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大辞典》论及清道光《贵阳府志》，盛赞曰：此书与普通方志迥别……较全面地反映了贵阳风貌，为清代方志之上乘，颇得好评。

    地方志，是中国伟大文化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大学问家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方志学》一目，列举了20部被其认可为“皆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府志。其中，清道光《贵阳府志》赫然在列。

    在梁启超看来，地方志“可列著作之林者”，皆出自学者之手。《贵阳府志》能脱颖而出，成为“清代方志的上乘之作”，并进入梁启超的“法眼”，首先是有学者撰稿，当然也离不开方志行家邹汉勋的删定和时任贵州主官贺长龄的倡导。

学者初纂

    城市文脉，是城市文化生命的基因，或者说是城市文化精神在城市物化形体上的反映。而方志则是城市文脉最常见的，也是最重要的承接载体之一。

    承载历史、传承文脉。《贵阳府志》，首创自明嘉靖间贵州巡按宿应麟。清以来，至道光间，贵阳一直长期处于“有省志而无省城志”的尴尬境地。

    对重修《贵阳府志》，“西南大儒”莫友芝曾以“见寡力劣”而“辞不敢为”，且言“方志重沿革，而沿革莫难于贵州，贵州沿革莫难于乌江以南贵阳诸府”。

    “贵阳为一省首郡，志乘未修，殊为缺典，守土者病之”。看到作为省城的贵阳，竟然二百年之久无新修的志书，贺长龄入主贵州后，即责成时任贵阳知府周作揖修志。

    周作楫，号山湖，江西泰和人，嘉庆进士，官至思南知府、贵阳知府。宦思南期间，曾修《思南府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周作楫署贵阳知府后，秉承巡抚贺长龄之命，“百事咸理，尤汲汲以修志，自任创率”。

    周作楫初拟聘遵义籍名儒郑珍主纂《贵阳府志》。在郑珍“婉略逊辞”之后，周作揖退而求其次，聘请萧琯“开局于府学明伦堂之右”。

    萧琯，字玉初，思南人，嘉庆间举人。官至江西新城知县。

    面对重重困难，面对连“西南大儒”莫友芝也“掩卷三叹”的《贵阳府志》，萧琯欣然受命“草具大略”，且延请翟鑅等一批学养深厚的官员和学人，历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

    初稿成，但时任贵州布政使、学政等皆以为“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劳，犹美而未善也”。换言之，就是依然美中有不足，尚存败笔和缺憾。

行家定稿

    解决初稿“择而未精，美而未善”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请有学养且有方志编纂经验的行家来删定。

知府周作揖“与贺中丞(贺长龄)商之，复聘湖南宿学邹叔绩先生(邹汉勋)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据经史以辟异说”。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湖南新化罗洪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翌年春，赴礼部试，公车报罢。后投笔从戎，受知于湘军将领江忠源，入幕参赞军务，入仕。咸丰四年(1854)年，亡于军中。一生著述丰富，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

    邹汉勋是晚清著名志家，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早年曾参加过《宝庆府志》《武冈州志》的编纂，有相当的志书编纂经验。

    邹汉勋与时任贵州巡抚贺长龄是同乡。经贺长龄推荐，1845年邹汉勋入黔，将《贵阳府志》初稿“讨论而修饰之”。

    邹汉勋考订《贵阳府志》，阙者补，缺者增，繁者减，复者去，整体水平大幅提升。历时一年，1846年春终告成。

    咸丰元年(1851)，《贵阳府志》付刊，二年(1852)刊成。一部上百万字的大书，八十八卷，首二卷，余编二十卷，三十九册。首有贺长龄、乔用迁、翁同书、王成璐、周作楫诸人的《序》。

    尤其是“艺文”部分，收录面之广，体量之丰盈，堪称洋洋大观，为贵阳地区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后世所称道。

    邹汉勋不负贺长龄重托，不负黔人众望，删定完成《贵阳府志》后，还主纂了《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三部府志，均获梁启超肯定。

    道光《贵阳府志》，历三年纂成，又经一年删正，反复考订，追求精益求精，足见古人严谨的治史态度和精神。

主官重视

    道光《贵阳府志》之大成，离不开时任贵州省主官贺长龄的倡导。

    按贺长龄的定位，《贵阳府志》当担负“领袖全黔”的重任。因此，《贵阳府志》相较其他地区的志书要求更高。

    贺长龄(1785-1848)字耦耕，号西涯，晚号耐庵，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赞善。道光元年(1821)，出为江西南昌知府。历山东兖沂曹济道，江苏按察使、布政使，署山东巡抚。调江宁布政使，乞归养亲。十五年(1835)，母丧服阕，补福建布攻使，调直隶。十六年(1836)，升贵州巡抚。二十五年(1845)，擢云贵总督，兼署云南巡抚。著有《耐庵诗文集》《孝经集注》等传世。

    贺长龄是一位学者兼封疆大吏，且品学兼优的名宦，其抚黔九年，饬纲整纪，察吏安民，著有政声。期间，曾大力倡修地方志。在他的高度重视下，贵州省诞生了《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五部在全国“拿得上台面”的府志。其中此期的《遵义府志》更是被誉为“天下府志第一”。贺长龄还亲自为多部府志和思南、清平等一批地方志题写序言。足见其宦黔期间对编纂地方志的强力推动。

    用九个字概括贺长龄倡导修志之举，就是“高要求，严督促，力保障”。贺长龄严令地方主官亲自抓编纂工作，全力保证修志经费，优选人才特别是学者，引进行家参与撰稿。并对志书质量、水平提出高标准、高要求。

    1846年春，邹汉勋完成《贵阳府志》的删定后，提交贺长龄审定。贺长龄时已升任云贵总督，对删定后的《贵阳府志》大加赞赏，欣然提笔为之作序。

文脉传承

    一本道光《贵阳府志》，集中体现了贵阳地区的历史和人文精神，是一笔无比丰厚的财富!

    《四库大辞典》评价邹汉勋定稿的《贵阳府志》：采纪、图、表、略、传诸体并用，体例整赡而资料丰富，条理秩然，图表精确……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被公认为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在方志学术界亦有相当地位。能入这样一位大学问家的“法眼”，足见道光《贵阳府志》在国内方志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用“一流上乘”评之，亦不为过。

    1992年，贵州大学张新民教授在比利时汉学研究中心出版的《贵州地方考稿》一书，曾以7500多字评述了《贵阳府志》的主事官员、编纂人员、经历过程，体例篇目，并有评述。

    现代学者以道光《贵阳府志》为中心的学术研究成果，亦相继涌现。如秦磊、单啸洋的《清代贵阳府恤政述略——以道光<贵阳府志>为中心》，郭旭、刘珊珊的《十九世纪中期一个西南城市的饮食生活：以道光<贵阳府志>为中心》，杨洸的《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及其现代启示》等，多见之于学术刊物。

    “国有史，邑有志”。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编史修志的传统。中国人数千年积淀下来的“家国情怀”，正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到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中华民族的文脉方得以绵绵不绝，蔚为大观。

    获梁启超首肯的清代贵州五部府志，均为贺长龄倡导，经邹汉勋、郑珍、莫友芝三位名家删定或主纂，可谓“皆出学者之手”。当然，梁启超所指学者，多为饱学之士，又或考据领域的大家。

    而邹汉勋、郑珍、莫友芝三人之间互有交往、交流、切磋，反过来又促进了五部府志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者：姜清平 来源：《贵州政协报》A3版“文史长廊”2022-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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