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锋（宁波大学校哲学和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作者历时十多载，行程十多万里，前往温州图书馆、上海（上图、复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江西省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国图总馆、文津馆、中国科学院、北大、人大、清华、首都师范大学）、长春（吉林大学、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济南（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芜湖（安徽师大）等地调研阳明文献，获得辨别弘治、正德、嘉靖早期、嘉靖中期、嘉靖后期、隆庆、万历等不同时期阳明文献的刻工与刀法，有助于阳明文献的辨认与研究。
【关键词】阳明文献；全国大调研；阳明心学
非常感谢采薇阁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在全国的学术平台上分享我近二十余年在阳明心学与文献上的科研心得。我也很荣幸和全球最顶尖的阳明文献学者一起，参与采薇阁的阳明文献出版工作，荣誉是采薇阁给的，所以，表示一下感谢。
嗯，其实，对大型系统文献有自己的感觉应该可以从2002年左右算起吧。当时，我在上海大学读硕，对《正谊堂全书》比较感兴趣，就复印了这套丛书有关宋明理学与养生系列，有数十种，几大箱子。后来，我在湖州师范学院教书，里面特藏书库里有四库全书和存目丛书，基本有时间，如果有需要，我都会去复印一些我需要的文献。2006年，在苏州大学读中国哲学博士期间，把存目存书有关儒家学者特别是明清的，都全部过了一遍，复印其中我需要收藏的文献。
我是行政管理学出身，后来习中国哲学，做文献学，算是野路子，半路出家。做博士论文，我喜欢田野调查，比如，2006—2010，我去老家康斋墓地、故居大概有五六趟，或者是摩托车，或者是的士，穿越田野，给我新鲜的感觉；比如，好像是2007，我坐火车、汽车去安徽祁门调研康斋弟子谢复（号西山）的讲学地，徽州深山纵横，坐在乡村大巴上，盘桓数小时，感觉随时有坠下深渊的感觉，想想很后怕，具体年份都忘记了。大约是那些时期吧，我喜欢就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所在地调研，走过先贤走过的路，感受他们的感受，有助于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所以，我不是像陈来、杨国荣等大家做概念、范畴与哲学分析出身，我更像是做文献，做调研。其实，这与我多次参与各种调研的经历有关。
2010—2015年，我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跟随钱明、束景南等名宿系统学习和科研，我便开始系统收集阳明心学文献，尤其是调研、拍摄、复制阳明文献。当时作《北方王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020），得到李旭、刘丹等先生的帮助，便开始注意北方阳明心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输入，应该说，钱明老师的指导促进我对阳明文献的系统收集。期间，我从浙图孤山分馆购买阳明著名弟子徐霈的《东溪文集》，虽然是清刻本，但为孤本，这是我“重金”购买的第一个孤本文献。我对浙大、浙图等图书馆藏文献开始有深入的了解，发现很多孤本。由于听束景南先生三年的课，得益于恩师启发，我开始撰写《阳明夫子亲传弟子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便注意收集阳明及其弟子的存世文献，每日或端坐于图书馆，或去上图、南图等地图书馆查阅方志丛书，这项工作持续大约四年，完成20多万字专著，后来教育部立项，出版，学术界获得较好的学术评价，让我对文献和调研更有信心。期间，我继续实地调研。比如，我去衢州常山象湖村，查阅康斋弟子郑伉（号敬斋）家谱，得到村民的热情支持。比如，我到宁波鄞州山区调研明代理学先驱黄润玉的讲学书院。比如，我到上虞，调研明代理学家潘府的故居和讲学地。比如，我到绍兴柯桥，朝拜王阳明墓地，当时还是很荒凉的，也很偏僻，墓地前是一家农家乐，旁边是街道和道观，不像是墓地，感觉像集市，周边房子很多。
2016—今，我在宁波大学工作，依托宁波宝地，开始阳明心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系统工作，开始全国阳明文献大调研。得益于两套大型丛书：《阳明文献汇刊》《中国古籍总目》，CALIS文献系统。文献复制上，打车来回宁波镇海区新图书馆五六次，复印《阳明文献汇刊》，获得重要文献。依托《中国古籍总目》、CALIS所载阳明文献所在地，对温州图书馆、上海（上图、复旦、华东师范大学）、南昌（江西省图书馆）、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北京（国图总馆、文津馆、中国科学院、北大、人大、清华、首都师范大学）、长春（吉林大学、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济南（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芜湖（安徽师大）等地进行地毯式搜索，或拍摄，或复制，尽可能的获得稀见珍本文献。
温州图书馆去了大约三趟，获得钱錞刻孤本《传习录》，薛甲序，管州跋，发现该书题录错误，不应该是《传习录续录》，而应该是《传习录》。两册八卷，嘉靖三十三年，刻于江阴。遗憾的是，捐资刻印人钱錞第二年就在与倭寇的军事斗争中殉难，英年早逝，大约三十岁。还在温州图书馆获得明代心学先驱黄润玉文集的孤本影印本，令我喜出望外，得以全部影印。温州图书馆地方文献室给予较多的体谅与支持，深表感谢、致敬。
复旦大学光华楼图书馆古籍特藏部去了四、五次，不仅发现胡宗宪《传习录》，三册本，胡宗宪嘉靖三十七年刻本，[清]俞嶙修缮；还影印大量的阳明后学文献，因为刚出版的《明别集丛刊》被复旦大学购买，整个长三角高校很少有学校舍得购买，让我增添很多阳明后学稀见文献。
在复旦大学，发现胡宗宪《传习录》刻本孤本
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更多的阳明孤本文献，其中，我校对多种阳明孤本文献，包括贵州版文录，有时，五、六日呆在图书馆，每天下午四点，眼泪就会准时流下来，既疼，又干。坐在高铁上，我也校对文本，忽然，就睡着了。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很幸福，也很充实。其中，我发现，上图有一本《传习录》题录错误，其刀法明明是万历重刻本，但题录说是南大吉刻本，还多次作为镇馆之宝多次展示、宣传，让人遗憾。
在上海图书馆校对王阳明《与晋溪书》
在国图文津馆，翻阅不同的阳明文录，意外发现《传习录》，二册五卷本，绍兴郡倅萧子奇重刻南大吉本，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王畿序，江涌校正，孤本，收录于名不见经传的明刻本《阳明先生文录》第21、22册，喜出望外。于是申请复制，费“重金”，半年后获得电子版。学术界一直以来，对南大吉原刻本语焉不详，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南大吉原刻本，包括日本学者。但，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王畿序本是比较早地接近南大吉原刻本。
从国图购买的嘉靖二十九年孤本
在中山大学开会，遇到深川真树先生，由于我汇报我调研阳明文献，他告诉我，他知道有一家日本图书馆藏有嘉靖二十三年德安府刻本，我喜出望外。请求他帮助。半年后，我得到深川先生帮我购买的影印本，由此回溯南大吉原刻本之谜。两次去中山大学图书馆，每次一周左右，我购买阳明著名弟子陈明水明刻本半部，另外半部，我用大约一周时间每日校对。和上海一样，每天下午，我准时流眼泪，干涩而疼，真怕眼睛瞎掉呀。
往长春，获得水西精舍本《传习录》《阳明语录》孤本两种，但吉林大学既不同意我查阅徐鲁源文集等三种阳明后学文献，更不同意我博导师姐查阅，让我陷入绝境。
在吉林大学
在首都师范大学，阅读全球唯一孤本《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初刻本），谈好了合作协议，因为我自己经费的问题，遇上2020年新冠肺炎，至今迟迟未能影印，这是遗憾之处。
往南京图书馆三四次，首次阅读到孤本胡宗宪刻24卷本《阳明先生文录》，查阅了大量地方志文献。
在天津南开大学，获得古籍部主任允许，查阅到《阳明别录》单刻本，印刷精美。
在芜湖，再次阅读到孤本胡宗宪刻24卷本《阳明先生文录》，未获得文献影印权力。
期间，我拍摄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多种阳明孤本文献，全部打印出来。我还花费巨资购买陆永胜主编的《王阳明稀见珍本文献丛书》，丰富我的阳明文献收藏。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学伟副教授是域外阳明学文献发现的集大成式专家，赠给我台湾地区《传习录》，或许可能就是南大吉原刻本，只剩残本下册。
2020年疫情之后，我的大调研告一段落。但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在采薇阁团队支持下，我荣幸获得阳明文献的领军团队的支持，获得多种孤本，都是全球惟一刻本，如孙应奎《传习录》、胡宗宪《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董聪《阳明先生文录》、天真书院版《阳明年谱》、白鹿洞书院版《传习录》，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无限感动，大大丰富我的收藏。
感谢《浙江社会科学》刊物和宁波大学，让我的阳明文献调研成果发表，并得到采薇阁和央视编导张老师的认同，感谢。
2021年春，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查阅绍兴图书馆建设的《王阳明专题文献数据库》，意外地发现嘉兴图书馆藏有嘉靖刻本《传习录上卷一二下卷三四》，虽是残本，但比德安府本较接近南大吉原刻本，如果与孙应奎刻本、台湾藏本比较，有助于还原南大吉原刻本，解开困扰学术界五百年的谜案，就是钱德洪所说的“八书”之谜。
阳明文献全国大调研历时十多年，行程20多万里，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体会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专业上，就是辨别弘治、正德、嘉靖早期、嘉靖中期、嘉靖后期、隆庆、万历时期刻工、刀法，这种直观的版本辨别技术有助于我分清不同时期的《传习录》版本，矫正温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题录错误2种，有助于正本清源，保护和传播阳明文献。这种文献辨别技术，于我而言，弥足珍贵，无人替代。
面对数十种不同阳明文录、传习录与别录不同时期版本，有时，如果不去全国各地调研，不同版本校对，体系过于庞大，我们真的会奔溃的，无从下手。
最后，感谢采薇阁，感谢王强老师，一起推进阳明文献的全球、全国大发现、大影印与大汇校，让远在异国他乡数百年的宝藏回家，让祖国更强大。
祝愿采薇阁越来越好！
图文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