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毫 摄影报道

    “当乡愁成为一种记忆时，我们心里就忍不住感伤！”

    4月8日晚，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举行的“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学术讨论会上，贵州民族大学教授马良灿这样开场白。

    活动主持人、贵州大学副教授王进说，在中国传统乡村治理和基层建设中，乡贤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作用却逐渐式微。“我们呼唤新乡贤，但新乡贤存在吗？我们如何发掘和培养,以此推动乡村治理,重建美丽宜居的乡村呢？”

    活动现场，学者们就当前农村面临的问题、什么是“新乡贤”、如何培养新乡贤以及通过新乡贤推动重建乡村文化等话题进行了主题发言，并展开激烈而精彩的讨论。

恢复乡贤文化必要而迫切

    讨论会上，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做了“乡贤、乡贤文化与乡村建设”的主题发言。张教授表示，乡贤、乡贤文化与乡村建设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古已有之：早在两汉时期，乡贤就大量存在，而到了明代，全国各地更是遍立“乡贤祠”。但到了“五四”时期，国人在救国图强的观念引领下呼吁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于是乡贤传统开始消解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强大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在吞噬社会，导致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一度消失殆尽。“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把社会的逐渐还给社会，把乡村的逐渐还给乡村，把市场的逐渐还给市场。但市场无孔不入，把过去的通道秩序全摧毁了。”张教授说，传统没有恢复起来，农村正在遭到极大的破坏。

    乡村秩序如何重建呢？张教授认为，现在国家意识到了文化对中国建构的重要意义，并逐渐把权力放还社会，这意味着社会的空间将越来越大。但社会的空间需要文化来充实，而不是只有市场与功利，具体来说，重建乡村社会，就是要恢复乡贤文化。“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远远还没有完成。”他说。

贵州可为乡贤文化提供借鉴

    因长期致力于农村贫困问题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孙兆霞教授对乡贤文化有着深切而具体的感受。“反思中国扶贫开发的历程，我们真的需要走出一条新的路来，而贵州为此提供了一些良好的样本。”孙兆霞说，比如贵州安顺屯堡耕读的传统和乡贤的传统，以及侗族、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与地方精英的关系，对这一主题都值得深思和借鉴。

    怀着发现乡村价值的使命，贵州民族大学叶成勇副教授于3年前带领团队，在贵州地毯式地搜索和记录老人们的人生故事，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予以保存。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了解到老人们人生的曲折与精彩，更感悟到了他们内心根深蒂固的善行。

    叶成勇说，“乡贤”是一个儒家的命题，但贵州是多民族地区，因此思考这一问题时，还得考虑到贵州的民族性与区域性。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那就是用一种僵化的模式、教条的方式去覆盖所有问题。“他们或许不懂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等高大上的伦理思想，但有根深蒂固的善行，这是乡贤文化的一部分，贵州应该发掘和弘扬这样的本土价值。”叶成勇说。

重建乡贤文化，他们在努力

    关于恢复乡贤文化，其实已经有人在行动。花溪区久安乡党委书记赵蓉与修文县阳明文化中心的谌乂源，知道学者们召开“新乡贤文化与美丽乡村”的学术座谈会，于是慕名前来，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也请学者们支招。

    来自“茫父故里”久安乡的赵蓉表示，久安乡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发掘和弘扬乡贤文化，如通过各种文艺活动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关注从久安走出去的一代艺术大家姚茫父，邀请清华大学研究姚茫父的专家到久安乡交流学习，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建立挖掘茫父文化的稳定机制。“未来，久安乡还计划通过成立茫父文化研究会、修建茫父纪念馆等方式，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以姚茫父为主的乡贤文化。”赵蓉说。

    谌乂源在研讨会上介绍，自己作为第一村支书在修文县六桶镇凉井村驻村工作期间，开展了孝道文化系列活动：如编辑《化善辑要》教材免费发给村民、在村的沿路制作孝道文化墙等。他说，孝道文化系列活动效果不错，但要巩固和发挥这一效果，需要组建传统意义上的乡贤理事会参与乡村的治理，处理村里的文化、道德、风俗、礼仪、教化等工作，并通过理事会成员进行耳濡目染的教化，引导村民向善。

（全文完）

    注：记者报道有笔误：马良灿，应为“贵州大学教授”；张新民，应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中国文化书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