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邓洪波

    南宋的书院运动，首先是由湖湘学者发起的，朱子虽然是后来者，但他以近乎痴迷的热情加入其中，很快就成为运动的中坚与旗帜。

    朱子的理想目标是，官方书院和私人书院同时并行，有着共同志趣的学人，各以书院为大本营集结在一起，既切磋学术，形成学派，又修身养性，风化社会，使书院在整体上真正成为道德、伦理、学问、济世等各种功能齐全的文化教育组织。

场屋俗学的失败

    两宋之际，金兵南掠，溃卒作乱，再加以农民起义，四川往东沿江一线，战火连年，北宋时期创建的书院，多数随战争灰飞烟灭，化为废墟。更可怕的是，当国家的前途与民族命运都处于危急关头之时，素称“四民之首”的士人，虽曾涌现了陈朝老、邓肃、陈东等一批深明大义的壮烈之士，但总体情况则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学培养出来的士人累于功名，见利忘义。

陈朝老像

    《三朝北盟会编》载：“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者百余人……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可以说，这些太学生是毫无社会责任感、正义感，更无民族意识，甚至连起码的廉耻之心亦丧失殆尽。

    这种士风败坏的严酷事实，无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理论以收拾人心的任务惨痛地提了出来。此即所谓人心沦丧，价值观必须重建。这是面对士人内部的挑战。

    与此同时，还有农民起义军从外部提出的理论挑战。钟相、杨么等农民军在揭竿而起的过程中，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人心所向，是一种当然的天理。此所谓“天理”“人心”者，表明农民军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学家们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义在。这种情形，也反映出以简单的说教已难以统治下层人民的现实，必须更新过时的理论。

    我们所关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论如何传播而让士人民众普遍接受的问题。

书院建设浩浩然

    汉唐以来，官学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传播机构。而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故事，还在津津于举业功名，地方州县之学，仍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而中央官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理学家们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或亲临各级官学讲学，或重修、新建官学，作记规劝，思有以振。但是，实际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学政其弊久矣，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终因积弊太久太深，难以改观。因此，想要更好更快地传播新的理论，就只有另辟新的途径了。

    唐以来的书院正好建于名胜风景之区，有山川之胜，而无市井尘声，且自拥学田，富有藏书，能使人远离声利之场，安于学业，静心修身，自然就成了理学家们所钟情的布道之地。当年张栻一见“背陵而面壑，木茂而泉洁”的岳麓书院，就“爱其山川之胜，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之宜也”，即是此种情形的反映。从此，理学家即发动了一场绵延数十年之久的书院建设运动。

    在南宋，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学者，而始开其风者为胡安国父子。

胡安国像

    之后，各地学者也开始了创建书院，如浙江有吕祖谦乾道二年（1166）讲学丽泽书院，福建有朱子乾道六年（1170）创建寒泉精舍，江西有朱子淳熙六年（1179）兴复白鹿洞书院、陆九渊淳熙十四年（1187）讲学象山精舍。

    于是，在孝宗时期，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书院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得以展开，理学家们以书院为基地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扩大其学术队伍，浩浩然，将进入集大成阶段的理学和书院联系到一起，并进而将二者同时推至其发展的高峰期，形成理学发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据白新良先生的统计，是期创建兴复书院的速度为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确知年代书院总数的23.77%，仅次于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时期。

学派整合之操作

    书院不同于书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动场所。自从有了书院，就有了书院和士人的双向选择。在不同的目标下，集合着不同的学人。南宋时期，有“认科第为的则者”，以“得举”、成进士、中状元名甲天下为之美。在科举时代，这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

    状元姚勉在当官之后，就曾在正谊书院、西涧书院祭奠魁星，祭文称：“科第当作状元，仕官当作宰相，学术当至圣人，言皆当第一也。士之远大自期，立志要当若是，此吾正谊师友平日之所以讲明也。”很明显，姚状元是想将状元、宰相、圣人三者皆立为第一，以作为书院诸生的追求目标。

    但事实是，人们往往只想当状元，做宰相，而不想成圣人，科第的目标堕落成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于是，就有理学家起而指责其为“科举俗学”，思以讲学匡救，并得到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这样，“讲学”的目标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学人。他们志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劝善改过，相聚书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着共同目标的学派。

    不同书院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进入其中者则例多目标相同之人。如丽泽书院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吕祖谦在丽泽书院的做法，手段比较强硬，这是书院集合学人结成学派的一种操作形式。

丽泽书院

    朱子、陆九渊等都有过同样的实践，但他们的方法则趋于软性。陆九渊曾发布《示象山学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与“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他们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规矩禁防之具”“浅待”学者，希望以“自尊”来调动各成员的“自觉”，这又是完成学派整合的另一种形式。

    书院整合学人而成学派，做得最成功的是书院情结最深的朱子。应该指出的是，在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中，朱子虽然未能首开其端，但却是运动的中坚与旗帜，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与至少67所书院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数量之多，远远在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师之上，其对于南宋书院运动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朝廷又为书院赐额

    书院本来起自民间，而自庆历兴学，官方力量基本退出书院以来，书院建设即由民间力量独立承担。因此，民间力量进入书院建设是不请自来，不成问题，理学家们所要谋求的是恢复官方对书院的支持与投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基本做法是：从兴复宋初“天下三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以祖宗赐书、赐额、赐田、赐官等举措来夸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并出资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的建设。

    白鹿洞书院的修复，由朱子自己以南康军知军这样一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主持，时在淳熙六年（1179），虽是大旱之年，但有长官意志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军学教授和属邑知县办理妥当，其他聚书、置田、聘师、招生、订立学规、设立课程、请陆九渊讲学，甚至假期招举人集训等活动，皆顺利推进。但朱子的目标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赐额、朝廷的肯定。于是，他“昧万死具奏以闻”，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的报告。

    朝廷久已不涉书院之事，尽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两位皇帝相要求，但并没有起到半点作用，反而是“朝野喧传以为怪事”，遭到讥笑和讽刺。面对如此困境，朱子并未放弃。这一年十一月，机会终于来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见他，他不顾“执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终于获得批准。有志者事竟成，朱子此举打破百余年坚冰，实现自己的目标，让朝廷又回到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的道路上来了。

    从此，书院又获得了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学家们实现了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恢复性地开创了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书院发展的新时期。

举办举人培训班

    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等南宋理学家追求的这一书院建设目标，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人们往往过分强调私人讲学的传统，认为书院是私学或私学的制度化，而忽视理学家对官府的诉求、官府对书院的影响，以及书院中的官学成分。

    我们认为，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书院既有官办，又有民办。民办书院和私学同创于私人，具有同根性。这种同根性，使书院可以赢得民间广大士绅留意斯文的热情与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较之官府的强大，虽显单薄，但它绵长、持久而深厚；它也同样带来了私学的传统与影响，使书院具有某些与私学相似相同的精神风貌，形成自由讲学、为己求学、注重师承等气质性特色。但民办书院受官办书院的影响与制约，也不至于变成私学。

    官办书院与官学同创于官府，具有同源性。这种同源性使书院拥有官府的强大力量，可以获取合法甚至正统的社会身份，克服官本位社会大环境对其造成的生存困难，从而发展壮大；它也带来了官学的影响与传统，使书院具有某些与官学相若相同的组织形态特征，形成正规化、制度化特色。同样，官办书院受民办书院的制约与影响，又不至于变成官学。

    官私两种势力的长期并存，使书院可以长期保持某种官学与私学成分共存的结构态势，形成一种似官学而非官学，似私学而非私学的整体生存特色，并成长为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之外的全新的教育体制。

    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这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张栻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建设的目的是“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可见岳麓书院并不反对科举，但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这种态度比较现实，意在科举之外另辟新径，以达到其传斯道而济斯民的书院教育目标。

张栻像

    白鹿洞书院的做法更为灵活、奇特，朱子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起了培训班。为此，他发布《招举人入书院状》。十分明显，利用书院举办举人培训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训的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一套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期明了国家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的真正意义。其用心仍然是在以书院来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学教育，做法比较平和，是从理解出发而予以补救。

以“讲学”来纠偏

    对抗科举利诱，反对场屋俗学，是以朱子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的长期任务，也一直是书院自别于官学的努力所在。

    朱子修复白鹿洞书院，用心更为良苦。当他一方面和吕祖谦商订裁量《白鹿洞书院记》，“惟恐一语之差，将变秀才为学究，而随缘说法，应病与药”，开出了“挹先儒淳固质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于以寻关洛之绪言”的方子，有讲明儒家道统之意；另一方面，他又请论敌陆九渊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拿学者“隐微深痼之病”开刀。

白鹿洞书院

    陆九渊以义、利判君子、小人，教诸生志乎义，习乎义，并且以科举场屋的得失为例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其“发明敷畅”“恳到明白”，“听者莫不悚然动心”，成为书院史上最经典的讲义。朱子听了非常感动，将其视作治学入德之方，撰写跋语，要求“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并令人将其刻成石碑，传流后世。今天，我们还可以在白鹿洞书院看到名为《二贤洞教碑》的讲义和跋语。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学者，不分派系，无论朱陆，在对待场屋科举的问题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认为“今为士固不能免此”，又对其不可胜言之害深恶痛绝，而希望以“讲学”来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

    至于救之之方，也就是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张栻、朱子的长处；“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是陆九渊的强项。

书院精神的象征

    制订学规、章程，规范和约束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劝善规过，提升品位，是书院制度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南宋理学家们对书院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南宋书院学规中，最早的是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最有名的是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揭示》针对当时务记览、取利禄的学风，回归传统，将“学”定义于五教五伦，并提出为学的目标和程序。经过如此重新定义，“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而维持人伦世界的秩序就变成了“学”的最终目标。为达此目标，必须穷理而笃行。也就是说，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两大部分中，《揭示》只点到学、问、思、辨，而详述“笃行”，这表明理学家对蕴含经世之志的道德践履的高度重视。这是典型的理学家的教育理念。

    《揭示》既是书院精神的象征，后来也成为天下书院共同遵守的准则。先是，绍熙五年（1194）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视察太学，手书《白鹿洞书院学规》赐示诸生，其后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