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3日《贵州民族报》第B1版“民族文化周刊”刊载对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曹端波教授、王胜军教授等专家专访对话。题:乡村振兴战略的“解答式”——对话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专家曹端波、唐应龙、杨经华、王胜军、韦正富(一)。相关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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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结合
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农村振兴和农业复兴,是“看山还是山”的以服务为主的乡村振兴时代
乡村振兴无疑是彻底解决乡村问题,使乡村从衰落走向全面复兴的伟大的战略选择。
振兴乡村不是单向度的,既是经济上的、也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
乡村振兴是让传统农业与农村特有资源相结合,借助于现代信息化推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记 者:国家层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各位怎么看?
曹端波: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基础的国家,农耕文明是早期中国文明的基色。但自近代以来,传统中国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和冲击,世界趋势迫使中国“大转型”。在“大转型”和“千年变局”的发展大势之下,乡村面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40年持续的发展和“经济奇迹”,但“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国家层面出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一,从新的思路解决一直困扰中国发展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整体,需要新的视野和路径,从根本上破除自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所面临的挑战。其二,乡村振兴战略和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结合。根据中国国情和乡村现状,解决一直困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其三,解决中国整体“发展”问题,提出了“新发展观”。改革开放40年,尽管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不协调的状况,社会发展较为滞后,尤其是“乡村发展”滞后,是整体中国发展的“短板”。因此,国家层面出台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发展大势,是中国发展的“千年大计”,关系到整个中国何处去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具有世界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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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军:揆诸历史,乡村向来都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农村包围城市”更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小岗村的“大包干”也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乡村是根系,城市是花叶。两者一文一质,互相补充,推动了中华文明长达数千年走在世界前列。
现代社会的建构模式来自西方,是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单向度发展的文明。这就造成了中国原来文质交赞的社会文化运作模式的解体。其结果,城市仅仅只能从乡村汲取各种资源包括劳动力,却无法吸收乡村“质”的文化精神,失去了源源不绝的元气,造成自身的所谓的“城市病”;乡村也不像原来一样能够吸引和接受致仕或隐居的文化精英,自身的“质”的一方面泛滥发展,比如留守儿童等都展示了其价值世界在物欲追求中的步步失范。所以,振兴乡村不是单向度的,既是经济上的、也更是文化和精神上的。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这次乡村振兴的宏大计划必然产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面的影响;从历史进程来看,也是恰逢其时和极其紧迫的历史使命。从战略的层面来看,一定要反思西方文明的不足,关注自我传统的优势。对于西方城市文明带来的文胜质衰的后果,应该警惕和反思,学术界应该加强对中国文明固有社会文化运作模式的研究,丰富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维度,为具体措施的展开提供文化层面的各种实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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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