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7年9月23日-24日，第二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在安徽合肥召开，围绕“继往开来探究古今圣学，开拓创新奠基生命文明”的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实修者就“文化自信命题下如何复兴优秀传统文化”展开讨论。
贵州省阳明学会会长，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阳学院教授王晓昕出席本届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现将论坛发言整理为文字，以飨读者。
在四个维度上“致良知”何以可能
——兼论“万物一体之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晓昕教授
摘要：“致良知”是阳明心学最为核心概念。王阳明揭示了在四个维度上“致良知”之可能：时时致良知，处处致良知，事事致良知，人人致良知。“时时致良知”最切要处在于“意念方萌之际”，关乎“未发”“已发”，“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无“须臾间断”而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处处致良知”最要紧处在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关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虽处夷狄、患难、贫贱，素其位而行，且“无入而不自得”；“事事致良知”最紧要处在于“有事”固然致良知，“无事”更须致良知，关乎“必有事焉”与“勿助勿忘”，何于“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功夫；“人人致良知”揭示了两个层面，一是从儒家个体圣人理想到“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愚夫愚妇皆可为圣”理想的实现，是由“为君行道”向“觉民行道”的跃升。另一最为深刻层面，在于倡导“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大人”本质之“一体之仁”，构成“君子”“大人”内涵与外延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和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性意义。
关键词：致良知，时时，处处，事事，人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类命运共同体
良知乃生命，能识善恶的良知乃生命之根，致良知是立命功夫，致良知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的致良知展开为四个维度。
一、“时时致良知”
此致良知最紧要处在于将私欲克治于“方萌之际”。知得这“方萌之际”，当下即行克治之立命功夫。关乎“未发”与“已发”两个不同时段。如何而为未发之中，又如何而为发而中节之和？阳明说：“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所谓“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知与行即在时时致良知的提揭中得以合一。本体与功夫亦在此时间过程中趋于一致。他借用孔子“逝者如斯”之叹，揭示出必须时时用致良知功夫，人的生命方为活泼鲜明。若有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了。不仅“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不分白天黑夜，“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合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惟能“息有养，瞬有存”，使内心机警清明，天理无一刻间断，如圣人一般，达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二、“处处致良知”
于个体言，处处致良知最紧要处在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戒慎恐惧于“独知之地”，是功夫真伪的标准和试金石。阳明说：“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善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无论是处于夷狄，还是处于患难，处于贫困，皆能素其位而行，能做到“无入而不自得”。这难道不是一种在空间关系上如何致良知的美好愿景吗？
三、事事致良知
此致良知关乎“戒慎不睹”与“恐惧不闻”，更关乎有事无事。然“无事”之事，更考验致良知功夫之真。所以处处致良知与事事致良知，这两个维度往往交织互合。曾有学生黄宏纲问先生：“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功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功夫，此说如何？”阳明回答“只是一个功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所以“无事”之“事”，乃为更大、更切要之事。这里包含了有与无的统一，动与静的合一。从这一思辨视角体知王阳明“事上磨炼”，其诠释就不仅仅停留和局限于“每一件具体的事件上做功夫”，而应更为深刻理解到“事上磨炼”，诚然是包含了“无事时的磨炼”于其中的，无事中包含有事，有事存在于无事之中，有与无通而为一。所以“宁不了事”，也“不可不加培养”。
四、人人致良知
人人致良知与致良知于人人，“人”与“致良知”之间呈现双向互动关系。致良知于人人，使人人得以致良知，王阳明将古来“为君行道”的格局跃升为“觉民行道”的大格局。致良知于人人，便是要坚信“人性本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此是阳明早期思想重要命题。正德三年（1508），阳明在龙场悟道，确立其“心即理”哲学立场后，紧接着在《象祠记》一文中，提出并阐发了这一哲学命题，成为他晚年提出“满街圣人”的致良知思想的理论前奏；人人致良知，其内在根据为“人性本善”，对“天赋良知”的充分信任，所谓“四民异业同道”，以至于“愚夫愚妇可为圣人”，这是王阳明“人人致良知”理想主义的第一个层面。这一层面理论的形成，使阳明将古来儒者“为君行道”之小格局向“觉民行道”之大格局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以此为出发点，王阳明“人人致良知”更为深刻之意蕴在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提揭。自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出，儒家就将天地万物与人合为一体视作其自有本分的思想发端。孟子思想的局限在于他的“我”，是大丈夫、君子、大人。庄子讲“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其格局所蔽于“物”，人在这种“并生”与“为一”关系中，只是服从与被动。宋代周、程，续之道统，程颢揭“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教，于后世有以启之。
阳明《答聂文蔚》云：“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
又于《亲民堂记》，特别是在他晚年最后的成熟著述《大学问》中，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作了完整、系统、深刻的阐明。
何为“大人”？之前的大人只是局限于君子、大丈夫，是有一定身份和身价的人。孔子将“君子”“大人”义由“位”扩展到了“德”，是“大人”含义的第一次历史性突破。从先秦到宋明，“大人”的内涵并无大变化，朱子之学是士大夫之学，乃至帝王之学，真德秀如是观。《大学》中，“大学之道”之“大学”，乃为“大人之学”，此“大人”亦如是观。然王阳明于《大学问》开篇即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何为“大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谓之“大人”；反之，将天地万物置诸心外，作出间形骸与分你我之别，则为“小人”。王阳明的“大人观”是“君子”含义的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大人”作为“大人”何以可能？阳明云：“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这个“一体之仁”乃是根据于人的天命之性，他是“大人”之所以作为“大人”的最根本的属性。小人原也有“一体之仁”，只是被蔽坏了。如能通过致良知，彻底弃除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只要能够致良知，达到无私欲之蔽，小人之心也可以如同大人一般成就“一体之仁”，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王阳明对“君子”“大人”范畴的界定的历史性突破，将“大人”的最根本属性定义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为一切人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建立和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创新性提出与创造性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诉诸天地万物以一体之仁，即是诉诸仁于天地万物人类之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即是“一体”，“一体”即是“共同体”。此共同体涵盖天、地、人三才，即天地、万物、人类，视天地、万物、人类为一共同体。人类的命运离不开天地万物，且与天地万物息息相关。能适此者，故能通天地，贯古今，致中和，达位育。
“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以仁，合天理之人心为根据，后者以人的欲望为出发点；前者以良知为判别是非标准，后者以物的满足、利的最大化为归宿；前者以天下人之苦乐为苦乐，后者以极端利己主义御使天下。总而言之，前者以天地万物与自己一体，而后者则以天地万物为自己获取利益的对象。看来也只有真正理解了王阳明，理解了孔子，理解了中华文化之精髓的人，才能深切地关怀天下、心怀天下，怀着天地万物之体之仁，去构建和实现理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王阳明致良知在四个维度上的可能性展开，特别是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理论构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与创造性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本文作者：贵州省阳明学会会长 王晓昕 教授
原创与转载声明：本文作为第二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发言论文，经作者王晓昕先生授权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网站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