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省社科院周之翔博士著作《朱子〈大学〉经解：“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内容简介
朱熹继承北宋理学家所高扬的“为己之学”的治学宗旨，穷尽毕生精力探索和建构“为己之学”的治学道路与经典体系，终于完成了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学术使命。朱熹“以身解经”，将《大学》从“探渊源而出治道，贯本末而立大中”的圣帝明王之学，转化为普通学者修养身心的基本经典，《大学》的建设功能也从治世之君守天下之学与乱世豪杰得天下之学，转为一个时代人们心灵建设的大纲。本书即是以“为己之学”为纲领，考察朱熹解释《大学》的历程、具体内容、原则与方法的倾力之作。
作者细致梳理考证朱熹研习《大学》的思想发展与成熟过程，从理论到实践，以身解经，不断修订《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熹的《大学》体系日臻完善；选取朱熹诠解《大学》最有特色的篇章为例，分析其注解《大学》字词的方法，揭示其对“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关键概念的独到阐释。
作者简介
周之翔，原名周雄松，湖南新化人，历史学博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贵阳孔学堂入驻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湘黔地域文化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研究。
目录
序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文献综述
第二节 问题提出、方法与内容
第二章 朱子《大学》经解历程
第一节 早年的《大学》学习：“为己之学”宗旨的奠定
第二节 中年的《大学》经解：“为己之学”的建构与实践
第三节 晚年的《大学》经解：“为己之学”道、学、术的综合与融贯
第四节 余论
第三章 朱子《大学》经解释例（上）
第一节 对《大学》音韵、名物制度的注解与词的义训
第二节 释“明明德”
第二节 释“新民”
第四章 朱子《大学》经解释例（下）
第一节 释经一章
第二节 释“格物致知”补传//176
第五章 朱子《大学》经解原则与方法
第一节 朱子《大学》经解原则
第二节 朱子《大学》经解方法
结论与展望
附录
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所见朱熹修订《大学》情况一览表
二、朱子所制《大学》图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章节
朱子毕生的志业
朱子毕生的志业是什么呢？
1198年，朱子六十九岁时跟弟子们说：
佛经云：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这个道理虽人所固有，若非圣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晓得底，我说在这里教你晓得。你不会做底，我做下样子在此与你做。只是要扶持这个道理，教它常立在世间，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黄卓、沈同录于1198年。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三，《朱子全书》第14册，第396页。）
七百多年后，陈寅恪先生也援引此佛经说：“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接着指出：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察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页。）
陈先生所引佛经的着眼点与朱子有所差异，重在阐明中国自秦以后思想史的演进都是为宋代新儒学这一大事因缘的产生与传衍而准备条件。朱子之学，陈先生也称之为紫阳之学和新安之学，正是宋代新儒学的巅峰。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察报告》中，陈先生着重指出冯先生“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亦指出近现代以来研究朱子的著作，于朱子之学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思想的演进之关系问题，“皆无惬意之作”。陈先生在此指出了两个问题：其一，同佛之出现于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一样，朱子之出现于世是为了集成新儒学这一大事因缘；其二，朱子集新儒学之大成，这一大事因缘乃秦汉以来思想史演进的结果。陈先生对于朱子学术的熟悉与信仰，应该无人质疑。(俞大维指出陈寅恪早年对十三经大部分都能背诵，特别重视《礼记》中的精粹篇章，如《大学》《中庸》《礼运》《坊记》等。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24页。)他自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5页），已表明他的学术思想倾向。而陈先生之所以也引用这句佛经，是受朱子之启发，还是圣贤之心异世而同符？
实际上，朱子一再跟学生提到“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圣人亦是为这一大事出来”，确实表明了他对自己的期待。他指出圣人如佛一样，为一大事出来，所要阐扬并扶持的“这个道理”，就是《大学》所标举的“明德”“新民”之道，他说：
看古之圣贤，别无用心，只这两者是吃紧处。明明德，便欲无一豪私欲；新民，便欲人于事事物物上皆是当。正如佛家说“为此一大事因缘出见于世”，此亦是圣人一大事也。千言万语只是说这个道理。若还一日不扶持，便倒了。圣人只是常欲扶持这个道理，教他撑天拄地。（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七，《朱子全书》第14册，第580页。）
朱子指出：自明明德，且由此而新民，使天下人皆有以复其纯粹至善之性，而同入于圣贤之域，正是圣人出现于世的原因。然而，“自秦、汉以来，讲学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业，然无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间有得其一二，而师道则绝无矣”。（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12页。）所以，一千三百多年后，朱子挺身而出，接续圣人一脉心香，花费毕生精力注释、阐扬《大学》。他的《大学章句》正是宋代新儒学的收官之作。朱子易箦前三日，正襟危坐，修改《大学》“诚意章”，正是完成这一大事因缘的象征。南宋灭亡之时，新儒学学者陆秀夫于崖山被敌人重重包围，又风雨飘摇的海船上，日书《大学章句》，教授年幼的南宋皇帝（脱脱等： 《宋史·忠义传》，第13276页）；岳麓书院教授衡阳人尹穀峨冠博带、正襟危坐于熊熊大火之中，以身殉道（脱脱等：《宋史·忠义传》，第13257页），则表明后学们已能将朱子所揭示的圣人之道，在天崩地解、国破家亡的关头，撑拄了天地。国虽破，家虽亡，人虽死，此道此学则光耀于世，无人能将其光芒掩盖。
圣人本非为一姓一朝阐扬此道，朱子亦非为一时一世建构和实践此学。天地生生之心永远需要人们通过德行来体认，生民之命运亦需由人们以学问和事功去承担，去圣的绝学及其价值永远不会磨灭，万世的太平根基于每一世代人们个体的心灵建设。陈寅恪先生深明此理，所以七百年后，起而大声疾呼：唯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可以照耀人类文明不至迷失在人类的气质之偏与欲望之盛所构筑的黑暗之中。而人类文明之明，又无非是每一个人的心灵之明。这就是朱子明德之学的精魂，也是中华数千年文明史中，古圣今贤所一脉相承的圣学血脉。
序
朱汉民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属于《礼》经的传记之学。在早期儒家经典体系中，“经”是三代先王制作，地位最高；而“传”“记”只是儒家学者为承传经典、阐发经义而作。汉代所谓的《礼》学，其实只有《仪礼》才是“经”，而《礼记》主要是阐发礼义的“记”，刘向《别录》将《大学》等十六篇列为礼学的“通论”。
到了北宋初，《大学》受到朝廷和儒家学者的关注，已经出现脱离《礼记》的单行本。北宋元祐五年（1090）八月给事中兼侍讲范祖禹上《帝学》八篇，在书中首次提出了“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开始以《大学》为一种新的“帝学”。与此同时，张载、司马光、二程对《大学》均特别推崇，《大学》成为宋代士大夫倡导的修己治人之学的重要典籍。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朱熹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研究，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使得《大学》进一步成为独立的核心经典。自从南宋确立了《四书》之学以后，中华经典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四书》学成为与《五经》学并列的重要经学体系。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将训释《大学》《中庸》的典籍并入“四书类”，并且作了一个特别的说明：“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一《经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过宋儒重新诠释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思想体系、学术内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理学思想的经典依据。随着经学研究的逐渐兴起，《四书》学也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密切关注。
周之翔进入岳麓书院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即立志于朱子的《四书》学研究，以期对这一新经典作出自己的解读。由于朱子《四书》体系庞大，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代表《四书》学思想框架的《大学》，最终以《朱子的〈大学〉经解研究》为题而完成，并且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的评审和答辩。现在，他将原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并希望我为之作序。我很高兴利用这样一个作序的机会，将本书向学界作一推介。尽管《四书》学研究成果已经不少，但是这一本书仍然有其学术特点和出版的价值。
其一，本书以“为己之学”为纲领考察朱子解释《大学》的历程、具体内容、原则与方法，抓住了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解经的特点与关键。汉唐经学的宗旨大体上重在“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学，对个体生命与身心安顿之学有所忽视，以致释老之学兴盛，儒家士人多染佛老之风。朱子继承北宋理学家所高扬的“为己之学”的为学宗旨，穷尽毕生精力探索和建构“为己之学”的治学道路与经典体系，终于完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学术使命。如本书第二章中，作者以详实的资料揭示了朱子以《大学》为纲，以自己生命体验为依据，在建构儒家“为己之学”的治学道路和学术体系的过程中不断深入揭示《大学》内涵的历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界对于朱子学、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本书以儒家“为己之学”为考察视角，从考证朱子解释《大学》的经过，到揭示朱子“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思想的内涵，以及总结朱子解释《大学》的原则与方法，揭示出了朱子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
其二，本书注重对朱子《大学》思想发展与成熟过程的历史考证。如第二章即是从历史出发，通过细致地考证，以厘清朱子以“为己之学”为纲揭示和深化《大学》内涵的历程。又如第三章，作者通过细致地梳理一手资料，以时间为线索，详实地考察了朱子解释《大学》“明德”的经过，指出朱子先后以“良知良能”“至明不昧”“虚灵不昧”等解释“明德”，并有过从“虚灵不昧”转向“至明不昧”，最终又回归到“虚灵不昧”的曲折历程。本书通过细致考证，揭示出朱子学风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又勤于思考的特点，同时也揭示了朱子《大学》思想的前后变化与最终定论所在。
其三，本书注重挖掘朱子《大学》诠释的思想内涵与哲学思辨。朱子经学是义理之学，他的《大学》诠释十分注重义理阐发和哲学思辨。在详实考证的基础上，本书也细腻地分析和揭示了朱子《大学》学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等重要概念的思想内涵。这些内涵的揭示，应该说既有新意也比较准确。如第二章作者揭示朱子对“止于至善”之“止”的解释“必至于是而不迁”，分析了朱子对“止”的两重涵义的揭示：止于其所止之处与止于其所止之善，进而指出朱子在此深刻、全面地诠释了儒家君子在变动不居的人生中修行的“止”与“迁”的辩证关系。本书还注重运用西方解释学理论，揭示以朱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典解释学的特色所在。如本书提出的朱子“以身解经”原则，以朱子的语言来揭示其“以身解经”的内涵所在，显然是在现代解释学思想的关照下总结出来的。
当然，本书仍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对朱子《大学》中“止于至善”“诚意”“慎独”“絜矩”等重要思想未做深入分析，使本书对朱子《大学》的研究显得不够全面和完整。另外，也常有个人感慨之词等非学术性话语见于某些篇章，显得不够严谨。其实，学术本来就是立志于为学者一辈子的追求，是不断发扬长处、克服不足以求自己提升的过程，盼望之翔在艰辛的学术道路上不断进步。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