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7日《当代先锋网》“文化”栏目刊载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历史系张明副教授文章，题“忆陈福桐先生二三事”。全文如下：
我是晚生后学，在学习贵州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能够接触亲近到陈福桐先生，真是人生中的一件幸事。恰逢陈福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兹将记忆所及二三事，诉之笔端，以作深情之纪念。
陈福桐，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被贵州学界尊为“贵州文化老人”“贵州历史掌故辞典”
一
我于1989年进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此前我的祖父昌期先生于八十年代中期，曾被印江县政府聘请到“民族识别办公室”，参与民族识别调查和县志资料整理，我得以了解一些地方资料和文史掌故。进入历史系读书后，张新民老师担任《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他的讲解十分精彩，深深吸引广大同学，我也越发加深对古代文化与贵州地方文献的浓厚兴趣。1991年，在新民师指导下，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短文《贵阳文昌阁建置年月考》，同年申请了贵州佛教名山梵净山佛教文化与历史源流的学生科研课题。我在课余加强阅读了一些贵州地方志古籍和参考资料（当时贵州图书馆古籍部借用贵师大图书馆一楼）。这样，在祖父和新民师的影响之下，我初步走上了对贵州历史和地方文献探究的道路。
当时，各地正在兴起一股新修方志的热潮，为了进一步帮助我了解有关地方志理论，新民师将《贵州地方志举要》、《贵州地方志论纲》两书赠我学习，又推荐我加入“贵州地方志协会”；我还特意在贵州师大教材书店购买了来新夏主编的《方志学概论》一书辅助自学。就在这一时期，在贵州地方志协会的通讯资料上，我会经常读到陈福桐先生介绍贵州地方志以及方法理论的文章，觉得这些文章平实而有深度，十分受用。我对陈福桐先生虽未谋面，但对其人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
二
1993年夏，我大学毕业，在《贵州文史丛刊》上发表毕业论文《古代西南的“黄金之路”》。新民师希望我能留在贵阳，以便有进一步学习和研究的机会，母校和文史馆是我当时最心仪的地方。但因为各种原因，我留省城的希望落空，最终被分配到了清镇一处边远的乡下中学教书，这在当时还是极少出现的事情，成为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在乡下的日子里，我闲暇无事，就将以前的学生科研课题找出来加以修改和补充，先后在《史志林》发表了三篇有关梵净山历史与佛教文化的文章。在《史志林》上，我会经常读到陈福桐先生的文章。为扩大学习贵州地方文化的范围，我又特意增加订阅了《贵州文史丛刊》；在《丛刊》上也发现有陈福桐先生发表的文章，对我帮助极大。
此时，贵州佛教协会正在点校整理包括《黔灵山志》、《黔南会灯录》在内的大型佛教文化丛书--《黔灵丛书》，贵州佛教协会会长、黔灵山弘福寺住持慧海大和尚聘请贵州学界名人陈福桐先生、杨祖恺先生、张彦夫先生、新民师等为编委，其中新民师为执行副主编。新民师有时会通知我前去黔灵山参与他们的会议，以便聆听学习贵州佛教历史与文化。在我记忆中，陈福桐先生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他往往会与新民师与畅谈良久，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传统学者气质与我的祖父有一些相似。由于我年少腼腆，不敢贸然请教，但他给我留下十分温暖和美好的记忆。就在黔灵山，我从陈福桐先生先生的发言中，知道了贵州传统文化有“诗、志、禅”三大主流，这对我从宏观上把握贵州文化有很大帮助。
1994年，新民师在比利时国立根特大学出版《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陈福桐先生非常高兴，特别撰有《在国外出版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一文加以宣传介绍。他这样评价道：“……用汉语在英文、法文、德文世界出版，让这些西方学人一览僻处中国西南边徼的史地文化概貌，这是贵州学术界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作者张新民同志为完一成这部《考稿》，做了五百年来前人没有可能做到的工作，为贵州人民争来了光彩。”又说：“作者谦逊地定书名曰《考稿》，实则就是一部专著。黎庶昌在清代光绪时(即19世纪末)写了《西洋杂志》，最早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张新民在20世纪的80年代把贵州有史记载以来的299部志书向国外简介，其功当是相同的。”对《考稿》一书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
1995年，“贵州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花溪召开，会议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与贵州省政协、省文史馆、省历史文献研究会共同主办。新民师要求我前去参与会务组服务工作。这是贵州第一次举办全国级别的学术研讨会，所以省里高度重视，会议规模很大，级别很高（有警车为专家车队开道）。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陈福桐先生和贵州许多专家。我拜读了会议论文，近距离聆听专家们的发言和热烈讨论。记得陈福桐先生提交的论文是《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一文，对明代以来五百年的贵州诗歌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言之有理，通俗流畅。该文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话题，得到一致好评，至今仍然是研究贵州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1996年，陈福桐先生发表《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一文，这是一篇很有分量、影响很大的文章，因为即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贵州人也还没有摆脱“三言两语四不靠”的负面情结，认为既然贵州经济历来都是落后的，那么贵州文化也就理所当然是贫乏的。陈福桐先生在文章中指出：“曾经有人怀疑明清两代543年间，贵州从哪里会出这六千和七百的高级知识分子？请去翻一翻《明清进士题少名录》和其它一些资料，个个有名有姓，有籍贯，有职位……”真是一针见血、畅快淋漓！该文不仅列举贵州历史上一些著名文人和学者的成就，同时还指出贵州文化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他说：“贵州历史上的名宦，学人对后进的培育，山川形势的磅礴气概给人的影响，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孕育，……等，先后连袂而起。流风余韵，沾溉百世。贵州的进士、举人们多有诗文集子，有的在外省作官，倡导或主持编修志书，都蜚声国内。”陈福桐先生以参观孔庙进士题名碑的诗结束该文：“孔庙巍巍文物丰，碑镌进士仰儒宗。名留七百为黔户，策励来兹重学风。”对贵州文化寄予殷切希望。
1998年是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贵州佛教协会在黔灵山弘福寺召开“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学术研讨论会”，省内外专家汇聚一堂，气氛热烈，讨论精彩。陈福桐先生这次提交的论文是《佛教佛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后来收入《黔灯--纪念中国佛教二千年论文集》中。在黔灵山弘福寺罗汉堂，陈福桐先生书写了一幅长达272字的长联，比闻名已久的贵阳甲秀楼174字长联长了近100字。消息一经传开，弘福寺罗汉堂长联就成为广大游客驻足品味的地方。
三
2000年，我考入新民师门下就读历史学硕士研究生，从此我真正进入贵州文化学术圈，接近陈福桐先生的机会更多起来。
2001年，《黔灵丛书》之三之四之五整理点校完成，交由巴蜀书社出版，在黔灵山弘福寺举办了新书发布会和捐赠仪式，陈福桐先生出席，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述了《丛书》编成的艰苦过程及其重要价值。2002年，黔灵山召开“纪念赤松和尚弘福寺开山330周年学术研讨会”，《黔灵丛书》成为国内外与会专家研究贵州佛教文化的必备之书，贵州佛教文化因为此书而在中国佛教学术界取得一席之地。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丛书》过程中，编委会还决定编著《黔灵山新志》一书，尽管后来按时完成了四五十万字的定稿，但由于人为的原因，该书的出版一直搁浅，陈福桐先生不断出面协调关系，争取尽快出版，但该书最终还是未获成功，至今参与撰述该书的杨祖恺老、张彦夫老、陈福桐先生、慧海大和尚都己作古，但该书稿子还存封在故纸堆中，成为贵州佛教学术界一大憾事。
2002年下半年，新民师调到贵大筹建“中国文化书院”，陈福桐先生给予大力支持，积极奔走相告，出谋划策。2003年夏，我研究生毕业，分到贵大历史系教书，同时兼任书院院长助理。新民师决定编辑出版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以补两岸三地没有关于“阳明学”专门刊物的缺憾。新民师请陈福桐先生为《阳明学刊》题写刊名，陈福桐先生慨然应允。当我去陈福桐先生家取题签时，他拿出已经写好的几幅“阳明学刊”书法，有横写和竖写的，他让我斟酌选择，我因不懂书法，不敢贸然选取。陈福桐先生便一一分析每幅的特点，他最后亲自选择一幅竖写的让我转交新民师，新民师看后非常满意。《阳明学刊》第一辑于2004年11月正式出版，封面题签与正文内容相得益彰，在学术界得到一致赞誉。
“阳明学刊”刊名题签（陈福桐先生 2004年）
以后有关书院的事情，我又到陈福桐先生家几次，每次他都热情接待。谈到贵州学术文化，他总是纵横古今，谈笑风生，让我如沐春风，流连忘返。陈福桐先生特别强调：读书要广博，气势要宏大，语言要朴实，行文要流畅，切记要言之有理，不可作无病之呻吟。每次谈论，他家的保姆都会来静坐听讲，频频含笑点头。每次当我离开之时，陈福桐先生都会亲自送到门口，挥手告别。我记得陈福桐先生还谈到为书院撰写楹联的事情；书院建成之后，陈福桐先生撰写的楹联就在刻在书院的梁柱上，为贵大书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四
陈福桐先生除了与我谈过贵州地方志、历史文化、书法艺术之外，他还谈到中医之道。2004年，新民师因为用眼过度，出现了视网膜破裂，有致盲的可能。陈福桐先生知道后，十分担忧新民师的病情。新民师决定一边进行手术医治，一边进行中医调理。陈福桐先生亲自为新民师开具中药调理药方。每次当我去陈福桐先生家，他都详细询问新民师眼睛状况，根据病情调整药方。记得陈福桐先生还特意提到：现在的中药大多不是野生品种而是人工种植的，因此药效没有野生中药强，所以需要适当加重药量。可见陈福桐先生深谙中医之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2009年夏天从美国夏威夷大学留学回到贵大，当时历史系一位同事的岳母得了股骨头坏死，全家十分焦虑，到处寻医问药。新民师告诉我：何不请教陈福桐先生？我打电话向陈福桐先生请教，他详细了解了病情，然后介绍一位广州的知名医生。他告诉我：许多同类病人在这位医生的治疗下得以康复。我立即将此信息转告给历史系的同事。我记得陈福桐先生在电话中，声音干净利索，思路清晰简洁，他的谈吐和语气根本不像一位已经92岁高龄老人的状况。
就在这次电话之后的不久（2010年4月），惊闻陈福桐先生去世，一位和蔼的文化老人离开了我们，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现在一晃八年时间过去了，但每当我回想与陈福桐先生接触亲近的情景，他的音容笑貌就历历出现在眼前目，其情其景如同发生在昨日！
斯人已去，精神长存！感谢在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位渊博的学者、慈祥的长者！愿贵州文化在陈福桐先生精心培育和深情眷顾之后，能够如其所愿，得到茁壮成长！我们作为贵州文化的后来者，认真作好贵州文化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对陈福桐先生最好的纪念！
（作者张明，贵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
图文收集：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