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机构，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指导，长期致力于推动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和传播。从2017年起，由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资助，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组稿，每年出版一部《阳明学研究年鉴》，对上一年度全球范围内的阳明学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以期推动阳明文化进一步深入发展。本文节选自《阳明学研究年鉴（2021）》，有较大删改。
申绪璐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心奕 日本东洋大学博士
曾顺岗 孔学堂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
阳明学与日本的渊源颇为深厚。早在1513年，王阳明专程前往宁波安远驿，拜访日本使者东福寺僧人桂悟了庵，后撰文《送日东之僧了庵和尚归国序》，至此播下了阳明学在日本传播的种子。后经中江藤树及其门人熊泽蕃山等人的阐发，阳明学在日本逐渐为人所知。近两百年之后的1712年，三轮执斋及其《标注传习录》则成为日本人研究阳明学的重要标志，被誉为日本“阳明学中兴之祖”，为阳明学在日本的普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尤其是幕末之后，阳明学在日本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在日本逐渐成为显学。
2021年日本境内的阳明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王阳明及后学思想研究；其二，日本化的阳明学思想研究；其三，近代日本阳明学研究。本文重在对2021年日本王阳明及后学思想研究进行概述。
本年度关于王阳明思想的文章，有志村敦弘的《内在之天：王守仁“良知”说再考》、土田秀明的《王阳明理气说再反思的一个考察：以理气说的伦理性意义为中心》、鹤成久章的《论〈阳明先生小像〉：传达王守仁之“神”的蔡世新》、永富青地的书评《论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关于阳明后学的文章，有山路裕的《王畿思想的政治方面展开：以〈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和〈中鉴录〉为例》、三浦秀一的《明代老学史的一个侧面：论薛蕙〈老子集解〉以及王道〈老子亿〉》、阿部亘的《李贽的谏言论：历史批评与万历中期的政治情况》、黄铮的《焦竑与明清思想中的系谱问题》；译著有吉田公平的《聂豹“会语”资料(〈复古书院记〉等)译注：阳明门下会语纪录精读（其6）》、东洋大学《近溪子集》会读班《罗汝芳〈近溪子集〉卷御译注(1)》、二松学舎大学宋明资料轮读会王龙溪班《〈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译注（4）》等。此外，还有和泉瞳的《论湛若水〈白沙先生诗教解〉的注释：白沙学派圣经的功能》一文，讨论了白沙学派的心学脉络问题。
一、王阳明思想研究
其一，关于阳明学研究。志村敦弘在《内在之天：王守仁“良知”说再考》一文中，对阳明学思想中“天”的概念进行了讨论。该文认为，在王守仁的思想中，有两个“自己”，即“私吾”（被私欲所掌握的自己）与“真吾”（作为良知体现者的自己）。王守仁提倡“真吾”，反对“私吾”，认为只有在“真吾”与“他者”的关系中，良知才能够真正发挥。作者从“天则”入手说明良知运动的普遍妥当性，认为正是有这种普遍妥当性，王阳明才会“信得过良知”。作者引用阳明“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等资料，指出良知（心）乃由天赋，根植于人一身之内，良知的运动即是天的运动，这叫 “内在之天”。 该文着重探讨了“内在之天”的意义。王阳明提出“良知即天也”，即是说“天”和“良知”是完全等价的。王阳明在良知的运动中构建出“天”与“人”的等价关系，这就是良知的究极意义。这样的思考方式体现了人的存在意义和尊严。最后，王阳明对“天”的强调源于他在朱子学中遭受挫折，不得已从零开始思索天地万物和宇宙人伦。这一回归本源的思考造就了以“内在之天”为良知的思想。
土田秀明的《王阳明理气说再讨论——以理气说的伦理意义为中心》一文，讨论了王阳明的理气论思想。该文以《传习录》上卷的《花间草》章作为核心资料，分别探讨了阳明思想中的善、恶和气的概念。在朱子学中，“理”与“气”实际上是二元的；而王阳明的理气论可以理解为一种理气“一元论”。而且阳明学中理气论并没有像朱子学中那么庞大的哲学体系，涉及到自然学、宇宙论等，而是限定于人类学、伦理学，情与气也没有直接的关系。该文认为，在《传习录》的编纂中，阳明学的理气论思想更重视人的本性，表现出了对人性“善”的信赖。
二、阳明后学思想研究
王畿特别热衷讲学，而且实际做官的日子很短，一般认为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没有建树，然而王畿本人从未忘记经世之志。山路裕在《王畿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展开——以〈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和〈中鉴录〉为例》一文中，讨论了《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是王畿（1498-1583）为唐顺之（1507-1560）编纂的《历代史纂左编》所写的序文和凡例，并特别阐明王畿心学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展开。该文把《历代史纂左编凡例并引》放在王畿思想中予以考察，认为王畿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展开就是从他的思想本质中显露的。《序文》中记载，王畿与唐顺之在江苏省宜兴阳羡山隐居时，曾频繁交流《左编》的内容，凡例中《左编》的项目分类（君、相、名臣、谋臣等等）是两人商议的共同结果。《凡例》中具体的内容，特别是君类和宦类两种最能体现王畿的政治思想。理由有两点：一是君类在《左编》的分类中位列第一，说明了君类的重要性，王畿和唐顺之都将“君”视为统治的主体。二是宦类也同样重要。王畿认为宦官制度古来有之，宦官问题是在宦官和政治相关以后才产生的。但是，王畿并不主张废除宦官制度，而是思考君主和宦官合理的关系，君主应当控制宦官。《中鉴录》编纂的目的，一是为了教化宦官，二是为了说教皇帝制御宦官。这种对待宦官的态度，在《凡例》和《中鉴录》中是共同的。荒木见悟曾经批评王畿想要教化宦官是一种“观念上的天真”，这一主张被后来研究《中鉴录》的永富青地所反驳。山路裕支持永富氏的看法，认为王畿对宦官的态度是一种人人都能被陶冶启发的主张，是由王畿的良知观点所发，正表现了王畿心学思想的本质。
因为机缘鹤成久章于2020年5月看到了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特别展览《江南文化艺术展特集——春风千里》（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中蔡世新绘制的《王阳明肖像图轴》。 后撰文《论〈阳明先生小像〉——传递王守仁之“神”的蔡世新》，讨论了鲜少被学界关注的蔡世新（号少壑、德明，江西南康人）。此画作是王阳明燕居像，王阳明着深衣，未带头冠。作者引用钱明的考证，认为王阳明燕居像虽然数量不少，但是蔡世新的真迹不多。王阳明弟子薛侃称赞蔡世新所绘阳明像“得其神”，说明蔡世新的肖像画非常写真。该文考据了蔡世新的生平轨迹、交友情况以及相关轶事。根据轶事记载，蔡世新至壮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几十年以后，依旧能挥笔即描绘出王阳明的姿态（神）。经过考察，作者认为，如果这幅画像为蔡世新真迹，其描绘出的积极提倡“致良知”的王守仁姿态，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三浦秀一发的《明代老学史的一面——从薛蕙的〈老子集解〉论及王道的〈老子亿〉》一文，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嘉靖初期士人的老子注活动。该文认为，嘉靖士人对老子的注解，虽然在数量上不及隆庆、万历时期，但嘉靖初期的老子注是晚明老庄注释兴盛的基础。薛蕙的《老子注》是为了批判当时盛行的老子解释而作，他极其丰富的读书经历被活用在《集解》的补订之中，其构筑的“心学”思想，投射到《老子》中，并以老子的语言表现出来。该文比较了薛蕙所作的两种《老子集解》，认为后者有被凝练的部分，也有补充说明的地方。从嘉靖九年版本到十五年版，薛蕙尝试解明老子“微言”的决心没有改变，而其解释的契机就是佛书的阅读。作者还考察了《老子亿》，从王道的佛道观、王道的阳明学批判及其意图、比较《老子亿》和《老子集解》的异同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该文指出，《老子集解》是为了彻底解明老子的“微言”，而《老子亿》则是为了展现王道在儒佛道三教根源处体认的真理，也毫不忌讳使用佛教术语。最后，文章简略地介绍了王阳明去世之后老子注的发展样态，认为对阳明后学研究而言，老子注也是探究阳明思想影响的一种形式。薛王二氏的注释书，既保证了这种探究的正当性，又指明了探究的方向性。
黄铮发表《焦竑与明清思想中的系谱性问题》一文，讨论了思想史研究中对思想家进行系谱性划分而产生的问题。该文认为，焦竑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思想构成中含有不同的体系和系谱——儒家思想、佛教思想、道家思想互相作用，相互融合。文章客观的分析焦竑思想的构成，以及其思想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进而以这个问题的结论为中心，站在抽离出明清思想史系谱的视角上进行总述。全文分为三部分：焦竑思想的后世评价和认识、焦竑思想的归属认定问题、焦竑思想形成及其特征。在结论部分，该文认为，焦竑的思想以阳明学为基础，吸收佛道思想而最终形成，确实应当置于阳明学的系谱中，但焦竑的思想对所有的系谱均有批判性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参考，形成自身独立思想。因而对于焦竑这样的独立思想，又无法诞生出新的思想系谱，只能成为“孤岛”一样的一时之学。
李贽在《藏书》中，通过对史实的批判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部亘的《李贽的谏言论——历史批评与万历中期的政治情况》一文，围绕李贽的谏言尤其是臣下对君主的警告，阐明其谏言与万历中期的政治关系。文章分为两部分：一是李贽对“谏言”的评价。首先从北宋名臣范仲淹所说——刚正之士实际上处于危险境地这一言论入手，介绍了中国古代谏官所处的微妙位置。随后，文章聚焦于谏官与名声的问题，认为这是李贽言论的基调。李贽指出以死谏博得名声的士人不在少数。这种行为在君臣关系中常见，但在朋友关系中则鲜有耳闻，因为朋友关系无关“名利”。但死谏也并非都是为了博得名声，李贽赞扬了屈原、北宋的陈东，还称赞了在大礼议事件中反对皇帝的杨廷和。作为反面例子，李贽批判了伍子胥，认为他的直谏是出于“愤激”，而是不理智的行为。李贽认为死谏之士往往出于乱世，虽然对他们多有同情，但不得不说他们的贡献有限。李贽对“忠臣”有着和其他思想家相当不一样的观点。他认为君主的“圣”与臣子的“忠”往往是不得两立的，简单而言就是乱世才能凸显臣子的忠臣。单纯以看上去“忠”不“忠”来评价臣子，非常片面；二是分析明末政治环境。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后，朝野混乱，直谏之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皇帝认为这些直言之人沽名钓誉，非常厌恶。到国本之争时，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更加紧张，已经完全离心离德。李贽那充满复杂思考的谏言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成的。
在译著方面，东洋大学主编的《白山中国学》上刊载了由吉田公平教授为首译注的《聂豹“会语”资料(复古书院记及其他)译注：读阳明门下会语》，以及东洋大学《近溪子集》会读班译注的《罗汝芳〈近溪子集〉巻御译注(1)》。二松学舍大学宋明资料论读会王龙溪班的《〈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三译注（4）》一文，刊载于《阳明学》杂志上。这些工作反映日本学界对于文献精读的一贯重视和坚守。
此外，在明代心学思潮方面，本年度也有相关成果。和泉瞳的《论湛若水〈白沙先生诗教解〉的注释：白沙学派圣经的功能》一文，讨论了湛若水对白沙学派的思想传承。陈献章是明代中期以华南地区为中心的儒者集团白沙学派的鼻祖，因为无法全盘接受传统的理学思想，在反复思索下得出静坐养心、不烦外物的结论。陈献章十分热心于诗作，认为“诗”可以通“道”，他所作之诗的主题也是关于“道”的议论。湛若水被认为是陈献章的后继者，提倡“随处体认天理”，发扬了白沙学派的心学思想，并且和另一位心学大师王阳明有着多年的交流与论战。王阳明对诗文的热情不大，但是与之相反，湛若水认为陈献章的诗文能够体现白沙学派的中心思想，其中蕴含着陈献章的“志”。湛若水是为了发扬陈献章的“教”才编纂《白沙先生诗教解》。该书详细解读了陈献章的诗，白沙门下的弟子通过这些诗和湛若水的注释，能够加深对陈献章思想的理解，可以说是白沙学派的圣书。该文认为，湛若水解释陈献章思想，把诗文圣书化的同时，也存在着要统合白沙学派思想而乖离作者本意的情况。作者分别举例陈献章关于佛老、隐居之志的诗文，湛若水的解释详尽说明其是如何理解陈献章的诗。最后，该文认为，以文艺评论的观点而言，湛若水的解释稍微有些过当。此书是当作白沙学派的圣经而编纂，湛若水在其中写入大量白沙学派的核心思想，有关王阳明和白沙学派的分歧也散见其中。
原载：《阳明学研究年鉴（2021）》 转载来源：“孔学堂”公众号2022-07-26
信息收集与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