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
颜之推（531—？），字介，出生在南朝时期梁朝的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其祖籍为山东琅琊临沂人，属于衣冠南渡的士人后裔，他经历了南朝时期的梁朝和北朝时期的北齐、北周，大约在隋朝开皇年间去世，约莫活了六十多岁。因为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不断分化、政权不断变易、社会阶层剧烈流动的大动荡时代，很多人不是死于战乱，就是死于颠沛流离，颜之推能够活到六十多岁，也算是寿终正寝、颐养天年了。颜之推正史有传，列入《北齐书》、《北史》“文苑传”之中，可算是青史留名，名列著名历史人物之列了。颜之推在中国现代受到重视，很大程度源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1893—1969）的《中国通史简编》对他的评价与重视。一方面，范文澜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大学者之一，他的研究影响很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名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最有影响的通史著作之一，一版再版，多次印刷，社会影响极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列为普通高校历史专业教材，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这就是所谓的“名著效应”。尤其是范老在论述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成就时，将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作为一个亮点，有着大量精当深刻的论述：“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之言，所以被看作处事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我们知道，自从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确定学者取得成就范式和规格是“成一家之言”之后，后世历代学者的学术追求无不是“成一家之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能够被后世后人尊为“一家之言”，其学术思想地位就是很高的了。范老的这个论断，也就具有“名言效应”，基本上将颜之推的历史文化地位确定下来，影响深远。在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中，对中国文化发展贡献大、影响大的历史人物，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周积明教授和我主编过一本《影响中国文化的一百人》著作，围绕“影响”拟定标准，选取新中国成立以前的100个历史文化巨人，就其思想传承性、影响性进行揭示，由于这本书成为文化史研究的长销书，包括颜之推在内的100位历史文化巨人在社会上、学术界很有亮眼率和关注度。我们当时的依据是“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乃至继续产生影响的人物”，而不是看他的“知名度”。
显然，颜之推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在书中，我们对颜之推的历史贡献和影响给予高度评价：“通过家庭教育对家庭成员及一代一代子孙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中国文化传承不辍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文化具有无与伦比延续性和顽强再生力的重要依据。从这个角度观看中国古代家庭教育，颜之推无疑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颜氏家训》在中国图书流传史上的强劲影响力，“不仅颇为有力地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法伦理型的文化系统中家庭教育据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深刻地昭示着颜之推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异地位”。这就较早地对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进行了文化史视域的研究和阐述，并确定了最基本的话语概念。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先生（1906—1996）主编一套影响很大、被学术界誉为“权威性很高”的大型人物评传丛书“中国历代思想家评传”，至今未见一本《颜之推评传》。可见，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对颜之推研究的重视还是不够的。
新世纪以来，对于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颜氏家训》的版本及其流传研究。以往的代表性成果是王利器先生（1912—1998）的《颜氏家训集解》，后出增补本，纳入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系列中。本书不仅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地理、版本等角度对《颜氏家训》进行了考订，还“把颜之推传和他流传下来的作品，统统收辑在一起，加以校注，以供研究者参考”。以前人们研究的版本依据，大体上是本书，学术界称之为“王本”。世纪之交，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927—2014）领衔主持“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重大工程出版规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儒藏》整理与研究”，拟定了“子部儒学类礼部之属”，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冯天瑜教授和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张艳国教授主持，将《颜氏家训》纳入其中，以已有校本、版本研究为基础，进行新的校订，形成新的高水准的善本，具有权威性。二是关于《颜氏家训》在家庭教育、社会文化传播的功能、效果、价值和意义研究。这是从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转向文本功能的研究，从学术史的研究看，具有学术拓展性，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三是关于颜之推思想的研究，从文字学思想、教育思想到政治、社会生活、处世哲学，甚至是文艺美学等方面，形成了多维度、多视角的立体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从范文澜先生以来关于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的评价内涵，完善和发展了原有的话语概念。这些，都无疑对于深化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张艳国著，《<颜氏家训>精华提要》，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一、一位饱经政权鼎革颠沛动荡之苦的士大夫
颜之推出生在江南，但他的祖籍却是北方的齐鲁之地，现称为山东，他是“衣冠南渡”之后的第一代。他在自述诗篇《观我生赋》的“自注”中说道：“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虽然在南迁的“百家”之中，琅琊颜氏不似琅琊王氏之家显赫，但也确是侨姓高门、大户门第之家。他与当时很多南渡的士人一样，虽然出生在南方，但是，心怀拥有北方血统和文化的优越感，在言谈举止、字里行间，总是流露着对于父辈故乡、自己祖籍情不自禁的怀念。譬如，他在家训中说：“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徧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邹鲁之地，为我国古代儒家发源之地，产生了被后世誉为“圣人”孔子和“亚圣”孟子这样的历史人物，自是人文兴盛之地和学宗之域；受其影响，其先祖早就醉心儒学，以儒学为业，何况其先祖有八人进入孔门，直接受到儒家始祖教育，这当然是门楣之幸！据记载，其先祖有名有姓的八人是：颜回、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和颜何。秦代以后，至于颜之推的祖辈，以及颜家世代人才辈出，史不绝书，颜之推自豪地称为“衣冠之家”，也就是官僚地主、学者文人家庭。所以，颜之推总是对此念念不忘、情有独钟，要求子孙牢记家世，不要有辱先祖。他说：“仰惟前代，故寘心于此，子孙志之。”
由此看来，颜之推家世的背景，一是有文化，好读书，会读书，是书香之家；二是官僚地主之家，在社会上属于有地位的体面人家。这符合儒家所主张的学官一体、耕读合一生活取向和人生目标，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回溯家世，颜之推对于从事“素业”，以读书博取功名是深信不疑的；另一方面可见，家史中先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颜之推人生一辈子中，留下了深厚的精神烙印，决定了他的人生准则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对自己北方血统的悠悠牵挂，对自己家世的深情追怀，流露在家训中随处可见的一种文化优越感，并不表明他本人对于自己出生的南方之地有什么偏见，或者是有什么情感上的巨大不适，个中缘由则是那个时代南下一代“衣冠之家”的文化失落，以及对“昨日辉煌”的本能眷顾。由此才能理解，经历衣冠南渡之后，像颜之推这样的社会阶层对过去他们身处中原文化中心与现实形成的反差，印记有多么深厚！
颜之推的七世祖颜含随晋室南渡后，居住在建康城南的长干，巷名曰“颜家巷”。在这里，老颜家世居七代，一直到他的父亲颜协随南齐南康王萧宝融出镇荆州（今属湖北），由此举家从建康城迁入荆州城。这就是颜之推在家训中讲到不能将父母的灵柩安葬建康城的由来：“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南朝梁武帝大通三年（531），颜之推出生在江陵城。其时，颜之推已有两个哥哥：大哥之仪，二哥之善。大哥之仪在《周书》中有传，史称“幼聪颖”，“博涉群书，好为词赋”，隋文帝时晋爵新野郡公，拜集州刺史，被称为“见危授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古人所难”；二哥之善史书无载。据颜之推在家训中所说：“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可见，家庭是和睦温暖的，兄弟是友爱欢愉的。颜之推的父亲喜读书，知识面广；擅书法，草书、隶书名重一时。史称他“博涉群书，工于草隶”，“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去世，时年四十二岁，可惜，他的《文集》二十卷毁于烟火。这一年，颜之推只有九岁。颜之推出生时，他的家道尚算殷实之家，属于典型的“亦官亦学”官僚知识分子家庭，因为他的父亲担任朝廷的“正记室”，是皇帝的文秘近臣，直接服务于皇帝，并受到梁武帝的信任；又是颇有声望、博闻强记的书法家，受人追捧和尊敬。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颜之推应该是尝到了家庭温馨的，所以他在《序致》篇中，以不无幸福的口吻回忆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诲诱。”一是家风正、家风好，二是家教严、很小的时候就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教育。然而，颜之推幼年的幸福生活毕竟太短暂了！随着幼年丧父，他家的一切都随之改变。此时，颜之推的悲伤、无助、无奈，是可想而知的。幼年的丧父之痛，挥之不去，伴随了颜之推的一生。以至于他在家训“序致”篇中回忆道：“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备边幅。”靠慈兄支撑家庭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
自父亲去世后，虽有慈兄扶持，但自己的路，还得自己走。在颜之推一生中，最心酸、最痛苦的，恐怕莫过于政权变易，以及由此引发锥心刺骨的颠沛流离。据史载和《颜氏家训》的回忆，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是在他十九岁那年，颜之推刚刚出道，担任湘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的右常侍，加镇墨曹参军，就遇上了“侯景之乱”（梁武帝太清三年，公元548年）。颜之推亲眼目睹了战乱导致的大量人员死伤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对于“侯景之乱”攻陷台城，造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至”的死伤惨状，感到非常痛心；他还直接面对叛军多次想加害他的死亡威胁，“值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获免。被囚送建业。景平，还江陵。”这一次动乱时间不短，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令颜之推饱受煎熬。在“侯景之乱”中，梁武帝被饿死，简文帝被杀，侯景弑君自立，后被斩首平定。颜之推不仅看见了惊心动魄的武装反叛、皇帝废立、政权变更，而且还深陷其中，他几乎是与死神擦身而过，他太幸运了，命运中遇到了搭救他的贵人——王则；虽说是有惊无险，但只要稍有一点人生经验的人，就可以预想：他一定想到了生死。而在此时，他却还只是一个“刚上路”的“年轻司机”啊，心底的波澜大约可以掀翻他的肺腑！所以，他用了“梁家丧乱”一词，来痛惜国家的毁坏和民生的凋敝，也是在诉说自己的惊魂。
第二次是西魏兵攻陷荆州，梁元帝遇害，他成为俘虏，后奔北齐，涉水再遇险。可以说，先遇兵灾，后逢水险。这次历险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九月，西魏兴兵伐梁，十一月兵陷江陵，元帝被俘后遇害。国破之际，倒霉的岂止是皇帝！无数的家庭也遭遇兵祸的冲击，所谓“国破家亡”，正是这个意思。随着都城被毁，皇帝被俘，一大批臣子的命运也好不哪里去，他们大多成为瓮中之鳖，被敌国生擒，任由处置。颜之推作为梁元帝的“散骑侍郎，奏舍人事”，也集中在成堆的被押解人员之列。颜之推的哥哥之仪被解往西魏都城长安，他自己则被押往弘农（在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成为李远都督帐下的文书。好在弘农较之长安路途近了不少，这就少了许多奔波劳累之苦；再加上李远的哥哥李穆将军久仰颜之推大名，把他推荐给家兄做文书，也算是对颜之推的一分温情和好意，三方都人情两免，形成三赢格局。这一年，颜之推二十四岁，距上一次遇险只隔了五年。这一次的破城之战以及一向欣赏自己的恩主梁元帝遇难，令颜之推痛伤心肺，惊慌不已。尤其是在破城之日，梁元帝挥手一炬，火烧典册图书无数，这简直就烧残了颜之推的精神寄托啊！要知道，在这被毁的图册里，也包括许多颜之推多年的心血之作啊！所以，他在《观我生赋》并自注里，对此作了血泪式的记叙：“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注：孝元自晓阴阳兵法，初闻贼来，颇为厌胜，被围之后，每叹息，知必败。）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注：孝元与宇文丞相断金结和，无何见灭，是师出无名。）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注：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海内无复书府”，“斯文丧尽”，这里面充满了忧惧、伤感和痛惜，特别是对读书人深及骨里的自尊自信撕裂，足以令人同情共感，为之肝肠寸断。所以，在家训里，对于这次破城导致的焚书，颜之推在多处流露出内心的难受和不舍。这还不算，次年，颜之推目睹了梁朝的宫廷之乱，陈霸先崛起，梁敬帝成为傀儡，离梁朝灭亡不远了。朝廷的混乱无序，大臣的违逆不敬，这也使具有浓厚家国情怀的颜之推痛心疾首。又一年，颜之推二十五岁，颜之推奉命从弘农奔北齐，奉朝请，侍文宣帝左右。但在北上的路上，过河遇惊天之险，几乎殒命。“值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来奔，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为何大家称赞他“勇决”，一来是他经历了“砥柱之险”，毫无惧色；二来是他“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战乱、政乱和重险，三年交织在一起，颜之推又一次经历了生死考验，并又一次成功挺住了！但越是如此，留在他内心深处的伤痛和印痕，就越是难以抚平！这一次的命途坎坷，除了政治动荡外，还多了一层勇克“砥柱之险”的拼搏传奇；当然，还是要感谢贵人相助，生命中欣赏他的那位“大将军李显庆”，既把他推荐给了弘农的哥哥，又把他推荐给了朝廷。北齐文宣帝“阅之”，并“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顾眄，就是被欣赏、受到重视的意思。这个词用在这里，别具史家深意，读来特别亮眼。颜之推离开动乱的末世梁朝，免除了政治上是是非非的缠绕，虽然在投奔北齐的过程中，依然阻隔重重，但结局还是圆满的，得到文宣帝的赏识和重视，这对于疲惫已久、流浪不定的身心来说，或许也是一点难得的补偿吧！
第三次虽不是兵灾战乱、皇帝废立之类的际遇，但颜之推卷入权力交锋的营垒之中，在激烈的争斗中，几乎丢了卿卿性命。情状的急迫程度，竟然令《北齐书》本传用了“方得免祸”这样庆幸的字眼。事件发生在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十月。这一年，颜之推四十三岁，距离上一次历险十九年。当时，在朝廷里形成了以祖珽为一方的汉族官僚地主集团和以穆提婆、韩凤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军事长官集团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势力派别，他们在国家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势同水火、绝不相容。鲜卑贵族集团视汉族士人为“汉儿文官”，充满蔑视；有时甚至粗暴地直呼为“狗汉”，必欲“杀却”而后快。矛盾的爆发点是：鲜卑贵族集团主张后主亲征晋阳，而汉族士人集团则联名谏止。最后，齐后主倒向鲜卑贵族集团，“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张雕（虎）、刘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为首，并斩之殿庭”。按说，就事情本身而言，双方的冲突不足以达到提刀死人的地步，但从矛盾交锋的全局看，则是鲜卑贵族集团借事闹事，一定要达到清除汉族士人的目的。因此，它的实质是鲜卑贵族集团罢了汉族士人集团领袖祖珽相位之后，继续追击，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最后一战，是两个政治集团为赢得政治主导权的生死之战（决战）。由于颜之推与祖珽一向交厚，“大为祖珽所重”，且“帝甚加恩接”，由此“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颜之推被鲜卑贵族集团视为政敌集团的成员，他们认为颜之推这次在“谏止书”上一定签了名。可最后齐后主依照“谏止书”上的署名传唤时，却没有颜之推的大名。倒不是颜之推不签名上谏，而是因为一个随机的原因他错过了签名，由此逃过死劫。据载：“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虽然逃脱了一死，但是，颜之推却丢了官职，“寻除黄门侍郎”。当然，相对于生命而言，罢官只是很小的一件事了。丢掉的官帽还可以失而复得；但生命却只有一次，一旦丧失，就永不可得了。历史就是这么巧合，也是这么神奇，不知是颜之推命硬，还是上苍眷顾，一瞬之间的小插曲，就救回了一条活生生的性命。真是造化弄人，简直不可思议！毕竟，好运就是这样又一次有惊无险地降临到颜之推的头上。颜之推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五味杂陈，几分惊悚、几分庆幸兼而有之，以至于他在日后的《观我生赋》自注中说：“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
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北周大军一举灭齐。这既为四年前的齐后主是否亲征晋阳画了一个句号，也为颜之推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颜之推与北齐亲贵、官僚被俘后，被押到首都长安，但他受到礼遇，被周宣帝任为“御史上士”。颜之推五十一岁时（隋文帝开皇元年，582年），隋代周，颜之推成为隋臣，担任过“太子学士”之类的文官。从短暂的北周生活，到隋朝开皇年间，一共十多年的晚年岁月，颜之推的晚景是平顺的，《北齐书》本传说他在隋朝“甚见礼重”，作为一代鸿儒，受到尊敬的晚年生活，他内心一定是愉快的。正因为这样，最后他得以寿终正寝，以一种圆满的人生方式走完了他曾经惊魂起伏、颠沛流离的一生。颜之推得以善终，这是老天对历尽劫波的智慧老人的补偿。唯其晚年平顺，我们才可以见到《颜氏家训》这本完整的大书；而这本书也得以完整地流传下来。
《颜氏家训》的成书过程，史书没有记载。《颜氏家训·终制》篇上，他自己说：“心坦然，不以残年为念。”可见，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他生前定稿成书。这种可能性很大；如若不然，他的长子思鲁在隋唐之际也为文人学士，曾编订过父亲的文集，思鲁最后在父亲过世后编订成书也未可知。但不管怎样推测，《颜氏家训》在颜之推生前是已经成型的书，这是可以断定的。
不疯魔，不成活；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对于颜之推而言，磨难出思想。正是他历尽坎坷、多次体验生死的一生，才给予他厚重深沉的思想体会。从颜之推身上可以发现：只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谈出深刻的人生观；只有反复经历过价值判断的人，才能讲出取向分明的价值观；只有充分感悟了世界的人，才能深入总结自己的世界观。反过来说，浅薄的思想，一定附着在单调的人生内容和简单的人生经历之上。这就是说，颜之推的人生经历与《颜氏家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颜氏家训》所体现的，就是颜之推来自于人生经历的经验和智慧。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对于立于人生实践深处的思想来说，也是如此。
二、一本居于中国家庭教育巅峰之上的名篇力作
尽管颜之推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乱动荡、供职朝廷中度过的，但观其一生，他始终把读书、思考、写作放在生活的重要位置，做到亦官亦学、亦述亦作，加之他“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在学习、研究和写作上都有过人之处，因此，他一生著述甚丰。虽然《北齐书》、《北史》本传上说，颜之推著述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其实，他的著述还远远不止这些，综合历史文献记载，另有：《训俗文字略》一卷、《集灵记》二十卷、《急就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稽圣赋》三卷、《正俗音字》五卷、《还冤志》（也写作《冤魂志》）三卷。现仅存《颜氏家训》《还冤志》和《诗五首》，其余都已散佚不存。由此可见，颜之推的确是南北朝时期“最通博”的学者；透过流传至今的《颜氏家训》，结合其传奇的人生经历，又可见他是那时“最有思想”的学者。
《颜氏家训》是一本专门记录颜之推家教言论的著作，书名“家训”就已经鲜明地标志了本书的内容和特色。如果仅就家训而言，历史地看，已无新奇可言，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先秦以来，家训篇章史不绝书，名篇名作代代相传，如周公的《训子伯禽》、敬姜的《训子公父文伯》、孔子的《训子鲤》、司马谈的《训子迁》、马援的《训侄严、敦》、诸葛亮的《诫子书》等等，以及在两晋之际产生的杜预、陶渊明等名人家训正在颜之推的时代被人口耳相传，而《颜氏家训》只是中国文化中重视家教家训的一股新流，传承了中国家训文化和家庭教育、家风建设传统，顺应了自古以来将家教家训载于文字篇章的文化趋势，这只是它的继承性一面；另一方面，它超越了前人，有创新光大的积极贡献。纵观此前家训，都只是单篇之作，一事一议，集中话题，聚焦问题；而《颜氏家训》则是一部体大精深、体裁固定的著作，具有思想的系统性、视野的宏观性、探讨问题的宽广性、说理的深刻性。就像我们将小说的文体分成短篇、中篇和长篇一样，前者像短篇，后者是长篇，分量不在一个等级和层面。颜之推通过《颜氏家训》，论述了家教家风的重要性，阐述了关于起自于家庭教育、家风家庭环境对于人们教育、培养的价值意义，结合他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论述家训所涉及、涵纳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把家庭教育作为一个社会重大问题提出来，并予关注和研究，使人的成长立足于家庭教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此，《颜氏家训》也成为一本居于家庭教育巅峰之上的力作名篇，南宋藏书家、目录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价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颜之推也因这本书成为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历史人物。
《颜氏家训》归为七卷，分列二十篇。每卷独立，篇篇相关。由于古人不用句读，也就不分段略；与今人写作、阅读习惯不同。依笔者点校、研究，遵循原卷篇次，突出明确每章各节，将每节依话语表达重点，重拟标题，方便读者阅读和把握思想观点，也便于打通全书思想脉络和说理理路，从体裁形式上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大致如下：
卷一由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五个篇章组成。序致篇分为两节，讲述作者概况、写作背景、成书经过、主题主旨、主要内容、意义旨趣，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序言”“前言”和“致谢”。这篇序言短小精悍、情真意切、内涵饱满，读起来十分感人。教子篇分为七节，主要内容是着重讨论家庭教育的原则、方法与意义，围绕家庭伦理法则和“爱”的铁律，论述了严管严教、培养孩子成人立人的道理。通篇采取案例教学，道理深刻严谨，说理活泼温暖。兄弟篇分为六节，主要论述兄弟伦理，从兄弟出自父母血脉的宗法之理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团结合力作用、价值和意义。后娶篇分为五节，论述后娶的合理性，指出后娶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存在的矛盾和弱点，既说理，又举例，使道理深沉厚重，使案例成为鉴镜。治家篇分为十六节，主要围绕家长看治家，以治家成败考量家长的修身立德素质与水平，治家有其内涵要求、准则和方法，强调治家如治国，没有章法就万事不成。治家篇打通了个人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轨迹和内在逻辑关系，尤其受到后世儒家重视。
第二卷由风操和慕贤两个篇章构成。风操篇分为四十一节，本章所论风操，是针对主流社会，或称上流社会的风操，对象是知识分子、士大夫，包括作者所处时代特有的士族贵族。风操，是风范、操守的合称，内含风范、风度的意思，它起到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通篇围绕作为一名士大夫、读书人，家长及其家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尚节操进行了论述。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作者紧紧依据儒家经典《礼记》关于风操的礼仪规范，结合南方、北方的风俗民情差异，从人生修养、精神风貌、礼仪操守到家庭的门风门规、家庭风尚和礼仪规矩，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但是非正义的观点十分明确、毫不含糊。慕贤篇分为七节，本章将做人与齐家、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回答“做人就要做好人，向贤人看齐”“治国之要，惟在得贤”的重大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谓人类和有国家以来人们所聚焦关注的问题。作者强调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智慧的力量，树立知贤、尊贤、敬贤、追贤、成贤的思想很为重要，主张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敬贤观和交友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和启发意义。其中蕴含的警言名句，不断为后世所记取。
第三卷由“勉学”独立成章，分为三十节。本章所论，主题集中，作者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学习的方法和意义、学习内容的选择，特别是将学习与人生形成结合起来，使学习有一个扎实的载点，不是空泛地谈学习，赋予了学习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这就使学习有一个活生生的新鲜视角。作者认为，学习，放大生命的意义；学习，催生人生的智慧；学习，提升人生的价值。他主张凡事学在先，学习是生命的一部分。文中准确运用古今求学、勤学、苦学、实学、博学、深学、精学、用学和知学典故、故事，寓意深刻，言辞恳切。本篇的论述，理论与实例结合，环环相扣，以理服人，直击求学者心灵深处，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意蕴悠长。作者对于历代名人名言、名篇名作和俚语谚语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对于一些成语如引锥刺股、挂斧远学、映雪常读、聚萤读书、带经而锄、牧则编牒、耳学不如实学、手不释卷，以及一些掌故、典故等等的引用借用，都恰到好处，着实为文章增色不少，增添了思想的生动性和感染力，也使这些深刻道理入脑入耳，易懂好记。
第四卷由文章、实名和涉务三个篇章组成。文章篇分为二十二节，主要探讨文章的体裁、功用、文风、写作方法、欣赏旨趣和学术批评，强调文章表达作者的思想心声，形式与内容相统一，重视文章的内在思想、情操和价值取向，力戒言之无物的“空文”，这是继南朝齐梁之际学者刘勰（约465—520）《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重要文论篇章；他主张文章要“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平白晓畅，因文会意，对于扭转当时文风时弊，产生了积极作用。实名篇分为七节，主要内容是探讨名、实关系。名与实，是一对高度抽象的哲学范畴，是指事物的名称和具体存在，一般适用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名，是指对某一特定对象物的指称，它依据于对象物的具体存在和实在内容。如老子所谓：“名可名，非常名。”是指名实相副。实，是指某一对象物具体而丰富的实在和内容，它依据于事物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和存在条件，具有无限多样性。如墨子所谓：“实，荣也。”是指事物具体存在的丰富性表现。颜之推讨论名实关系问题，从具体的问题讨论着手，而不是就哲学问题进行纯粹理论的分析。这就使关于名实问题的认识更加具体化、生活化和形象化，使一个充满“玄辩”的问题变得亲切、生动起来。颜之推突出重视“实”，即内容，主张“实”高于、重于“名”，当他把人的名声和道德修养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将认识提升到很高的境界。他说的“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成为流传至今的千古名言，其文化影响力可见一斑。涉务篇分为五节，主要探讨人如何处理实际事务问题。他主张做人要“食人间烟火”，“接地气”“做人事”，实实在在地生活，善于处理实际事务。本章的指向性很明确，不尚空谈，鼓励实务。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学贵实用、经世应务、关注民生疾苦等等，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修养立身、积极入世优良传统的继承，又具有在当时激浊扬清、明辨是非的积极意义。
第五卷由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和归心组成。省事篇分为七节，主要讨论做事的方法论问题。简单地说，省事就是要利利索索、直奔主题，不要拖拖拉拉、节外生枝；要会观察、会想办法、会做事，省事既是原则，又是方法，人们做任何事都要省心省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针对青年人急功近利、浮躁急切的时弊，提出欲速则不达的忠告、警醒，是有借鉴意义的。止足篇分为三节，主要内容是提醒人们重视对“知不足”与“知足”的关注，特别是要认识“足”，自觉做到“知足”。止足，止于满足，也就是知足的意思。止足也好，知足也罢，前者重行，后者重知，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在思想上知满足，在行动上不作过分的企求。颜之推结合前人“知足常乐”“知足自省”的思想，结合自己的人生体会，论述了“知足”在人生修养上的重要价值。诫兵篇分为三节，主要讨论对待军事战争的态度，一个“诫”字，已经十分鲜明准确地表达了本章的中心思想，切不可妄做武夫，也不可好武逞强，更不可耀武扬威。古人说，“兵者，天下之大凶，不可不慎。”颜之推结合家族史展示他自己对于军事、战争的底线思维，重复古人的智慧，强调“可不慎欤”？养生篇分为三节，主要论述了养生的意义和方法，强调珍爱生命，适度而正确地养生；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就算豁出生命也是值得的。他的看法，对于人们思考身体与生命的意义价值、生活的目标与意义、人生观与生死观，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归心篇分为十一节，主要讨论人的内心世界的归宿、灵魂的洁净和精神价值的意义。他主张扬善弃恶，强调善恶有因，善恶有报，即“善恶之行，祸福所归”，人要有善德，更要有善为，这些看法打上了南北朝时期文化开放的时代印记，也为我们保存了一份十分完整、鲜活、生动的思想文化资料个案。
第六卷由“书证”独立成章，分为四十七节。本章主要讨论在学习、研究中遇到的文献、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等专门的学术性问题。依次涉及《诗经》8篇，《礼记》3篇，《春秋左氏传》2篇，《尚书》1篇，《六韬》1篇，《易经》1篇，《汉书》5篇，《史记》4篇，《后汉书》4篇，《三国志》1篇，《三辅决录》1篇，《晋中兴书》1篇，《古乐府》2篇，《通俗文》1篇，《山海经》1篇，《东宫旧事》2篇，《尔雅》1篇，其他不著书名者，为典故、名物，当然考释典故最后也还是回到了典籍之中。可见，文中所考证的字、词、音、意，以及人物称谓、名称、典故的由来，都算是比较常见的，一是出自于经典，如《诗》《书》《礼》《易》等，这是儒家经典，既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面向大众的文教资料，更是古代读书人的“日课”书目；二是出自文史书籍，属名著系列，如《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古乐府》等，其中的《左传》和“前四史”至今都还被誉为文史名著。文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能是生僻的，但在当时，应该是常见的，所以在文中作者透露了信息，说是对“或问”（有人问）的回答，其实就是常见性问题。不要认为古人在家里都讨论这么高深的学问，觉得很新奇。其实，古代家庭生活的模式是耕读一体、官学一体，有文化、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一般具有著书立说、研究学术、传播文化的社会功能。由于本篇讨论的都是一些专门的学术问题，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至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七卷由音辞、杂艺和终制三篇构成。音辞篇分为十节，主要讨论文字的读音、音韵与方言的关系问题，这同前文的“书证”篇一样，也是一个有难度的专门学术问题。颜之推在本篇讨论的几个文字学、音韵学、文化比较学问题的学术意义同样受到后代学者特别是清代以来学术研究的重视和肯定，其研究价值是突出的。杂艺篇分为十三节，主要是讨论传统认为主流学术以外的思想文化。“杂”相对于“主”而言，在颜之推看来，那些属于杂流的书法、杂技、绘画、卜筮、算术、医术、骑术、博弈等等，是社会生活的要素，会一些，甚至是精一些，都是有益的，只要它不冲击主业主流，人们不沉溺其中就好，他的鲜明态度是“不愿汝辈为之”，不必终生投入其中。颜之推的社会观、从业观、娱乐观是比较开放的。他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值得重视的。终制篇分为五节，主要是全文的收尾，重点是“交代后事”，在传统文化里也称作“遗令”“遗言”“遗嘱”。颜之推交代子孙的话，直面冷峻的话题“生死离别”“后事安排”；说话的内容，要求薄葬、节简，如棺木板厚度不许超过两寸、选材只用松木，不许使用随葬品，不封不树，不许举行招魂仪式，不许用酒、肉作为祭品等等，都十分具体，简则俭矣，却是别有一种情怀在心头！他担心奢华铺张的葬礼以及陪葬，会让他的子孙不堪重负，尤其担心因此掏空了“生资”，影响他们的生计。这就是一种慈父的胸襟和爱怜。难怪后世文人墨客读后，总是难免有一股热泪在涌动呢。
总之，《颜氏家训》共七卷、二十篇章，今次按照句读后分段，共有250节（段）。全书的主要内容围绕着家庭教育、人生话题展开。近年来，在研究中有一种趋向，将本书所涉及的文章、书证、音辞等篇研究引向纯学术化、去家训化的倾向，离开家庭教育的学术视野，独辟学术领域、建构专门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是值得注意的。其实，《颜氏家训》的“家训”内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将学习探讨、切磋纳入学习范围、家庭交流范围，从中得出学习的体会、经验，并进行学习方法的反思、总结，应该还是在家庭教育范畴之内；从狭义上讲，就是家庭教育内容直接地、直观地体现“家训”话题，紧密围绕家庭关系、家庭管理、人生成长、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展开，这在《颜氏家训》中占了绝大部分内容，而且比较具体。
《颜氏家训》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论述家庭教育的宏大著作，建构了本书独特而开创性的“家训”学术体裁、话语体系、教育的方式方法和学术（教育）思想。
首先，颜之推家训体裁明确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家庭，甚至是在家族这样特定的教育场域和教育环境下的教育形式。教育者是在家庭中具有生活经历、经验话语的长者，是具有家长权威的长辈；受教育者（教育对象）则是家庭全体成员，主要是家中晚辈。在《颜氏家训》中出现的第一人称“我”，就是《颜氏家训》的作者，也是颜家家庭教育的主角；出现的第二人称“你”“你们”，甚至是直接出现颜之推儿子“颜思鲁”的名字等，他们都是受教育的对象。
其次，颜之推家训话语体系的建构与确立，突出的特征是体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从思想传导关系。由于教育者的家庭地位，特别是从身份、辈分和人生阅历、生活经验（智力、识力、魄力、定力、决断力）等方面具有的权威性，因此，在家庭教育中，他绝对处于“训导”“训示”“训教”“训诫”的主导地位，即居于主动性、引导性的一面或一方，将自己的人生经历、经验、反思采取“灌输”的方式，传导给家庭成员，即受教育者。话语具有支配性、提示性、暗示性、警示性特征特点，话题围绕教育者人生经历的过程性方方面面和经验总结，问题意识紧紧围绕如何实现人成长的人生观、善恶取向的价值观和与世界相处的世界观来展开。
再次，颜之推家训教育的方式和方法是与家庭的存在形式、家庭组织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是家长作为“训导者”担任了“主讲教师”角色。二是全体家庭成员，主要是晚辈充当“学生”角色，他们是听者、受教育者。三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既是教学关系，又是血亲伦理关系（长辈与下辈的长幼亲属关系）。四是家训的场域是家庭空间，可能是书房，可能是厅堂，可能是庭院，也可能是长辈的卧室等，并不固定。总之，家训的“课堂”是居家范围。五是家训的教育方式方法，因为听者的特定性，这就决定这种教育组织形式、教学方式只能是“小班教学”，就拿颜之推来说，他的经常性听众是长子颜思鲁，因为在书中提到的次数最多；后续补充的听众还有二子颜愍楚、三子颜游秦以及长孙颜师古。教学方法以灌输为主，以案例教学（讲故事）、讨论互动（发言发问交流）为辅，融入启发式教学理念（有些问题教育者不作结论，由被教育者思考或自找答案）。家训的开展也不像社会教育机构设置的课堂教学那样固定，它具有随机性、灵活性等特点。当然，一般取决于家训教育者的闲暇时间，以晚上、节假日等空闲时间居多。
最后，颜之推的家训教育思想是使每一个受教育者在亲验教学、情景教学、启发式教学、灌输式教育中树立成人立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走正道，成事业，有担当，能作为，把家庭管理好，进而服务国家、社会。颜之推在开篇《序致》和收官篇《终制》中所阐述的写作目的，就揭示了他的教育思想和目的：一是要“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以传业扬名为务”；二是要“轨物范世”，“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三是要形成“整密”的“风教”（家风），代代相传。在颜之推的教育思想中，它有以下几点超拔前人，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和启发意义：
一是重视家庭建设和治理。颜之推把家庭看作是家庭成员最温暖、最安全、最可靠的避风港、安乐窝、共同体，他的家庭观念很强、很重，也很实在。一个人活在世上，连家都没有了，就注定是社会的孤儿和流浪者；反过来看，一定要把家庭关系处理好，把家安顿好、建设好、维护好、管理好，千万不能“堡垒从内部攻破”。他在《治家》篇中，提醒人们对待家庭和家人，治起家来“可不慎欤”！
二是重视家庭环境营造，重视积累和形成良好的家教家风。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个，也是最终的社会环境。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家庭环境和家风对人的影响既是持续的，又是深刻的，还是润物细无声的。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家庭风气风尚，就有什么样的家庭成员。所以，他就用“蓬生麻中”“入芝兰之室”等来比方家庭环境、家教家风对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他认为，树立良好家风，经常受到严格的家教，就能免遭“门户之祸”。
三是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比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社会教育或者其他教育都要重要。家庭教育是经常的，是深入的，是温馨的，也是严厉的，这是其他任何教育形式都比不了，也都不可能具有的优势和优点。家庭教育是全过程、全体家庭成员、全方位的教育活动，教育的力度、强度和深度是相互关联、相互协同、共生激荡的。他在《序致》中揭示了家庭教育最本质的优势来自血亲伦理，这是社会上任何关系都不具备的特殊性和优势性，因此，家庭教育与生俱来就具有爱，具有严，具有规范的强制性；“圣人出自良家”，把家庭教育运用好了，就不担心子女的成长进步了！
四是父母在家庭教育中居于主导、主要、主动的地位，一定要突出家长的示范引领、言传身教作用。人出生于家庭，从家庭走向社会，家长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幼教胜于成教，家教胜于社教，家长教育胜于教师教育。因此，家长首先要修身齐家，家长首先要正派正义和贤德贤能，要用自己的修养、情操、言行影响家庭成员，即“以上率下”“自上而行于下”“风教”，这是最好的家教，也是最有文化感召力、吸引力、亲润力的教育方式。
五是家教要早要严。人的思想、理想、情操、人生取向、行为方式是自幼开始形成的，早教易成，晚教则难改。所以，颜之推一方面强调胎教、幼教，即早教；另一方面，把严教贯穿在家教的全过程。他相信一个朴素的道理：“松是害，严是爱”，严父就是慈父，严教就是担负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从小就让子女明辨是非善恶、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孩子的成长就顺当，不走人生弯路。
六是重视教育的内容和学习的方法。颜之推通篇以身说法，结合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经验，不断列举历史典故和身边人的事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点评人生成败，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作为最生动、最精彩的教材，把“士君子”的成长规格作为教育内容，突出了教育内容的正统性和主流性。颜之推十分重视学习方法，他认为，再好的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如果不变成受教育者的有效学习方式方法，一切都是枉然。颜之推强调书本知识学习、向前人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重视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放到“涉务”之中，一生才受益无穷，才能不断进步。加强自身修养，养成学习习惯，终身学习，学以致用，这是颜之推家教思想的核心和法宝。
总之，颜之推透过《颜氏家训》阐发的教育思想十分精到精要，矗立了那个时代的一座教育丰碑，而且也在后世乃至当代都具有闪光的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三、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
颜之推去世后，颜家保持了书香之家、官僚之家的风范和门第，在隋唐之际，颜家代有人出。因此，《颜氏家训》得到了妥善保管，并从家庭流向社会，传扬开来。长子颜思鲁也像其父一样，仕学结合，在隋朝当过东宫学士，唐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并整理了颜之推文集；二子颜愍楚在隋朝做了通事舍人，后在战乱中举家遇害，著有《正俗音略》二卷；三子游秦，隋朝时任点校秘阁，唐初为廉州刺史、鄂州刺史，著有《汉书决疑》十二卷。颜之推的孙子（思鲁之子）颜师古（581—645），更是卓然超群，为唐朝一代大儒，博览群书，精于训诂之学，官至唐朝秘书监、中书侍郎，著有文集六十卷、《汉书》注、《急就章》注和《匡谬正俗》八卷等。颜之推五世孙颜真卿、颜杲卿都是唐代有魅力、有影响的人物。颜真卿是影响至今的书法家，以“颜体”流传于世；颜杲卿父子在安史之乱中壮怀忠义，以身殉国，英烈事迹世代传扬。他们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事迹可查。颜之推的人格魅力、学术思想、行义之举，在他的子孙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深厚的家训、家教、家学底蕴，培育了子孙的操行、品格和能力；从后代子孙的学识、人格和作为上，清晰可见颜之推不断远去的家训背影以及文化力量。
家训培育家风，家训育化人才；人才的榜样力量加快了《颜氏家训》的社会传播节奏和广度，在隋唐以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南宋藏书家晁公武（1105—1180）评价《颜氏家训》是“述立身治家之法，辨证时俗之谬”的有用之书；明人张璧称赞本书“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清人卢文弨（1717—795）在《注〈颜氏家训〉序》中将它纳入儒家经典序列评价，虽不及“六经”精邃宏远，但“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事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
《颜氏家训》一经流传，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历代知识分子、士大夫的肯定和推崇，是因为本书的精神情感、价值弘扬和思想体系，击中他们的情怀，从而获得共鸣。
首先是《颜氏家训》所张扬的浓烈的家国情怀，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君子、士大夫的精神底蕴和人生情怀，最能打动人。家是人的起点，是人的出发地；国是人的归宿，是民族心理文化结构和个人精神深处最珍藏、最重要的价值；家与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修身齐家，致良知，成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积极站出来治国平天下，将个人、家庭和国家融为一体，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同家庭、国家安危存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家国情怀，既是稳定的、沉静的、又是火热的、浓烈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命感、家国担当精神都来源于此。它越是深入到社会底层，就越发深厚牢固。中国文化的典籍，谈及人生意义和目标，最本质地讲，就是家国情怀，或称家国精神。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讲稿中，评述司马迁《史记》时，特别指出，史书列传，“多借史以传人”，他所说的“传人”，就是自古以来包括司马迁本人在内通过述史叙事所张扬的家国情怀，讲述的是故事，传导的是精神。颜之推在《观我生赋》里讲述的“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是一种士大夫、读书人的家国情怀；他在《勉学》篇里讲的“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是一种家国情怀；他在《古意诗》里抒发的“悯悯思旧都，测测怀君子”也是一种家国情怀。特别是在《颜氏家训》的讲述里，这种士大夫修身、爱家、护国的家国精神得到处处流露，随处可见，十分感人。清代学者赵曦明在抱经堂刻本《跋》中说“谓当家置一编，奉为楷式”，就是对颜之推表达并推崇的家国情怀的准确回应。
其次是《颜氏家训》所展示的“三不朽”价值，是历代士大夫、读书人念兹在兹的精神人格和人生目标。人生的目标和价值是什么？从先秦时期就有人予以概括、提炼和表彰：立德、立功、立言，足以使人生名垂青史，至于不朽。唐代学者孔颖达（574—648）解释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人生一辈子，要同时做到“三不朽”确实很难，自古及今没几人；但是，做到“三选一”确是很多士大夫、读书人的追求和梦想，这还是可能实现的。颜之推通过《颜氏家训》实现了自己追求的人生价值和目标，做到“不朽”了；颜之推的子孙在《颜氏家训》的教育熏陶下，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光荣梦想。这个标杆的示范和激励作用，的确是太诱人了！颜之推在家训里反复说的“善名”“扬名”“立名”等等，都是对“三不朽”价值观的宣扬和维护。所以，隋唐以后，《颜氏家训》成为民间流传的教科书，以“用启蒙童”。
当然，一本书成为名作名著，仅仅只有上述两条，还是很不够的；一定要有时代特色，有时代的内容，有时代的声音，才能成为时代的记录和典范的思想资料。因此，思想既是时代的声音，又是时代的记录，还可以成为时代的思想标本。颜之推身处大变革、激烈碰撞的南北朝，他用眼看、用耳听、用心想、用嘴讲、用笔记，为人们提供了新视角、新概括和新思想，形成了一个立足于时代高度、潜入中国思想文化激烈整合深处，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后世人们将《颜氏家训》称为“南北朝时期的三大奇书”之一，依我看，奇就奇在颜之推用思想的触角揭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思想动态，既坚持从汉代以来形成并被确立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根本价值本位，即已经形成的传统、主流；又能承认儒、道、释进一步汇流交融的新变化、接纳与新思想新信仰相伴生的新生活新事物，把思想、认识与时代变化同步一致地推向前进。坚持坚守，是颜之推思想深处珍视历史、固守传统的固有底色；包容纳新，是颜之推思想扎根社会生活，与时偕行的新生亮色。固本不排斥纳新，纳新不忘记根本，才能新旧中和，促进思想创造。
历史地看，颜之推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思想、情感和态度是炽烈的、浓厚的、坚定的，充满着自信，对此，仅从他对自己三个儿子的命名就可以一窥全豹；现实地、前瞻地看，颜之推对于社会生活出现的信佛论道新元素和思想领域的多样化趋势，他的胸襟是开放的，眼光是敏锐的，观察是深沉的，思想是新潮的。将历史、传统与时代、现实、变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在价值本位、主流文化、正统思想上开放兼容、包容纳新，就是整合融汇，激荡出新。如此，颜之推就及时表达了在他所处时代儒、道、释进一步融合的新趋势新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映时代变革由旧向新的思想认识；他如实记录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思想文化领域的新变化新样式新特征，这就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完整的、生动的时代、生活、思想、文化互动相生的真实样本。这一点，正是与他同时代人、同时代著作、同时代思想所很少具备的，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于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研究看漏了的，或者是看走眼了的地方，而这恰恰是颜之推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上最了不起的地方！
颜之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整合的巨变时代；时代巨变，本身就是社会思想的大熔炉。衣冠南渡之后，社会剧烈的动荡并没有丝毫平息的迹象，由北到南，国家、社会阶层、千家万户都卷入分裂、冲突、碰撞、争斗的旋涡之中。纵观颜之推一生，除了他最后十多年身处隋朝安享局部安定之外（其时，隋朝还在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只是颜之推没有处于征伐的动荡之中，生活在长安都城里，还算比较安定，而长江流域则正经历铁蹄征讨、战火纷飞），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无休止地经历朝代交替、政权易手、争斗不断，随着动荡动乱的节奏，不断地死里逃生，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除了政治、政权、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之外，全国范围的民族矛盾与武装冲突也犬牙交错在一起，那时的民族冲突、民族融合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颜之推对动荡流离的感受，表现出惶恐、惊悚、无奈、疲倦、厌烦，甚至是无比痛恨，只要留心观察，他的这种情绪在书中都随处可见。因为常年的战乱、动荡，甚至连自己父母的遗骨都不能在家乡入土为安，更不要说生者难生、死者难死了。
因此，他不禁在晚年还要发出灵魂深处的感慨：“吾今羁旅，身若浮云，竟未知何乡是吾葬地。”这是多么痛彻！虽然如此，自汉代确立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正统性、主流性、主导性地位，也并没有因此被摧毁，依然是社会主流所遵循、维护的价值规范。因此，《颜氏家训》的基本文化立场依然是自汉代以来业已形成的中华文化，特别是其思想主轴、核心价值还是比较牢固的，所以，在《颜氏家训》中，他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动辄“子曰诗云”，常念“周孔之教”，着力宣扬成人立人、仁爱仁道、忠恕孝道。他所坚持的儒家文化立场、精神、价值，可视为颜之推及其家训的基本盘、基本面，或称之为“文化本位”吧。“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颜之推以世学儒术，“以就素业”“世以儒雅为业”为荣，这就是他坚守、守望传统的家世背景和家学渊源的文化依据，也是他自幼受到儒学熏染形成的文化自信底气。正是有此文化坚守和自信，《颜氏家训》及其作者的思想为后世学者特别是后世儒家所肯定；如果没有这条原则、底线，本书恐怕就不会受到追捧了，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颜之推及其家训如果仅仅只是“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恐怕也不受人待见，就会显得泥古不化、迂腐过时；因为时代在变，社会新要素、新热点和新问题正在萌生，这些新的社会因素、思想动态有它必备的社会基础，任何人都不能否定它，作为思想者、学者尤其不能漠视它。“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这种生产立足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战乱、动荡、饥饿、疾病和死亡，在那时极其严峻沉重地拷问着人们的灵魂，传统的精神寄托、精神归宿、精神慰藉、精神需求等等似乎无效，传统的精神价值也似乎失灵，新近由外而来的宗教——佛教，以及正在兴起的本土道家及其道教，似乎可以填补精神的空虚，起到“精神补位”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精神要素满足了人们新的精神需求，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和残酷现实。颜之推敏锐地观察到了，并积极进行了思考，从而如实地记录下来，这就有了体现在家训中新的社会内容——人们信佛，人们谈道。
颜之推承认新的社会事实，尊重人们的精神选择，不仅没有排斥它，而且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它、包容它、接纳它。于是，在《颜氏家训》中，就有“养生篇”推崇道家养生学说、在“归心篇”中认同佛家“因果轮回、善恶相报”学说的记载，在其他篇章中也还有一些宽容儒家以外思想学说的言论。对此，后世总有学者，如清代朱轼（1665—1736）、孙星衍（1753—1818）等人站在儒学道统的立场上加以批判，认为颜之推偏离了儒家立场和价值，成为“杂学”和“杂家”，这些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学者的看法。其实，这大可不必。因为离开了社会生活，离开了具体的时代内容，就不能聚焦问题，也不能得出共识性意见。人不能生活在真空中，思想也不会在真空中产生。只有贴近时代、植根社会生活的思想，才能赢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对于颜之推所构建的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本、对道家佛家思想开放包容的综合思想体，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情和理解的态度，透过《颜氏家训》的字里行间感悟作者所处的时代，深入到作者的思想底层去体察产生思想的社会生活，看看作者的思想是否合乎产生思想的实际生活？看看作者的新思想是否存在在后世看来所具有的价值？看看作者的思想同前人比、与同时代人比新在哪里、有没有新的启发？退一步讲，仅从历史研究的个案、思想史研究的案例来看，作者在书中讲到的人们信道、人们信佛，对于我们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研究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生活构成、内容格局、生活气象等等，也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历史资料，不必弃之如草芥。更何况，他的这个兼容并蓄的思想综合体确实活生生地突兀在南北朝时期呢！
本文系《<颜氏家训>精华提要》前言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