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4日《贵州日报》第11版刊载贵州日报记者彭芳蓉图文报道,题:2018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黔浙湘川四地名家共论地域学术。全文如下:
核心提示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就是靠它的丰富灿烂构成的,中华学术历久弥新,也是靠它多元互补来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自己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它传承历史的不同,在文化的构建、学术的创造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在4月30日举行的2018年孔学堂春季论辩大会上,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舒大刚作为学术主持人,以这段话作为开场,拉开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域学术论辩”的大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吴光,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学智等专家,分别代表浙学、黔学、湘学、关学,围绕地域文化,回顾学术成就,揭示思想净化,共谋学术创新。
地域学术的由来
吴光从1986年开始研究浙学,到1993年正式提出浙学的概念,曾到台湾专门讲过浙学。
吴光认为,地域学之所以成立,从中华文明来讲它是多元一体、多元包容和多元和谐的文明。这个“多元”就是包括各个地方学说,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以地域划分学说,其实是早已有之,像敦煌学、埃及学、印度学均是以地域划分。在中国,地域划分也由来已久。明代儒学把明朝的历史划分在60多个学院。阳明学则包含有浙中王门、太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等7个门类。在吴光看来,地域学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他提出浙学内涵的三种表述:大浙学、中义浙学、小浙学,对浙学的缘起、定位、精神、学派、人物、价值和对当代的启示做了很多研究。
“共行礼教,笃行节律,求真务实,崇尚气节。”刘学智以这句话总结了关学的特质。他首先肯定了地域学术的概念,认为地域学术的形成与地域文化的成熟度有所关联。
关学是张载在宋代成立,由张载的弟子形成的群体,传承至今成为一个学术流派。学术界通常认为,关学是“关中理学”,是理学里一个重要的地域性流派,严格意义来说,古代传统的关学至少有八百年历史,直到现在它还有很大的影响。
张新民从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地域学术的概念。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有的采风制度,通过采风了解地方文化。那时,实际上已经有了地域学术,它可以从国家层面了解地方,也可以从地方层面了解国家。《汉书》《史记》《西南夷传》《匈奴传》《南蛮传》《南越传》以及外国的《朝鲜传》等都有大量的地方知识。
朱汉民站在中华学术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视野来看地域学术的问题。他认为,地域学术的定义分两种,一是今人在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时,进行了不同地域的划分。另一种则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地域学术,比如蜀中地区从汉代到宋代的学术,在历史上便被称之为“蜀学”。
朱汉民认为,今天所说的地域学术,主要是以儒学为主导型的学术,真正奠定这样的学术基础是在宋代以后。当时在全国各地都在一个大的儒学框架下各自发展地域性的学统。今天讲的蜀学、关学、湘学、浙学,基本在南宋时就已明确以地域来命名学派了。
不同角度看地域学术
历史传承中,地域学术有它的传授阵地、阵容、师授、活动、代表人物、主要的学术成果、思想观念等。围绕这一问题,四位学者也展开了热烈讨论。
朱汉民说,从狭义的角度看,讲蜀学时一般会想到苏轼父子;讲浙学肯定会谈到陈亮时代。每个学派都有非常明确的师承关系、代表性人物以及弟子。广义的角度来看,可以从先秦开始研究,把历史上的学术进行罗列,但两个角度相互交织,似乎不用分得太清楚。
吴光与朱汉民有不同意见。他一直强调中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宋代的朱熹提出的。因为,广义的浙学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王充,狭义的浙学就是以南宋时期开始的。汉代已经开始具有了萌芽,再广义的就包括先秦时代了,因为中国文化还是起于先秦。一般来讲,我们学术上取的都是中义的学术。
他对狭义、广义和中义做了进一步解释。广义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去讲,从古越文化开始,古越文化里经世致用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后来频繁被提及;狭义的就是从学术去讲;到汉代就是强调中义。浙学的狭义、中义、广义,都是包含多个学派的精神。
刘学智表示,张新民“行政区域规划实际上没有改变地域学术本身具有的特质”的观点对他很有启发。他认为,地域学是很稳定的,行政区域有变化,但是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是很稳定的,不能说某个学术就是在某个地域生长起来的。
他认为,关学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他首先明确关学不是关中之学,广义的关学是关中理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后,在关中一直发展的理学学派,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元明时期受到程朱学的影响。在明代后又受到心学的影响,这说明关学本身也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从狭义上讲,由张载创立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和张载的血脉相通的学术流派,就称为狭义的关学。
张新民作为黔学的代表做了相关解读。在民国年间才有黔学的概念,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有贵州学的讨论。他将黔学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因为贵州是多民族文化区,多元性比较突出。从大传统的儒家文化,或者儒释道三家文化来看,贵州可以追到汉武帝时期。当时学者去中原学习,学了之后返乡办教育,在贵州传播儒家价值和儒家思想。在南宋时朱子理学已经来到贵州了,明代则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儒家在贵州传播的内容一是两汉的经学,建汉代三贤祠就是汉代的经学恢复了历史记忆;二是程朱理学;三是心学。
这个文化体系,通过各种形式慢慢向民间渗透,很多民间地方社会、民族社区,包括清水江文化,儒家文化都融入其中,又和当地的巫文化合在了一起。
狭义来看,贵州文化的多元性、地缘性的特征,都有很多研究,有精神世界也有儒家文化的碰撞,形成了儒学的形态。
不同地域学术的核心精神
对于地域学术是否有其核心精神、理论体系和重要命题这一问题,吴光首先提出,地域学术一定是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有独特性,同时它又跟中华文化有共同性,共性孕育个性之中,浙学里面特别强调并行不悖的思想,我概括为多元结合的思想。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多元的起源,很难确定观念形态始于哪里。
刘学智表示,关学创立于北宋年间,真正从学术进行研究是在明代。关学富有创造性,张载有用于探索的精神,理学后来提出的很多概念,在张载这里基本上已经出现;理学后来建构的思想体系,在张载这个地方基本明确。他的很多观念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他应该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张新民主要概括了黔学的重要成就。从明到清,贵州的方志编了大概有三百多部,另外还有《贵阳府志》《遵义府志》《安顺府志》等。
诗学成就方面,明代出了很多大诗家。郑珍的诗被评价为“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以他为代表的贵州诗歌成就很高。而阳明心学在贵州的传播,有代表性的人物,成就点很高。
朱汉民认为,做地方学术要思考全国性,地域学术是传统学术或者国学的地方化的表现,它构成地方学术一定要回应全国性的问题,但在回应时应该要找到自己的特点。
他用两个概念来表述湘学:一是血统,中国人有地方情结,做学问时,肯定是对自己的地方学术都是充满感情叙述。二是祠堂,地方性的祠堂一建起,后世学子都要去祭拜。湖南在联席消失之后,开始出现祠堂,现在就是通过建祠堂的方式来传承文化。
朱汉民认为湘学就是把义利之学和经济之学统一起来。这个学风的影响一直到民国初年,继承了“道”和“治”的传统。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