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学者“第六届国际阳明文化节”纵论阳明学

发布时间: 2018-10-27 浏览次数: 634

20181025日,主题为“良知之光·共建共享”的“2018中国·贵阳(修文)第六届国际阳明文化节”在贵州修文县中国阳明文化园隆重开幕,来自国内外近200余名知名专家学者、500多名各界人士及群众代表出席此次阳明文化节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指导,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文化书院主办,中共贵阳市委宣传部、中共修文县委、修文县人民政府承办,活动主要内容包括龙冈书院揭牌仪式、阳明文化节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龙场论坛、戊戌年祭祀王阳明典礼、主宾市专场活动五个部分。期间,还举办修文县群众文艺展演、王阳明经典诗文咏诵会、“心学之旅”研学旅行等活动。

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兼职研究员龚妮丽,贵州省儒学会副会长、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黄诚教授,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王胜军教授、张明副教授,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教授以及朱小明副教授、刘凤霞副教授、张劲松副教授、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赵永刚副教授在阳明文化节开幕式作主旨演讲、出席文化节各项活动、提交论文参会或作相关论坛发言。

张新民教授在文化节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认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思想发展的转折性事件,以其为中心线索展开多方面分析,可将王阳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悟道前的学之三变和悟道后的教之三

通过分析王阳明龙场悟道前的学之三变,可看出他有一个长期渐修的过程,透过方法证入形上本体,从而获得读书学作圣贤的本体论依据。从王阳明少年的立志到中年的百死千难,都可看出他早期缺少艰难困苦的渐修过程,就谈不上龙场电光火石般的大彻大悟。在龙场大彻大悟后的教之三,说明他后期思想境界有一个不断升华圆融的变化发展过程,依据本体开出修行实践的方法,从而旁助他人同自己一样证入形上本体。一旦证入形上本体,又需活泼展开或起用,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成己成人的人文精神实践活动。无论较早的知行合一或晚年定论的致良知说,都是悟后起修并不断调整施教方法的必然结果。

阳明学可概括为一套“本体实践学”。在本体实践学之外,检视这个世界,除了宇宙论、天道论,还要强调实践论。王阳明一生的学问可以用本体实践学来定义,即本体实践的动和静的定位。离开本体实践就是空无的,没有方向的。不仅要在体用关系上将本体界与现象界打通,而且更要在现实生活中将本体实践、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合为一体,从而建构一个充满了良知温暖和天理精神的人文化成世界。

    龚妮丽教授在提交论坛的论文《王阳明的教化思想与乡风文明建设》中认为,王阳明的教化思想与其“觉民行道”的政治理路密不可分,“致良知”教具有大众性、平等性、实践性特点,对儒家伦理道德在民间传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乡村治理方面,王阳明遵循“亲民”思想,施仁政、重教化。他所制定的《南赣乡约》以教化为主导,对当地社会秩序治理和民风的淳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王阳明的教化思想及其实践对当代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一是在乡村中建立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讲堂,以教化人性为宗旨,带动乡风文明建设;二是推行礼乐教化,启发和涵养人们内在的理性自觉,培养乡民的行为规范;三是借鉴乡规民约,强化乡风文明建设。

黄诚教授在论坛上发表题目为《王阳明“谪”而“不谪”与探索西南“边疆治理”之道》的主旨演讲,认为阳明研究应是全方位、多向度和开放性的,不仅其哲学、思想和文化层面研究值得重视,而且对于边疆治理等方面也不容忽视。王阳明出生在浙江,悟道在贵州,立功在江西,一生当中有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的众多光环,特别作为思想家的人物形象最为重要和最有影响;其心学思想具有全新的理论特征,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影响。而学术界普遍对王阳明“谪”龙场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认识不足,对其受“谪”表象背后的真相和深层次因素深入探讨不够。

他强调,王阳明“谪”龙场事件隐含政治深意,阳明“谪”龙场事件在“谪”的表象之外还隐藏着“不谪”的深层次含义和历史与政治原因。认为,时变赋予时贤寻找生命的安顿与探索中国边疆治理之道,并在“谪”龙场中实现了自己思想的超越与突破,而超凡入圣而成为真正的时代圣贤;且在“谪”龙场的实际过程中践行了明王朝边疆治理的具体政治实践,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贵州边疆区域社会,凸显了其历史智慧、政治智慧和思想智慧,成为中国边疆治理中宝贵的历史经验,故王阳明“谪”而“不谪”。

王胜军教授参加论坛并提交论文:《王阳明“龙场悟道”中的君子之学发微:以龙场四学记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君子之学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重要内容,集中体现在龙冈书院三学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和为最初悟道之地所作的《玩易窝记》之中。

他认为,君子之学深刻影响到王阳明化民成俗的底层路线、重质反文的教法和史观、格物致知的实践取径、心体光明的生命体验等方面,是阳明心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源头之一。

张明副教授在龙场悟道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论坛发言中认为,王阳明在黔,不仅开创和初步构建了心学思想体系,而且开启了黔中心学学风,阳明心学的大旗最早高举在云贵高原之上。几百年来,以高鸣凤、马廷锡、孙应鳌、李渭等为代表的黔中王门,以崇尚和发扬阳明心学为宗旨,把心学在贵州大地加以传播、阐发、传承、发展。

  他认为,王阳明在贵州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已开始了其心学实践。在贵州,阳明先生只做了两件事:悟道、传道。他传道的途径有二:一个是通过龙冈书院讲学,这是王阳明先生亲手创建的一个世界级的品牌;一个就是在贵阳的书院讲学,湖南、云南等各地的学子纷纷来求学,官员以及土司也前来问道。也因此因缘,阳明一封书信劝止了土司的叛乱,让多少生命得以免于涂炭。

  

张寒松教授参加文化节并提交论文《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相融合的贵大探索》认为,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在贵州大学的相遇,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具必然性。贵州大学阳明学院自20147月成立以来,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的融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贵大通识教育与阳明思想相融合的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

在理念层面,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思想是学院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以阳明为‘知己',进德修业,知行合一”的院训,反映出通识教育目标、内涵、精髓及方法与阳明思想内涵、精髓与方法的高度契合。在实践层面,学院把《阳明学概论》、《王阳明及其<传习录>导读》、《王阳明与贵州文化》等课程列为内在核心和独特标识课程重点建设;开设“阳明大讲坛”通识教育系列讲座;成立马克思主义青年学习社和阳明书屋等社团,开展包括国学诵读大赛、诚信演讲比赛、宪法知识大赛、心理情景剧大赛、早安阳明晨读等思想文化教育活动;整合学生养成教育、信仰教育等主题,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生导航指导体系;把通识教育、阳明文化教育的空间延伸到学生宿舍,试行学舍制学生管理模式;加入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发起组建了全国阳明教育联盟。

    朱小明副教授参加文化节并提交论文《王阳明良知视域中的成圣观及其哲学特质》。认为,成圣在儒家道德哲学中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体现了实现理想人格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精神追求,成德之教、希圣希贤向来是儒学德性修养的核心。以王阳明及其心学为主要参照,从其追求圣人之学的人生经历入手并加以中西文化比较,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于程朱理学的突破,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顿悟实现了内在化、心性化转向。王阳明成圣观中“良知”与“圣”之间的相互关系,勾勒出其成圣观的自由化、多元化、个体化精神内涵。“良知之蔽”及其“致良知”成圣路径、成圣观,体现着既超越而内在、既神圣而世俗、即体即用的圆融特质以及乐观性和人文性的哲学精神。  

刘凤霞副教授在提交论坛的论文中认为,应当对王阳明在黔遗迹进行保护与开发。建议高点谋划,科学规划布局,健全旅游交通循环系统,加快阳明文化品牌的塑造,将贵州优势资源与阳明文化有机结合,加强阳明历史文化遗存及其保护的宣传。大力推进阳明文化特色旅游文化产业建设,必将为贵州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张劲松副教授参会并提交论文《从龙场悟道阐释中原文化与贵州地方文化的对话》认为,贵州文化曾长期处于孤岛的状态,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交感而孕育着龙场悟道,而王阳明龙场悟道、传道与贵州文化的勃兴具有紧密的联系。龙场悟道的实质是确立了“心即理”的基本观点,创立了“知行合一”学说,精髓在于“知行合一”,破除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禁锢,为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洽打开了缺口,也为中原文化注入了活力。

龙场悟道后,由于心学从体系上兼容了中原文化与贵州文化并有机融入中华文明的整体中,使儒学在明后期的贵州发展较快,并在多元文化体系中其主流地位得到确立和认同。由此,贵州文化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书院的大量建立,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有益的教育理念,开启了贵州教育的新风,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开创了儒学学术研究之风。

赵永刚副教授向论坛提交论文《龙场悟道与王阳明生命价值体系的重建》认为,王阳明谪居龙场时,面临生存和生命两个主要问题。他通过处困之道化解了生存危机,以“未尝一日之戚戚”的乐观精神应对恶化的生存环境,以忠信礼义保障生命的尊严,并从道教神仙之术中解脱出来,体悟到与其片面地追求自然生命的延伸,不如建构文化生命的厚重。王阳明认为文化生命的建构离不开对理的求索,不同于朱熹心外求理的既有模式,龙场悟道之后的王阳明创造性地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开始向“吾性自足”的心内求理。向外求理,一定程度上还是属于他律道德的范畴;心内求理,则更注重高度自觉的自律道德。

龙场悟道的另一个创造性的成果是知行合一,即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的合一。如果说,心即理是向内探求道德知识的缘起,是文化生命的内求;那么知行合一则是在知行并重的同时,依然带有强调道德实践的倾向,是文化生命的外拓。通过心即理与知行合一,王阳明找到了文化生命的内在依据,也实现了文化生命的外在践履,在朱熹之后,重新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价值体系。

硕士研究生王建明《“成色”与“分两”王阳明德艺思想探析》一文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要求把主体自我的良知投射到事事物物之上,让事事物物都能够归于天理之正,为了实现让事事物物都能够归于天理之正的目标,对于客观物理的掌握就必不可少,而对客观物理的积累则最终形成了主体的才艺,才艺的形成则反过来促进主体良知的实现。因此,在阳明的学说体系之下,道德修养与才艺学习是一体实现的关系,才艺的学习服务于道德修养。

硕士研究生杨学慧《王阳明“动静观”探析》一文认为,宋儒“动静观”深刻影响明代儒者。王阳明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心学视域下的“动静观”,成为其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阳明认为,“良知”本无“动静”,“致良知”过程“贯通动静”,须做到“动亦定,静亦定”,最终达到“动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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