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 文
作者简介：
孟红，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现就职于贵州日报社。
摘要：日本阳明学作为国际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与中国阳明学的发展存在着本土化发展的差异，而神道信仰作为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在接收中国传入的佛教、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得以宗教化，在神道信仰的影响下日本阳明学发展呈现出神儒融合的发展特色。本文主要从日本神道文化传统，九州学派神道儒学传统，以及“神儒共体”下的冈田武彦阳明心学等三个方面，试图通过对过往研究者研究成果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简述阳明心学在日本神道文化背景下，神儒融合中的新发展，揭示出日本神儒融合下阳明心学的历史特征。
关键词：阳明心学 神道 儒教
一、“崇物”的日本神道文化
自原始时期开始，被大海包围的日本列岛，便与亚洲大陆完全分离。出于对自然畏惧的日本先民，认为天地万物，山川、海、陆、虫、鱼等，均有灵魂的存在与作用。随着不同部落间的交流，基于各自体验与传承所赋予的自然现象的神的称谓，在早期的日本民族中，形成了森林信仰及自然崇拜，古神道便起源于这些自然信仰中。
区别于当今世界四大宗教的起源，神道信仰尚处于萌发时期时，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经典，也不是由特定任务创设，带有朴素的宽容性。接着绳文时代末期到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00到公元304年）初期，随着中国江南地区先进的水稻耕作技术，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列岛，促使日本进入水稻耕作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一定满足，神道信仰才逐渐发展起来。
直到公元6世纪的中国隋唐时代，日本的一些小国派使节来中国学习，并带回了佛教，日本的神道信仰才逐渐形成体系化的宗教。在这种万物有灵的日本神道教中，神非肉眼所见，也非有人的形象，现世的生活和世界很美好，人们应当珍惜和满足。作为人们对现世利益的一种祈求形式，神道关心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事物，体现出”崇物”的朴素传统。
据《日本书记》和《古事记》的古书记载，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日本，到5世纪左右在日本一些碑铭金石文中，逐渐出现了撰写的汉字。随着汉字引进后几个世纪的发展，日本人模仿汉字偏旁部首创造出假名，对汉字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与汉字有一定差异的日语体系，而神道“崇物”的文化特质也在日语中留下了烙印。
日语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神道信仰崇敬世间万物的精神传统，形成了丰富的敬语体系。日本人不仅对人、对生命体，即使对物、对无生命体，他们也使用敬语。日语中的敬语，所表现出来的“崇物”特征，与西方语言中的“制物”倾向有着鲜明的差异。此外，这种崇敬之情也使得日语中，表达情感的助词体系也特别发达。
对于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为核心内容的日本古神道，天皇崇拜成为了古神道理念凝聚的焦点，作为“现人神”的天皇，自然成为文字语言最早赞美的对象，因而在神道传统影响下形成的敬语文字语言，也形成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但在面对外来文化的传播时，则体现为一种包容崇敬的姿态，使得日本文化与其它外来文化和谐并生，走向融合的同时，又和而不同，呈现出奇特的文化现象。
二、九州学派神道儒学“习合”传统
1.神道与儒学的交汇
自佛教传入日本后，面对极度体系化的佛教，尚处于原始宗教的日本神道信仰与之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融合，随后由于没有严密的教义及完备的组织体系，神道信仰依附于佛教存在。
在神道与佛教多神信仰的共质特征中，神佛习合的进程由于两者主从关系的变化，先后在日本历史上“奈良时代（公元711—794年）”和“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形成了以佛为主以神为从的“两部神道”，山王神道；进入“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又形成以神为主以儒道佛为从的“伊势神道”；于室町时代后期文明年间，形成以神为主佛为从的“吉田神道”等多个神佛融合神道。
佛教发展在镰仓时代达到高峰后，日本的文化精英逐渐认识到由于过度推崇佛教，而致使本土神道处于附庸和末流地位，沦为佛教的护法善神。且佛教弃纲常、灭人伦的特征，与神道崇敬自然，尊崇现世本质上有不相容的地方，从而开始寻求神道与儒学的融合，以及复古神道的倾向。
儒学于公元5世纪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在日本虽然存在了1000多年之久，但一直被佛教所束缚，未得到独立发展。直到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随着日本国家结构完备成熟，封建制度加强中央集权需要，儒家新思想宋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传入，才使得儒学兴盛一时，并致使日本神道与儒学产生了新的融合。
为了对抗此前神佛习合的神道，摆脱佛教对神道的过度影响，新的神道家们创建了为数众多的儒学神道流派，由为幕府服务的神道家吉川惟足独创的吉川神道，便是其中公认的一个典型神儒习合流派。
而吉川神道的创立则为后来垂加神道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温床。融合了朱子学的垂加神道创始人山崎暗斋是当时研究朱子学的大家，他不仅通读朝鲜大儒李退溪的朱子学著作，还继承了吉川惟足和度会延佳的神道思想，并用朱子学的”理气说”和“五行说”来解释世世代代离奇迷幻的神话，提倡儒神合一，反对佛教生死轮回的生死观，创建了新的神道生死观，以日本的神国主义思想的宣扬，形成对近代神道思想有重要影响且自成一派的垂加神道。
以朱子理学理论解释神道，以神道思想统御儒学，这既是垂加神道的出发点，也是山崎暗斋思想转变的重要理论表现。山崎暗斋思想转变完成标志垂加神道的创立，此后以他的神儒合一思想为基本特征的”崎门学派”， 成为江户时代著名学派之一，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
2.九州学派的神儒合一传承
如今日本儒学的学术重镇九州学派，追溯其历史渊源到江户时代，与山崎暗斋创立的拥有神儒融合信仰传统的垂加神道或崎门学派，有着深远的承继关系。
江户时代，自山崎暗斋去世后的崎门内部发生分化，沿着儒学和神道两个方向发展。以三宅尚斋、佐藤直方和浅见絅斋为首的“崎门三杰”弟子，反对其师山崎暗斋的神道思想，试图恢复崎门学派的儒学主导地位。
表面崎门学派分化，但暗斋神儒合一思想并未被完全背弃，而是在更广阔的思想背景下得到承继，神儒合一思想也因此在江户时代延续。梳理崎门学派的发展系谱，可以得出从山崎暗斋→三宅尚斋→久米订斋→宇井默斋→千牛廉斋→千手旭山→月田蒙斋的承继脉络[1]。月田蒙斋是一位重存养、贯知行的儒学家，在他之后并称慕府末年”儒学双杰”的楠本端山（1828—1883）与楠本硕水（1832—1916）兄弟继承了道统。
年轻时楠本端山、硕水兄弟，曾一起到江户佐藤一斋门下就学。佐藤一斋门下人才辈出，他的学术”虽奉宋儒之学，实钦慕王文成。”而不太拘泥于学统学派。据当代我国著名哲学史家朱谦之老先生（1899年—1972年）的考证：一斋早年专攻朱子理学，师从朱子学家中井竹山时，与阳明心学结缘，为王学证体启用、明心见性的魅力所折服，从此开始研究阳明心学[2]。
博学多识的佐藤一斋，不拘泥于学统学派，而且具有不以儒学道统为一统一派的兼容并蓄的特点，信奉程朱学的同时，还把宋学与明学融会贯通，对儒家的道的传统学问研究拥有极高的造诣。
然而就学于佐藤一斋的楠本端山，对当时国家社会在无秩序的状况下陷入混乱的时代，还是存在道统失传的危机意识，于是产生重新构筑道统的宏愿。此后楠本端山、硕水兄弟转而信奉崎门朱子学，崎门派传承人月田蒙斋把具有衣钵传承象征意味的《榑桑儒海》和《自求录》，《中庸讲义》等书给兄弟俩后，此后便作为崎门朱子学者，致力于道学研究。
尽管到了楠本端山、硕水兄弟这里，山崎暗斋的崎门学派神道思想减弱了许多，更多注重儒家朱子学说，但垂加神道这一传统却从未断过，同时由于两兄弟曾就学于阳奉朱子实指阳明的大儒佐藤一斋，也呈现出阳明心学的思想传承。此后三宅尚斋的神道学统和阳明心学学统，由楠本端山、硕水的家族后人所继承。
对于九州学派的发展传承，如果将端山、硕水、正翼的崎门派划分为第一期传统朱子学时期，正继开始的九州大学时代的现代新朱子学和新阳明学时期为第二期。那么神道学统和阳明心学学统经楠本端山的嗣子楠本正翼，而至作为现今九州学派奠基人的其孙楠本正继，正是九州学派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
到了现代，对崎门的学脉有着强烈道统自觉的楠本正继，虽以继承家学为己任，但思想却实现了时代大跨越，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九州儒学的新天地。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九州学派”，正是从楠本正继开始的，脱离了传统儒学即旧学的新型的学术形态，此后其学说又被以九州大学为核心的九州学派所传承。
在当今日本儒学流派中，由于与山崎暗斋创立的垂加神道一脉相承，具有崎门学派血统的九州学派”学统”或”道统”，更具日本传统的神儒合一特色及传统书院教育的诉求，与东京学派受西方哲学影响而创立于幕末维新期，在”传统”中寻求表述”当代”思想材料并进行重新阐释，及京都学派思索建立东西方新的话语形式的追求旨趣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三、“神儒共体”下的冈田武彦阳明心学
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的九州学派，在传承山崎暗斋神儒融合思想影响的楠门学和冈田学的旗帜下，于日本现当代思想史上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影响力。继九州学派奠基人楠本正继后，其弟子冈田武彦成为九州学派新领袖。并继续将深谙于崎门学派神儒融合的垂加神道思想，及楠本家族继承于佐藤一斋的阳明心学传统继承。冈田武彦倾心于阳明精神与神道的结合，致力阳明学的日本化和庶民化，发展出与山崎暗斋创立垂加神道以朱子学为材料的不同神儒融合路数。
1.神儒合一的日本阳明学发展
明正德八年，日本了庵桂悟禅师以87岁（一说83岁）高龄，率第八次对明勘合贸易团出使明朝。同年（1510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回乡时，专程拜访暂居宁波育王山广利寺的了庵桂悟，探讨佛理禅宗问题，对了庵的佛学修为深感敬服，得知了庵即将归国，王阳明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3]。
据《日本五良太夫正德入明考》记载，了庵桂悟使团一行仅留下姓名的就有十二人，但由于了庵归国后第二年去世，因此很多研究者认为，阳明心学与日本的第一次接触，只是其走向日本的一个象征，对心学在日本传播并未起到真正作用。
了庵归国一个世纪后，传入日本的阳明心学，从中江藤树（1608—1648）开始作为学派出现。早期中江藤树专奉朱子学，37岁接触阳明学左派王龙溪的著作，继而攻读《阳明全书》，盘踞心中多年的疑惑解开，逐立志像王龙溪那样，把阳明学普及到庶人百姓中去，于是在近江开设家塾传授阳明学。
尽管中江藤树以儒学作为立学之本，但在其宗教观念中，表现出对日本神道教的坚定信仰，他作的诗《太神宫》，“光华孝德续无穷，正与羲皇业相同。默祷圣人神道教，照临六合太神宫。”中，“孝德”，“羲皇”分别指《孝经》和伏羲，“神道”则指儒家“圣人”所创造的道统与日本神道具有相同根源，最后一句“太神宫”一词则指祭祀日本神道天照大神的神宫[4]。可见，由诗所透露出的神儒融合的倾向，以及本土神道信仰在其宗教观念中的明确。
而受业于中江藤树的楠本端山和硕水兄弟，所传承下来的楠门学，也必然会同了神道的深远渊源，且又与阳明心学有极深的联系，未尝不可说楠本正继弟子冈田武彦联合阳明心学与神道的关联，在九州学派和崎门传承中已经具有先在的渊源，加之两兄弟从学于三宅尚斋的经历，更是加深了神道与儒学的联系。
中江藤树后，其弟子把阳明心学发展推向高潮，尤其是受中江藤树影响的町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发展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观点，提倡神、儒、佛三教一致，认为儒教的“诚”、佛教的“慈悲”、神道的“正直”皆为相同之物，为修心养性不可缺少的东西。在三教合一的基础之上，主张以”正直”与“俭约”的实践方法，求得日常生活中的“知心”，开创了旨在建构“町人道”的“石门心学”。
石田梅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是二宫尊德（1787—1856），他汲取阳明心学中“良知”与“德行”所创立的“报德思想”，成为日本近现代国民道德养成的伦理基础。倡导“神儒佛三教论”的神道观，认为儒佛是佐证神道的思想形态，诸子百家的书籍如陈年树叶，遮蔽了神道的真正精神，故只有“穿透”它，才能重见神道的本来面目[5]。
然而自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1790年幕府颁布异学禁令，朱子学被定于正统至尊，阳明学随即被视为异端学说而备遭打压，发展陷入低谷期。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幕府衰落，佐藤一斋、大盐中斋等人发起第三次阳明心学运动才再度勃兴。
在上文已经提到，佐藤一斋虽表面上标榜朱子学，但私底下对阳明学的研究颇深，因而被称作“阳朱阴王”。因佐藤一斋被任命为幕府当时的学问所昌平黉的儒官，处于幕府官学的最高权威，利用这个特殊身份，在朱子学的铜墙铁壁中倡导阳明学，为其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人才和思想基础。
阳明心学作为与朱子学路数不同的儒学，在明治维新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受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神道思想影响，体现出重实用的“崇物”倾向性。近代以来受西方科学思想和技术的影响，日本许多思想家更多关注和研究西方哲学，如上文提到的具有代表性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对于神儒融合的思想再未有过多涉足，一直到传承崎门学且作为九州学派代表的冈田武彦出现，阳明心学与神道融合的研究，才出现新的发展。
2.冈田武彦的阳明心学
以宋代朱子学为核心内容的“理学”，由江户儒者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等导入后，名称上日本近代更爱说有严格时间限定的”儒教”概念。到了冈田武彦(l909—2004)，通过对楠本正继崎门学派道统的继承，其“儒教”观体现为以阳明学和神道学为中心的儒教，并建立了以此为特征的“冈田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儒教”。
“神体儒用”或“神主儒从”在日本神道发展史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儒教繁盛顶峰的江户时代，儒者如林罗山、贝原益轩等，在学习和传播儒教时，也暗中输入神道思想，表现出神体儒用的思想倾向。如贝原益轩强调神儒一体论，用他的话说就是：“神道是无言之教，而儒教则是神道精神的教言；谓神道不假儒教而自立则可，谓儒教不辅翼神道则不可[6]。”
冈田武彦更进一步，把儒教中的阳明学融汇进日本的神道中，肯定了儒教的地位，成为与神道彼此互不可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两者都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支柱，神道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儒教则以说教、学问的形式表述神道思想。于此也把贝原益轩所强调的神儒一体论思想，推进到神儒融摄、神儒共体的新阶段，体现出互为本体，具有一体性意义和互补性内涵，表里合一的“共体神道”思想。
这种“共体神道”思想，来源于冈田长期以来研究阳明学，得到的一体的认知方法和致思理念。冈田武彦一生写过大量有关阳明学的书，在其最具代表性的《王阳明大传》一书序言中，冈田说：“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练之学。”而这正是“冈田学”的实质所在[7]。
冈田认为对立的思考是唯理的，因而是理论的、分析的、对他的，在构造上具有复杂的体系；而一体的思考则是实践的，因而是体验的、综合的、对己的，在构造体系上亦是单纯的。中国哲学归其根底带有重视一体的致思倾向，正是一体思考方式的逐渐进化，进而更趋单纯化、实践化，才开始了从宋学朱子学到明学阳明学的展开演进方向。
在对日本二战中所犯罪行的反思当中，冈田武彦自觉担负起反省人类自身，反省人与万物的关系的重担，认为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战争、分裂、破坏、恐怖等等，实际是西洋对立思考方式的必然结果，并以重新确立东洋思想尤其是儒教的地位为己任，使新世纪的哲学能够在更高层面上，把功利性的对立思维定势还原为道德性的“共生共存”理念。而所谓“神儒共体”抑或“共体神道”，便是这种”共生共存”意识的集中体现。
冈田武彦尽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家，其创设了以“体认之学”为核心的“东洋之道”的致思趣向和为学宗旨，具有“神儒共体”日本特色的主张，对战后日本社会及当代人类命运的反思与总结，在他身上真切体现了儒学的日本化。而强调统一、和合与共生的儒教，也最符合人类和地球之根本利益，及二十一世纪之发展方向的哲学。
四、结语
通过三个章节的内容，笔者从日本“崇物”的神道信仰的兴起说起，进而谈到佛学在传入日本后，对神道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促进了神道文化与佛教形成神佛融合的倾向。然而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不过正是在神佛融合的基础上，从公元5世纪便传入日本的儒学思想，才在宋学朱子学以及明学心学传入日本后，取代神佛融合的地位，形成了神儒融合的发展倾向，进而在日本形成以儒学朱子学为主导的九州学派的神儒合一思想。
阳明学与朱子学虽皆为儒学，但两者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后出现的阳明心学，与朱子学的理学思想，形成宋明理学的两大特征。而以儒学朱子学为主导的九州学派的神儒合一思想，在明代后随着阳明心学传入日本，由于日本统治者对阳明学发展的压制，与朱子学相比，被看作“异端学说”的阳明学处于潜藏的发展阶段。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幕府衰落，佐藤一斋、大盐中斋等人发起第三次阳明心学运动才再度勃兴，进而在明治维新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阳明学，才在20世纪在传承九州学派思想的冈田武彦这里，出现以儒学阳明学为主导的神儒融合新发展。
在冈田武彦创立的冈田学中，通过日本传统以“正直”为特征的神道思想，结合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实践工夫，对西方的“理性主义”主客对立的思想传入日本后，所造成的恶性竞争所导致的战争、分裂、破坏、恐怖中，冈田武彦重新反省了人与万物的关系，进而提出把西方功利性的对立思维定势还原为东方道德性的“共生共存”理念为实质，并以阳明心学为主导的“神儒共体”思想。
面对如今西方世界精神信仰缺失，人类文明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日本哲学家通过本土化的神道与儒教思想的融合，试图破除西方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功利主义，对人和自然的割裂产生的信仰危机问题。这让中国哲学的阳明学研究者们，看到了希望所在，同时也值得去研究和探讨，这些深远的问题，儒家思想中万物一体，消除对立的一面被借鉴，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所缺失的西方哲学的逻辑性和模糊性的问题。以此，作为研究阳明心学的起点，势必能得出一些思考和启示。
注释：
[1]出自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04期，钱明写的“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一文观点。
[2]观点出自《书屋》2014年第01期，周朝晖所写的“佐藤一斋《言志四录》漫笔”一文。
[3]故事出自宁波大学学报2005年第05期，钱明所写“王阳明与日本关系新考”一文。
[4]出自江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03期，吴震写的“中国善书在近世日本的流衍及其影响—以中江藤树的宗教观为中心”一文。
[5]观点出自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01期，范景武写的“论二宫尊德的神道观和价值观”一文。
[6]出自外国哲学第32辑2017年，王杰写的“关于贝原益轩的神儒一体论思想”。
[7]出自重庆出版社2016年出版，冈田武彦所写《王阳明大传》上，前言部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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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钱明，九州学派：日本现代儒学的地域样本，深圳大学学报，2012,(4)。
转载来源：“西田哲学研究”公众号 2022-09-22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