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是武陵山脉主峰，位于黔东铜仁地区中部，不仅是武陵地区各少数民族朝拜的神山、圣山，而且还是中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以梵净山为中心的黔东文化，内函丰富、多姿多彩，形成民族文化、佛教文化、红色文化、傩巫文化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在铜仁地区打造“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文化旅游品牌中，梵净山弥勒道场作为重中之重被强调出来，极大提升了黔东铜仁地区和梵净山在全国的知名度。   

黄建军与作者合影（2011年12月）

    黄建军，男，贵州铜仁市人，贵州省收藏家协会会员，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八年，回城后分配到一家建筑公司当开山工人，后下岗；1992年下海经商，从事钱币收藏，后转入民间文化收藏。二十多年来，共收集十七大类民间藏品共数千件，比较全面反映了黔东地区多元文化的演变历程。黄建军现已成为铜仁地区藏品最多的民间收藏家，多次参与国内大型收藏品展出活动，与铜仁学院联合建立“黔东文化博物馆”。

（一）

     为着一张梵净山佛教文物的照片，我追寻了整整七年（2004—2011）。2011年末，终于如愿以偿，不仅见到了那张朝思暮想的照片的真容，而且结识了铜仁地区一位小有名气的民间收藏家。他就是黔东梵净山文化的守护者——黄建军先生。

    在有十多年文字交情的政协铜仁地区工委秘书长赵幼立先生的引见下，我们在铜仁市大十字附近一栋普通的楼房里，找到了黄建军孤身一人的家。

    进得门来，马上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三室一厅的房间被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收藏品挤得满满当当，除一条窄窄的通道外，室内几乎找不到多余的空间——窗台前、餐桌上、椅子下、沙发旁、墙角里，甚至连电视盖，以及头顶的梁柱上，都被各种各样的古代物品所占领，它们高低错落，井然有序，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而我寻访多年的那一幅梵净山佛教文物的照片，原来是一块清代紫袍玉带石雕刻而成的《梵净山名胜之图》屏风，它被拍成照片并放大成一张巨幅图片，占据了客厅内一张大方桌前的半壁墙面。

    在对面一张小方桌上，一尊泥金彩绘木雕观音像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一尊高约70厘米的观音像。观音面容圆润、神色慈祥，左手拈指上扬，右手持瓶下垂，宽袖凌风，双足站立于一条海天云龙之上。与观音的安详与宁静相对，海天云龙则充满动感和力度——海涛翻滚，云雾升腾，龙爪前伸，龙首高扬，龙口正对着观音右手所持之净瓶，仿佛正在狂吸净瓶倾泻而下的净水。观音与云龙，动静相宜，张弛有度，情趣天成。整个木雕施以泥金彩绘，绚丽多彩，金碧辉煌，刀法娴熟，出神入化，不仅体现了黔东梵净山地区浓厚的佛教文化氛围，而且在国内也是不可多得的佛教艺术珍品。   

明代木雕佛像 

    见我们对梵净山佛教藏品很感兴趣，黄先生又搬出六尊明代木雕佛像，其中一尊三面六臂，六臂分为三组，或双手紧握于胸，或两臂平展身侧，或两臂高举头顶。该木雕佛像与著名的梵净山护国寺明万历三年（1575）石雕佛像如出一辙，共同体现了明代梵净山佛教文化“心观”、“他观”、“天观”的佛教义理，是明清时期梵净山弥勒道场及其珍贵的佛教文化精品之作。  

    当我们还沉浸在对观音和佛像的欣赏之中时，黄先生又取出一包佛经和一串佛珠。佛经是抄在古代铜仁地区出产的白皮纸上的，字迹流畅而稳重，自然流露出当年抄经高僧深邃的禅修境界与书法意境。而那一串佛珠，颗颗乌黑铮亮，总长足有三米，可以想像那是一位身材愧悟的高僧所佩之物；而更令人称奇的是，每颗佛珠上都有用金粉书写的一句佛咒。黄先生介绍，这是从一座寺庙旁边的山洞里发现的，当时还被油纸层层包裹，完好无损。根据我的研究，该寺庙为明末黔东著名高僧无相大师所建立，名为莲池庵。可以推断，该佛珠可以肯定是无相大师的遗物，因此具有极高的佛教文物价值。

黄建军收藏的镏金佛珠和手抄经书 

    明朝末年，黔东梵净山成为明朝抗清志士汇集之地。抗清失败后，他们纷纷逃禅隐居。无相为明末著名抗清将领之一，后落发为僧，取名无相，成为黔东著名高僧。他修建的铜仁莲池庵，位于梵净山余脉六龙山的绝壁之上，下临奔流而下的锦江河水。当年该寺晨钟暮鼓，梵呗宣和，士人仰慕，僧众云集，是明清时期黔东著名的佛教名胜古迹。该佛珠发现于莲池庵山洞，属于无相大师的遗物大致是无可怀疑的。佛教被精心包裹，收藏于山洞之中，可以想像它是经历多大的磨难而幸存下来的，这不正是梵净山佛教经历多灾多难而顽强传承至今的一个缩影吗？

（三）

    为了更深了解这些独具黔东特色的民间藏品，第二天中午，黄建军先生打电话邀我单独再去他家畅谈。在冬日午后的暖和阳光下，黄先生一边指点他的宝贝藏品，一边侃侃对我而谈。

    “我的收藏品共有4000余件，都是我二十年来多方打听和辛苦收集所得。它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浸透了我的心血和汗水，包含了我深厚的感情，我从来舍不得卖掉任何一件。”在黄先生4000余件藏品中，除佛教文化类之外，还有古陶瓷类、古家具类、古纺织机械类、日用器物类、服饰刺绣类、契约商票类、民族乐器类，以及黔东特区时期红军遗物类等共十七大类，比较全面反映整个黔东铜仁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

    “我的陶瓷类藏品有铜仁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可以将黔东铜仁的历史文化推前到了五六千年的新旧器时代，反映了五六千年以前人类祖先开辟武陵五溪的历史信息。”在黄先生的指点下，我看见一些古老的陶片被精心地保存下来。我还看到一个镂空的异形陶罐，古朴庄重之中又透露出飘逸灵动，具有鲜明的魏晋陶艺风格。黄先生告诉我，这是他某次到乡下无意中发现的，当时去一户农家找水喝，看见几个杯子乱七八糟丢在院子里的鸭圈里，旁边还有一个陶罐和一把茶壶，里面装着鸭食，它们全都裹满了鸭粪。当他提起陶罐和茶壶查看时，发现原来是珍贵的晋朝陶罐和清末釉下五彩茶壶，忙问农户主人是否出卖。纯朴的主人说：“脏兮兮的，你喜欢就拿去，要什么钱哟。”黄先生大喜过望，将身上所有的钱给了农户，抱着陶罐、茶壶、茶杯，兴冲冲赶回家。这样的情形发生过好几次，每次都让黄先生激动几天几夜。“这种喜悦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他陶醉地说。

    我仔细端详那件晋代陶罐，古朴厚重、器形独特，不禁感叹于它能在黔东梵净山地区流传并保存下来，时间竟然穿越一千几百年之久，足见“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果然文化底蕴深厚，名不虚传。对于那件釉下五彩茶壶，黄先生指点我看胎质、色泽、硬度，并自豪地说道：“釉下五彩茶壶，是清朝末年在湖南醴陵创制的新的陶瓷品种，是中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属于中国近代瓷器的精品之一。釉下五彩茶壶从湘西流传到黔东，说明黔东与湘西一衣带水，联系非常紧密。”他流露出对釉下五彩茶壶爱不释手的欢喜之情。

    黄先生又从卧室拿出一个包裹严密的玻璃花瓶，晶莹剔透，色彩亮丽，不同凡响。“这是一只明代宫廷造办处制作的套色玻璃花瓶。我曾带它参加过几次在北京和上海的民间收藏品展览会。”从黄先生的介绍中，我认识到这只艺术珍品能从明代黔东土司地区流传至今，堪称中央王朝开发黔东民族地区的重要历史见证之物。   

清代著名箫笛传人刘昆山亲手制作的箫笛（赵幼立供图） 

     黔东梵净山地区是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因此民族文化丰富多彩。黄先生收藏有数百件反映各民族文化的生活与生产用品，如：窗花、门棂、家具、服饰、绣品、蜡染、被面、花轿、宫灯、农具、渔具等门类齐全的藏品，将黔东梵净山地区各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各方面完全真实再现出来；特别是具有黔东特色的民族乐器——玉屏箫笛，成为他的心爱之物。

    “我收藏有玉屏箫笛第二代传人刘昆山亲手制作的箫笛60多根，其中成对的有4套。”黄先生自豪地说：“玉屏箫笛是黔中之宝，1914年，到马拿马参加国际博览会，为中国赢得了荣誉。2006年，获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这批萧笛是刘昆山先生亲手制作，并刻有他的印鉴，这是仅存最古的玉屏箫笛真品。”在电视机旁的墙上，黄先生悬挂着上世纪80年代总书记胡耀邦、省委书记胡锦涛视察玉屏箫笛的珍贵照片。对每一类藏品，黄先生总是做到追源溯流，首尾贯通，有始有终，形成完整的一类，玉屏萧笛仅是其中一个代表。

黔东苏区红军使用过的红色文物 

    “所有藏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黔东特区时期的红色文化藏品。我的红色文化藏品，品种齐全，种类繁多。”黄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黔东革命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开辟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以黔东梵净山为中心，遍及黔东印江、思南、德江、沿河、松桃、江口、铜仁等县，点燃了贵州革命的星星之火，留下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收集的黔东红色文化藏品比铜仁任何一家正规博物馆都多”。黄先生流露出激动的神情。

    就在黄先生的卧室里，整个墙面挂满了在黔东革命特区时期红军使用过的生活物品和战斗用品：有马灯、雨具、武装带、粮食带、苏区货币、军号、饭盒、油印机、红军标语、指挥刀、马刀、梭标、三角叉、马枪（残件）、土枪（残件）、土炮（残件）等众多实物。尤其珍贵的是由当年红军将领萧克、张平华、张俊秀、周仁杰亲自签名的四个“纪念木黄会师53周年”自制信封，被黄先生用红布精心包裹，放在一个精致的盒子里。此外，在客厅沙发背后的墙上，还悬挂着红军作家陈靖将军重走红军长征路时，为铜仁人民亲笔书写的巨幅题辞。“它已经流往省外，我花高价购回。它是黔东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黔东人民永远不忘红军的革命精神。我要让黔东人们知道这种精神，并世代传承下去。”

（四）

    对于过去的收藏经历，黄先生并不愿意过多提及。“二十多年前，我为了收藏，放弃了我原本红火的生意，当时生意还不错，每天收入至少六七百元，在铜仁市中心买了两套住房。我一进入民间文化收藏领域，就非常沉迷，妻子很不理解，最后离我而去。现在，我为了收藏而花光了全部积蓄。每一件藏品都与我有很深的缘份，有很深的感情。每当夜深人静，我仔细端详研究每一件藏品，都会给我极大的慰藉和温暖，陪伴我度过漫漫长夜。”黄先生轻描淡写的述说，也透露出些许的无奈。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专家参观铜仁学院“黔东文化博物馆”，高度赞誉黄建军对保存地方文化的贡献（2018年4月）

    对于未来打算，黄先生忧喜参半。“我现在最操心的是如何发挥这些藏品的实际作用。堆在家里总不是办法，而且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堆放了。我收集到的解放初期到北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多次的松桃苗族“四面鼓”（中国最大的“四面鼓”），就只好放在一个朋友的房子里。我必须找一处像样的场所来展示我的藏品，发挥这些藏品的文化宣传价值。现在全国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运动，铜仁地区也正在打造‘梵天净土、桃源铜仁’的旅游文化品牌，我希望能与政府或文化单位进行合作，用我的全部藏品去宣传黔东文化和梵净山佛教文化。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我的心血和汗水也算没有白费。”在告别黄先生之时，他还表示要继续收集更多的黔东民间藏品，因为他相信中国的文化春天已经来到了。

    是啊！文化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在新形势下的今天，我们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崭新局面，我们的文化事业正在迎来一个真正的春天。希望黄建军先生与铜仁学院联合建立的“黔东文化博物馆”，使他保护黔东文化的愿望早日实现。

文/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张明  图/铜仁市政协 赵幼立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