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籍也；献，贤也。”《贵州文库》总纂顾久说，“文”指典籍文章，“献”指古代先贤的见闻、言论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各种礼仪和自身经历。据此而言，“文献”多由先贤或作或辑而成。 

    但贵州文献相较贵州历史而言，可谓是大幅留白，文献资料的短缺甚至造成“断层”现象。贵州省域文献的收集整理，诗歌为一大宗。清代瓮安傅玉书（字竹庄）、傅汝怀（字确园）父子，辑有《黔风》三录（即《黔风旧闻录》（六卷）、《黔风鸣盛录》（十八卷）、《黔风演》的合称）；继而铜仁徐楘（字蔗塘）编有《全黔诗萃》；独山莫氏兄弟、遵义黎氏叔侄、贵阳陈田纂《黔诗纪略》前后编，蔚为大观。区域性的诗歌文献汇刻，有遵义郑珍《播雅》、黎平胡子何《上里诗系》、赵知山《桐故》、赵石知《桐梓耆旧诗》等，均限于诗。正因如此，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生前提倡“贵州学”，认为已被国内学术界认可的贵州历史文化特色“大体是诗词、地方志、禅学和民族诗歌”。“四席”之中，诗歌占得半壁。 

    黔中诗歌文献汇编，开风气之先者，当属瓮安傅氏父子，其“诗系以人、人系以事”的编撰体例，奠定此后黔诗辑编的原则和方法。莫友芝《黔诗纪略》，将体例进一步完善为“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无诗而事实可传、文字有关暨山川可考者，相因附见，按以证之”，即不但传中有证，诗中亦时有证。这一体例充分引用在《黔诗纪略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及附录《黔诗纪略补》（以下简称《补编》）中。

    《补编》由陈田在《后编》之后将独立收集到的黔诗编辑而成，计三卷。卷上、卷中收明代诗人四十五位计一百八十六首诗作；卷下收清诗人四十五位计一百三十八首诗作。卷上、卷中是补《黔诗纪略》之缺，卷下补《黔诗纪略后编》之缺。“贵州文库”第三辑将《后编》《补编》合编、分装为两册，均由贵州大学副教授张明及文史专家、《贵州文库》副总纂王尧礼点校。张明就体例作具体阐述—— 

    “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即因诗而探究其人，亦因人而寻访其诗，人以诗而留名，诗以人而显扬。《后编》中收录清代贵州诗家四百二十一人，收录一至三首的诗家多达三百〇五人，占了十之七八。大多数诗作和诗家，特别是无功名、无官职、无诗集乃至无籍贯、无字号者，因《后编》而得以流传。此外，《后编》还特别收录四十六首女士诗以及二十四首高僧诗，清代贵州的十八位女诗人和十三位高僧因此传名于后世。 

    “旁征事实，各系以传”，即广泛收集与诗家相关的材料，旁征博引，详其事实。凡其姓名、字号、籍贯、家世、交游、逸闻、轶事、学术、道德、事功、形状、子嗣、著述等，无不考订事实，以为传记，且列于诗前，人诗互见。传记因人而异，事繁则详，事简则略，万一无所稽考，则付阙如。 

    “而大要以年为次”，即《后编》以年岁为序而编撰，采用中国传统史学编年体体裁。“无诗而事实可传、文字有关暨山川可考者，相因附见，按以证之”，即谓某人虽无诗作，或因某事可传，或与某文相关以及山川可考者，皆连带举以互证，这是将“人物、事件、文字、山川”四者进行相互考证，一般还加以按语予以进一步解释说明。 

    此外，《后编》还广引奏疏、书信、序跋、墓志、歌和诗文等，全部注明来源，以供读者一一对证。这种多重证据互证的方法在全书中广为采用，既体现严肃的学术精神，同时也极大地拓展全书文献史料范围，为后人提供珍贵的历史研究资料。 

    《后编》为清代黔诗集大成之作，是继《黔诗纪略》收录明代黔诗之后的又一部黔诗总集，共收录诗作二千二百八十九首。所收诗作体裁丰富，有古体、近体等所有诗体；形式多样，有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内容广泛，有山水诗、酬答诗、讽刺诗、叙事诗、遣怀诗、咏物诗等，全面反映清代黔人的诗歌面貌和成就，在贵州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 

    《后编》由莫庭芝、黎汝谦采诗，陈田选诗并传证。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冬，由陈夔龙捐资刻印，与陈田独力辑编的《黔诗纪略补》合订为八册，是为“陈刊本”。但王尧礼在进行版本考订时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先生在《<黔诗纪略后编>版本及成书过程述略》一文中提及，《黔诗纪略后编》初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本有二十一册，存十八册；另有一稿本今藏贵州省博物馆，共二十二册，这一版本与初稿本相比较，除第二十二册所辑录的女士诗与方外诗为初稿本所无，以及初稿本所缺三缺无法比较外，其他内容与顺序大致相同。且凡初稿本上注明“删”者，该本基本未再选入，其他批点意见也多采纳。此外，初稿本无卷数，该本已初步分卷，故张剑先生认为该稿本是在初稿本基础上的再选稿本，称之为再稿本。 

    粗略统计，初稿本、再稿本皆收有五百余名诗人的五千余首诗作，数量远远多于“陈刊本”。与上海图书馆初稿本、贵州省博物馆藏再稿本相较，“陈刊本”对部分诗作进行删改，标题、正文或有改动，有的动了字句，有的甚至删削过半，甚至改变诗体。“不论什么原因，删改原作都是很遗憾的事。”王尧礼认为，“‘陈刊本’与初稿本、再稿本虽然书名相同，且同出一源，却已有很大差别，不能视作同一书了。” 

    王尧礼说，“陈刊本”不止印刷一次，贵州省图书馆藏本（原藏者乐家藻）是初印本，有一些错误；贵州省博物馆藏陈夔龙寄赠凌惕安本，则对这些错误作了修订，该本有挖改的痕迹。可惜“陈刊本”在清末民初交替之际面世后，一直深埋于故纸堆中，无人点校整理，甚至连介绍与研究文章也寥寥无几。二〇〇八年，贵州省文史馆在点校出版民国编印的《黔南丛书》后，又启动《续黔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被纳入其中，由张明据藏本点校，王尧礼审订。此次将《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收入《贵州文库》，王尧礼取贵州省博物馆藏本参校，并参考所能找到的别集原本，进行逐字逐句重校。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