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中华文化自信与自觉的苏醒，人们又重新发现了书院，发现了它的价值、意义与并未消竭的生命力。今天，小编与大家一起探讨书院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意义，并分享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老师，对书院教育的精彩讲述。
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十国，作为一种正式教育制度形成于北宋开国十余年后。唐代书院分为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前者如集贤殿书院为藏书修书之所，后者为文人士子治学之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弛，礼义衰亡。于是一些硕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到五代末期才基本形成，北宋初年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大唐以迄晚清的1200余年间，书院教育为古代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01年，受西学大潮冲击，书院被“上谕”宣布改制为学堂。截至清末，全国大大小小的书院都被改为各类学堂。但光绪皇帝的上谕并未真正终结书院发展的历史，经历数十年的低谷期，到八九十年代，它又重回读书人的视野。21世纪初开始，书院再次走向兴盛，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之一。
书院教育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知识传授、学术研究与品性修养、人格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就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很多现代书院也以前人为师，法古而行，如北京三智书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继承古代书院“知行合一”“有教无类”等优秀教育理念的同时，又与当代文化对接，希望对现代国民教育起到良好的补充。书院创院理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在当今新的形势下，书院精神除了学术独立、学行并重、师生情笃等之外，还要与时俱进，反本开新，既取欧美西学之长处，又重视传统经典，此则正是书院弦歌千年的精神所在。如此，始能传承书院积累、研究、创新与传播文化的永续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
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影响来看，书院既是一个地方学术的中心，也是传播和产生新生思想的阵地。它对一个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具备一种淳风化俗、引导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功能。对此，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张新民老师，曾有过精彩的阐释：
第一，书院论道。书院不同于官学，不以科考和权力为中心，而以儒家之道这一至高理想为中心。道须贯彻到生命中，贯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它往往建在山林之中，在山林中感应自然、体验生命；虽然书院办在山林中，却又有家国天下的关怀。因为书院与权力世界保持了一段距离，保持距离就做出了一种批判，这个批判是以道为中心，以天下的利益为中心，以良知为标准，所以书院必须论道。
第二，书院讲学。书院的讲学以治学为主，老师讲学是非常意识化的行为，像这样大规模的讲学在佛教里面叫上堂，但是书院有自由讨论。从孔子开始讲学，到后面的读《论语》，读朱熹的书，读阳明的书，在游山玩水中寓教于乐。因为是成人之学，是生命教育之学，所以在十五岁之前主要是教洒扫、应对、进退；十五岁以后才讲格物穷理、修己治人、内圣外王。儒家教育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第一要修身，第二要治天下。所以讲学是多种形式的展开，有庄严的会讲，也有自由讨论和论辩。
第三，书院习礼。书院有祭祀的功能，有很强的仪式性，在仪式中呈现价值。生命在仪式中会感到与天地沟通、与祖先沟通，把生命打通，所以我们中国文化的生命绝对不是一个断裂的生命。我们以前有无数的祖先，后面有无数的子孙，人在，文化生命就会不断绵延，而我们的生命与天地连通，生命的价值意义是在天地中定位以后呈现出来的。
第四，书院藏书。书院一定要藏书、刻书。印刷术的发明，是知识普及化的一个根本原因。由于书籍的传播，中国在宋代以后理学思想下到民间、上到朝廷，深入到基层社会，甚至传到西南边疆民族，而大西南边疆体系的稳定支持了西北的边疆地区、乃至于沿海的海疆体系。而这个边疆体系的稳定是由于儒家价值在那里扎根。我们希望将来阳明的思想还要往下推，可以进入到新疆、西藏。我们期盼这个未来。
当然，书院的功能不仅仅是上边列举的几种，还有许多潜在的政治、哲学、教育甚至经济等方面的功能等待深入挖掘，不过就已经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期，不但在政治经济方面发展，而且在教育文化方面也在发展。面对时代的趋势，书院更应该高举时代精神的旗帜，传承千年文化的精髓，把中国的教育提高到新的层次。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