之乱等立下的功绩，自古以来都没有被否定过。

    钱明教授先后介绍了阳明悟道之地、阳明逝世地、阳明之墓、阳明后裔、阳明后学的相关遗迹。主要涉及：贵州龙场、刘宗周故居与蕺山书院、安徽泾县水西精舍与王龙溪讲学处、安徽屯溪程敏政故居与戴震故居、安徽龙川胡氏宗祠与胡宗宪故居、安徽全椒王龙溪南谯书院、安徽歙县王龙溪斗山会讲处、安徽怀古书院、江西安福邹守益墓、复古书院、阳明书院、江西吉安罗洪先石连洞讲学处、江西泰和欧阳德宗祠、江西丰城李材故里、江西安福王时槐碑文、罗汝芳从姑山讲学处、岭南王学、湛若水讲学处、罗整庵之墓等遗迹。

    钱明教授介绍道，王阳明十六代后人的大部分，分布在浙江并以学者身份居多。阳明后学的讲学地，以徽州为代表。徽州地区是理学的重镇，阳明弟子在这里讲学很显然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而泰州学派的学术研讨中有很多的阳明弟子，是阳明学民间化的象征，该学派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启蒙意义的学派。另外，岭南的王学也分布很广，其王学遗迹在潮州府的济阳县。而关于四川地区，虽然王阳明生前从未到此讲学，但是赵大洲和邓豁渠等都是著名的阳明后学代表。

    对于王阳明的批评者和海外阳明学，钱明教授讲述了罗整庵与海外阳明后学即日本的中江藤树及韩国的郑齐斗的相关情况。他认为，罗整庵对阳明后学的批评、日韩两位学者在海外对阳明后学的研究传播，都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后学及其相关文化的发展。

    钱明教授认为，王阳明及其后学遗迹考察主要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完善阳明学研究资料，深化阳明心学研究；二是推动当地的文化建设，让当地老百姓对本土历史文化有更多的认知；三是推动当地的文化旅游，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面对开发后随之而来的商业化与遗迹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钱明教授认为，文化遗迹的开发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文化遗迹的保护工作又是重中之重。如果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损害文物遗迹，是得不偿失的行为。钱明教授希望，参与讲座的同学们能领悟“致良知”的内涵即是“行良知”，望在座的师生未来有机会可以共同踏上阳明“知行合一”之路。

    钱明教授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阳明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儒学学会副会长、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其学术研究中心主要集中在阳明学、阳明后学、东亚关系史、明清学术史等方面，著有《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著作，曾做过大量的学术综述和资料汇编，在古籍整理方面也成就斐然。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人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生 孙心略  图：张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