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30日上午，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董建辉教授应邀以“时间、空间与人群：理解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三个维度”为题，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传习室主讲贵州大学文科讲坛2018年学术讲座第54期。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刘锋教授主持讲座，简要向大家介绍了董建辉教授。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对董建辉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何茂莉教授以及学院民族学中心曹端波教授、尤小菊副教授、于衍学副教授，文学与传媒学院刘振宁教授、经济学院田书清老师、公共管理学院丁玲副教授、贵州民族大学旅游与航空服务学院潘盛之教授、贵州师范学院陈志永教授，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生态民族学在读博士生以及来自民族学、历史学硕士点等不同专业的硕士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中，董建辉教授首先对“台湾原住民”与“与台湾原住民族”进行了概念界定。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指称个体——远古以来就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土著居民。台湾原住民族，指称集体——与汉族（主要指闽南人、客家人和所谓外省人）不同的特殊族群。在中国大陆，台湾原住民族统称高山族，或泛称台湾少数民族。
在对族群关系进行了界定之后，董建辉教授详细介绍了对台湾原住民开展族群关系考察的“人群、空间、时间”三个维度。他认为，族群关系主要指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具有动态性的特点。族群关系考察的三个维度即以群体性居住即由族群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所产生（人群）、聚居为物理基础（空间）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变化（时间）。
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的族群构成——人群维度，在整个20世纪，台湾原住民族主要被分为九族，简称“高山九族”。台湾原住民是南岛语族的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南岛语族先民约在距今7000—8000年前从中国南方，经多次逐渐迁徙，而分布于今天南岛语族的广大地区。台湾原住民迁徙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中国东南部，跨过台湾海峡，抵达台湾岛。另一条是从中国西南部，经由中南半岛，迁徙至太平洋诸岛。德国学者魏斯认为，台湾原住民族可分为北部群与南部群。北部群是经由大陆辗转而来的印度支那人种，亦称后印度人，以泰雅人为主，分成许多支族。南部群则是来自菲律宾的马来人种，随着黑潮北上漂流到台湾。
这些族群具有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举其要者，在社会制度方面：卑南族、阿美族传统上为母系社会，其他七族为父系社会；排湾、鲁凯有贵族等级制，其他为平权社会。在风俗方面：其他八族均有“出草”习俗，唯独雅美族没有。在祭典方面：如布农族的“打（射）耳祭”、邹族的“战祭”（Mayasvi）、赛夏族的“矮灵祭”、雅美族的“飞鱼祭”、卑南族的“大猎祭”等。在语言方面：南岛语系分四个语族：印度尼西亚语族，密克罗尼西亚语族，美拉尼西亚语族，波利尼西亚语族。台湾原住民族的语言属其中的印度尼西亚语族，内部又分三个语群：泰雅语群（泰雅、赛德克）、邹语群（邹、卡那卡那富、拉阿鲁哇）和排湾语群（23种），共28种语言。雅美族语则属于波利尼西亚语族的巴丹语群。
关于台湾原住民族的族群分布——空间维度，族群关系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形式有战争、相持、媾和、通婚、贸易等。其前提是族群间的接触和交往。在古代交通闭塞的背景下，地理上的邻近必不可少。山川、河流是影响原住民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台湾五大山脉中，中央山脉最长，玉山山脉最短。中央山脉有“台湾屋脊”之称，将全岛分成东小、西大不对称的两半，东部地势陡峻，西部较宽缓，并成为全岛各水系的分水岭。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62座。玉山山脉东侧隔着荖浓溪，与中央山脉相邻；西隔楠梓仙溪与阿里山山脉相对。玉山主峰3997米，为台湾第一高峰。3000米以上的山峰22座。雪山山脉北起三貂角（或鼻头角），南迄南投县名间乡浊水溪北岸的浊水山。3000米以上的山峰有54座。主峰为台湾第二高峰，3886米。台湾大小河流129条，大都发源于中央山脉，流程短，落差大，超过100公里的共6条，依次是：浊水溪（186）、高屏溪（171）、淡水河（159）、曾文溪（138）、大甲溪（124）和大肚溪（乌溪，119），都分布在西部。
河流对交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上游落差大，水流湍急，瀑布众多；下游河床宽广，枯水期干涸，丰水期泛滥，为荒溪型河流，冲积扇面积广大；集水区地质多属砂、页、板岩，质地脆弱，易崩塌，河水含砂量大。
地理环境对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范围的迁移不便，聚居地相对稳定；山区平地稀少，限制了农业种植，生计以狩猎采集为主；地理空间的狭窄，导致生存资源竞争剧烈，相互出草成为常态。
关于外来政权的更迭对台湾原住民族的统治——时间维度，虽然台湾原住民在台湾岛上居住的时间非常长，但被外人了解的时候已经是17世纪。1603年，陈第（明代）在《东番记》中，将台湾原住民族称为“东番”。1624年和1626年，荷兰和西班牙先后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殖民地。郑成功于1662年驱逐了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建立了郑氏政权。清康熙22年（1683），施琅率军攻克台湾，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汉人在台湾的日趋增多，导致原住民族的生存空间逐渐被压缩，具体体现在：许多原住民在冲突中丧身；汉人携带的新型病毒在原住民族中的传播；原住民族从北部和西部快速往南、往东逃逸，造成波浪式的“挤压效应”。
在这一过程中，居住在台湾北部和西部平原地区的原住民多数被汉化成为“熟番”。少数逃往山地或原本居于中央山脉和东部峡谷和海岸地区的原住民，则被称为“生番”。清朝统治时期，主要采取“划界封山”、“汉番隔离”的政策。出于开发“后山”的需要，与原住民之间也有局部的冲突，典型的如“加里宛事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推行“理蕃政策”，采取“恩威并济”的施政方针，将铁路修建到山区，利用原住民的廉价劳动力，砍伐林木，导致与台湾原住民之间的矛盾激化，先后发生了多个重大事件，双方均有很多人伤亡。“雾社事件”后，推行“皇民化教育”，采取怀柔手段，矛盾逐渐缓和。其间，“集团移住政策”的实施，彻底改变了原住民的传统居住格局，由此导致族群关系更形复杂。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由国民政府接管。国民政府实行以“平地化”为核心的“山地行政”政策，在原住民地区建立现代行政体制，实行国民教育，推行汉姓汉名，台湾原住民逐步走向汉化。其中最大的改变是改宗基督教。1980年代以后，在世界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台湾进行“本土化”、“民主化”的政治革新，台湾原住民运动由此兴起，围绕“正名”、“还我土地”、“自治”三大诉求，向台湾当局抗争维权。2000年，台湾实行多党统治。在选举的背景下，原住民的权益更受重视。纷纷恢复传统文化，最突出的是丰年祭。
从2000年开始，族群分化愈演愈烈，由传统上的9个逐渐增加到目前的16个。其中，主要由：2001年，平埔族（邹族或布农族）→邵族（第10族）；2002年，平埔族→噶玛兰族（第11族）；2004年，泰雅族→太鲁阁族（第12族）；2007年，阿美族→撒奇莱雅族（第13族）；2008年，泰雅族→赛德克族（第14族）；2014年6月，邹族→拉阿鲁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第15/16族）。
最后，董建辉教授总结到：在这三个维度中，空间是最稳定的；人群次之；时间是变化最大的，集中体现为外来统治的影响。三者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彼此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现场老师与同学积极向董建辉教授提问，了解去台湾开展田野调查所需办理手续的程序，就台湾原住民族与大陆少数民族关系等分享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董建辉，致公党福建省委委员，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博物馆副馆长，湖北三峡大学“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民族学科评审专家，主要从事民族学、政治人类学、东南民族方面的研究。198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兼任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会副会长。
文：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办公室助理 民族学硕士生 熊亚 图：中国文化书院办公室 张洪 民族学硕士生 刘晓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