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郦波，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文学。

    摘要：心学诞生于黔地，得益于贵州的山水、人文与社会思潮，而黔学也在王阳明心性、行为与思想的转变影响下得以初步形成。黔学最初的使命即为弘扬传播心学，其构建与发展之核心全在心学，它在心学历史研究中的缺位是黔学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黔学与心学的诞生

    王阳明以成圣作为人生追求，曾于理学格物致知的指导下格竹七日未果，而在贵州龙场却一夕悟道、始创心学。阳明心学诞生于黔，是贵州悟道之助与王阳明知行之变相互成就的历史选择。 

    （一）贵州之助：黔学与心学的合辙互证 

    贵州给予王阳明的悟道之助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贵州自然山水之助。《居夷集》中收录了王阳明三十余首山水诗，在抵黔之前，他对贵州自然环境的想象是“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初入贵州，黔地山水给王阳明带来的主要感觉是蛮荒闭塞、隔绝压抑。“山城寥落闭黄昏，灯火人家隔水村”所描绘的黄昏水村、灯火人家的画卷本不丑恶，只因王阳明当时内心的“闭”和“隔”而撕裂为穷途蛮荒之景。而居夷日久，黔地山水在王阳明诗中的形象却开始归其本真，“平生泉石好，所欲成淹留。好鸟忽双下，鲦鱼亦群游”。不仅山水洞石是好的，爱屋及乌到随景即见的贵州之鸟也是好的。千里谪迁的哀苦悲愤与正统文人对蛮夷的偏执想象构成了王阳明对贵州山水的早期视野，而从其山水诗的话语转型又可以窥见贵州山水带给王阳明的心态之变、心神之慰、心性之思。黔地山水的自然瑰丽使得王阳明客观承认其“境多奇绝”的特点，居无所处时遇见的东洞在王阳明看来也变成了“虚设疑相待”，贵州山水由被动和阻拒的客体转变为存在与接纳的主体。黔地山水与王阳明主客场域的转变，让王阳明得以徜徉其间，“岁古檐松存独干，春还庭竹发新丛。……迁客从来甘寂寞，青鞋时过月明中”。脚踏黔地山水，美景足以慰心神，以至王阳明离开贵州后，“别时不胜凄惘，梦寐中尚在西麓”。后期与故人描述贵州时，赞道“交游若问居夷事，为说山泉颇自堪”。“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而新奇瑰丽的贵州山水还时常带给王阳明心性的启发，“久坐尘虑息，澹然与道谋”。山水的空灵与心性的空明相互成全，提供悟道的环境条件，“渐觉形骸逃物外，未防游乐在天涯”，已经是恣情山水体悟而来心外无物的放旷境界。 

    二是贵州社会思想之助。学界普遍认为贵州在明朝之前的文化嬗变是一个漫长迟缓的阶段，先秦至元朝1500多年历史的演进是溯源、交流和奠基的过程。虽经唐宋汉儒流官及贬官谪戍者带来中原文化，但当时贵州高原总体的儒学教化程度并不高，王阳明描述当时贵州的社会思想之“陋”为“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这是继地域“绝地”之后一块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绝地”。这样近乎真空的思想绝地对王阳明而言具有双重指向，以王阳明自身为儒学坐标，向上是在贵州离群索居的无道无友，向下是有待开化的黔学文化。而经历格竹失败后的王阳明，对于向上求索的无道可循已有了心理铺垫，加之居夷日久的相处了解，开始以大儒视角探寻贵州社会思想的可塑之基，“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从认为夷地无夏到无损其质，“质”即是王阳明在贵州人民身上寻找到的首要身份认同，也是黔学成形之初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短于教化的贵州也向王阳明抛出橄榄枝。正德三年，时任贵阳提学副使的毛科邀请王阳明前往讲学，遭到拒绝后的正德四年，新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再次邀请王阳明讲学，这已非出于乡谊或同好而产生的个人行为，而是黔学在思想文化层面向上的自觉建构。此外，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远离政治统治核心，也使社会思想控制在王阳明这一“罪臣”身份上相对松懈，客观上形成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教学氛围。贵州社会思想的长期真空亟待像王阳明这样的大儒灌注，而王阳明在对贵州寻找儒学身份认同之时，贵州文化的自觉建构也成为其弘道成圣的重要助益。 

    三是贵州人文环境之助。遍观王阳明在贵州的生活，都离不开贵州民众的关怀和帮助。至贵州断粮后与当地农民学习农活耕种，在东洞穴居后的像样的居所也是与当地人一起建造的，“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相处过后，王阳明对贵州民风之“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即便是最开始所鄙薄的崇巫事鬼之俗，也有了新的认识。《却巫》诗中记载了王阳明久病未愈时夷民寻病巫医一事，王阳明对此表示“吾行久矣将焉祷，众议纷然反见迂。积习片言容未解，舆情三月或应孚”。这不仅体现了当地夷民对王阳明关怀日久的感情，更体现他自身对夷民事巫之俗已抛开偏见，“反见迂”说明王阳明已经放下汉儒文化主体地位带来的阶层俯视，心态戏谑却不乏温情地接纳贵州风俗，标题虽“却”实则“应孚”。除去衣食住行的帮助，贵州民众对王阳明的人格尊严也极尽维护，当王质借口王阳明傲视官府而派人至龙场侮辱时，“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夷民自发的群体接纳对处于绝地的王阳明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份接纳也不单是作为个体的物理接纳，还包含思想与精神层面的接纳，早在王阳明讲学贵阳之前，龙场夷民就已经成为他的第一批弟子，新构的龙岗居所请求王阳明名之“龙岗书院”，而后“门生颇群集，樽单亦时展”。可以说，正是贵州人民的接纳与帮助，才使得阳明心学得以播种生根。当然，夷民的关怀帮助和王阳明自身的行为气度是分不开的，王阳明面对困境的达观得到民众的认可，“予尝圃于丛棘之后，民谓予之乐也”。王阳明请学于农、亲耕田亩的心性也弥合了汉夷、士农之间的隔阂距离。夷民与王阳明之间的双向选择、彼此成就，正是黔学与心学在形成之初的互认互融。 

    贵州以其自身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创造了王阳明生存与悟道的有益条件，黔学形成之初的贵州人文也与王阳明达成了精神共识，共建黔学并确立基础，而历史选择至关重要的另一端，还需要王阳明通在贵州通过知行之变迈向心学。 

    （二）知行之变：心学与黔学的历史选择 

    王阳明身居贵州，也产生了三方面的知行之变，一是身份转变引发的心态转变。王阳明夷居贵州，不仅是官员身份由朝官变贬官，更是大儒身份由庙堂入蛮夷，更遑论身处贵州绝境带来的官宦士人身份的阶层下沉。在狱中诗与赴谪诗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由于身份的变化导致的哀苦与悲愤，但在居夷作品中，王阳明的心态却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表现最为直接的是达观乐天精神，谪黔途中王阳明曾作《弃妇叹》五首以弃妇自喻，抒发悲苦冤愤之情，而抵达龙场之后，即使面对无居无食的处境，他依然能发出“洞居颇不恶”“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的感慨。无论是苦中作乐的聊以自慰还是贵州自然带来的自适自洽，王阳明的这种乐天精神使其领悟到了内心力量的强大影响，做到了“险夷原不滞胸中”，便能够阐发出“穷途还赖此心存”的心外无物之论。达观精神落在实际生活中则表现为安贫乐道精神，王阳明作为名儒，箪食瓢饮之趣自了然于心，但夷居身份才真正使其有了切身体悟。王阳明荒居东洞之始，便多次提到孔子，有意以“夷居信何陋”来自宽，其后在贵州夷民们的帮助下新构的龙岗居所，更是“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以莳花交习的心性之盛作为居之所求，已从简单的慰藉变为“何陋之有”的坦然。相较居庙堂之上的治平之论，这种对儒家质朴精神的溯源与回归，成为王阳明在儒士阶层转变之后的身份归依，也是其跳脱理学桎梏的有益指引。当然，居夷身份的转变也给王阳明带来了直接的思想启发，《观稼》一诗中王阳明观察发现田地高低不同、土质松湿有别、气候寒暑区分等对种植作物各有影响，感慨道“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此时王阳明已不再执着于格土壤、格农事，而是将万物之理的机要归结为内心参悟。由理学之格入，到心学之悟出，正是王阳明居夷贵州时以达观乐天精神归溯于儒家质朴精神，又将此精神付诸于心学实践的心态转变路径。 

    二是绝地求生带来的行为变化。赴谪“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的龙场，在衣食住行皆是困难的情况下，王阳明只能绝地求生。在此期间王阳明创作了其文学生涯中仅有的田园诗，记叙了其求生行为与心态状况。《王阳明全集》中共记载了14首田园诗，有别于其他时代与诗人的田园诗以描写田园景色与生活风光为主，王阳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为田园劳动，记叙了其开荒、垦田、构轩、采薪等具体的劳作行为。这些不得不进行的求生劳作客观上反映了龙场条件的艰难困苦，但纵观十四首田园诗作，王阳明于陋居短食中不改其乐，创造条件、努力自适，即使是无法改变的乡思也格外克制，多由怀乡之情进而表达为自勉之思。这种心态的调整还落实在王阳明的行动中，作为官宦世家成长的士人阶层，王阳明谪居后不鄙农事、躬身田园，摒弃原生成长条件下形成的阶层观念及生活习惯，将渴望居有所安、食能果腹的愿望转为开棘成篱、西山采蕨的实践，并得到“不愧食吾力”的自我认同，这也是贵州所带给王阳明难能可贵的行为变化。“毋为轻鄙事，吾道固存斯。”王阳明还将亲务农杂的行为看作是心学理论的具体实践，以至于离开贵州与弟子书中已有“……粗瓷碗买十余，水银摆锡箸买一二把。观上内房门，亦须为之寄去盐四斤半，用为酱料……”等柴米油盐的日常嘱托，看似与“君子远庖厨”的圣人理想相去甚远，但却真实体现了贵州阶段的行为变化给王阳明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片刻求生需要的，而是融情入理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且这种不耻于庖厨农务的态度正是王阳明心本之思的最好见证。反观其他“中土亡命”之人，“容蹙然，盖不任其忧者……忧郁攻其中，其能以无死乎？”因郁结于心而死于绝境。正是王阳明“未尝一日之戚戚也”才使其在贵州坚毅生存，这种以心自守、以心践行的行动也正是心学中“心外无物”“知行合一”核心思想的早期萌芽实践。 

    三是儒学深入夷地的思想变化。谪居贵州对王阳明而言更为艰难的是思想层面的落差，从庙堂正统到蛮夷之地，读书成圣的儒学理想似乎更难实现了。自得知谪官龙场后，王阳明所作的诗文里就充满了对贵州无道无友的忧惧，“良心忠贤信资，蛮貊非我戚”，学思无友的恐慌要远远大于物质贫乏带来的忧虑。但作为大儒的王阳明却从未放弃成圣的理想，即便困居明代最为恐怖的诏狱之中，仍能“瞑坐玩羲易”来推演《周易》以自励，“努力从前哲”以劝勉狱友。及至龙场，王阳明不得不投身于解决衣食住行等生存难题，并自觉将成圣理想蕴藉其中，使开轩务农一类的俗事变成儒学实践。但这种躬行于己的儒学实践对成圣而言是内指性的，未与外物他人产生联结，本质上并未跳脱出“格竹”背后依靠向内索求以期致道的逻辑路径。历史选择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贵州正自发地破除王阳明不断向内的儒学追求，以与其搭建外在联结改变儒学探索的思想方向，这也是黔学在诞生之初就形成的外向开放与自发联结的特性，是黔学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在龙场夷民“请名龙冈书院”时，王阳明曾言“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说明彼时的王阳明本质上认同儒学思想的教化，而自身的儒学思想却趋于内指。而正是在求学诸生日夜群集、两任贵阳提学副使邀约的这种黔学向外联结的坚持下，王阳明才将贵州民众在日常相处中表露的“质”，与儒家生活之质、教育之质、思想之质产生联结，逐渐由躬身向内的实践，转为龙冈书院的诸生有真趣，最终变成亲赴贵阳任教的传道授业。在此过程中，夷民形象也由根本另我性的“他者”转而变为王阳明自我影像投射下的“他人”，这种自我影像的投射，不仅使得王阳明在儒学思想与教育层面接纳了夷民，更让王阳明自身借助这种投射找到了自己存在意义的位置。 

    王阳明将地域上的黔地绝境，通过与绝境和解，与绝境抗争，进而在心学的透视下化为哲学的命运与境界。在黔地的影响之下，由心性之变指导行为之变，最终影响思想之变以悟心学，“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黔学亦在此阶段相伴而生，并不断参与着心学的发展构建。

二、心学与黔学的发展

    黔学在心学诞生的历史机缘中产生确立，其伴生意义不止于二者初生交汇之时。黔学在促进心学发展的过程中得以确立，并在王阳明离开贵州后，依然以心学为核心进行自觉构建，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印证着心学核心价值的存在。 

    （一）黔学确立之际：在成形中成就心学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心学即正式确立，但其理论体系与影响价值却不是一夕成形的。综观王阳明在贵州的活动轨迹，在生存问题得到解决后，他将大部分精力投身于贵州教育。贵州文教的起步时间远晚于中原地区，在明代“诸土司皆立儒学”的政策下开始兴办学校，但因缺少大儒名士的机缘而乏于起色，但这一政策依然为心学与黔学的发展作出前期贡献，至为关键所在即是正德三年与四年的贵阳提学副使与贵阳文明书院。 

    早在贵阳之前，王阳明的教化事业就已经在龙场开始，居夷诗中有多首“诸生诗”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讲习有真乐，谈笑无流俗”，日谈夜坐、求学者众。彼时阳明之道就已深刻地影响着龙场夷民，《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载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事不仅是王阳明自身悟道之途，也是其教育思想的凝结，这四事也成为黔学成形之初的重要内核。及至贵阳任教，心学理论成为黔学内核的又一重点，《年谱》载正德四年王阳明始论知行合一，正是这个理论使得席书信服心学，“遂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而王阳明也因此得以将心学传播发展，“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从龙场到贵阳，再成为整个贵州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促成黔学的确立，这是心学成形后的重要成就之一，“黔学之兴，实自王文成始，文成尝主讲文明书院矣，即今贵山书院是也……揭良知之理，用是风厉学者，而黔俗丕变”。王阳明在正德五年即已离开贵州，但其在黔阶段的教育却仍不断反哺促进着心学的发展。在龙场时王阳明即已有大批弟子，除当地夷民外还有大量慕名而来的外籍士人，其中不乏蒋信与冀元亨这样被后世列为楚中王门典型代表者。而至贵阳讲学后从之者更甚，这些在黔受教的王门弟子不仅对心学在贵州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还促进了心学在明代各地的传播。当时的黔籍弟子陈文学、汤冔“两先生承良知之派以开黔学”，因心学开黔学、以黔学促心学，非黔籍弟子也有相当部分回到贵州弘扬心学，如蒋信曾于嘉靖年间任贵州提学副使，亲自讲授心学并大力新建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王学后生。这样一种自黔学成又反哺于黔的行为，是历史机缘更是黔学教育影响的深刻体现，也使得心学在黔学中的血脉得以巩固延续。此后，各代王门弟子都有在黔办学讲学之举，贵州也因此涌现出一大批如阳明、南山、正学、学孔、南皋、兴文等主讲心学的书院，贵州的书院文化、讲学之风也自此而兴，故贵州得以成为王学圣地，并不单纯因为阳明心学诞生于此，更因为王门后学发展于此、反哺于此。除了地域发源的价值之外，黔学仍主动参与着心学构建，李渭、孙应鳌等为代表的二、三代黔籍弟子积极与各地王门学派保持交游联系，外省王门也不断被王学圣地的贵州吸引，赴黔瞻仰研习并参与到黔学与心学的构建中来。 

    可以说，黔学自心学诞生之时便正式形成了其内核，而黔学自确立之始，其主要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便是促进心学的传播与发展，并以自身的实践参与心学的构建过程。从存在论的角度而言，黔学彼时已完成对心学的理论接受，与心学共同存在于历史时空的交汇点，并且在心学的后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已是黔学于心学而言“在场”的充分显现。而黔学的历史地位与价值意义，却因为在王门后学的研究中的长期缺位而得不到正名。 

    （二）黔学正名之失：黔中王门之于心学 

    心学的弘扬离不开王门后学的发展，现今对王门后学总结分类影响最甚者当属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他所列王门后学代表人物共八十四人，划分为八派并载其心学渊源与事迹著说。其中止修、泰州二派“稍变其说”，止修学派所列李材一人，“变为性觉之说”。泰州学派以泰州籍王艮为首共十八人，“谓百姓日用即道”。其余六派按人物照籍贯划分为：浙中王门十七人、江右王门二十七人、南中王门十人、楚中王门二人、北方王门七人、粤闽王门二人。这是为各地心学传统及继承发展正名立说，并提供了王门后学研究的重要材料。 

    梁启超在《阳明先生传及杨明先生弟子录序》中认为《明儒学案》所载“千古绝勤，湮没者亦且不少。”贵州作为王阳明悟道之地、心学成形之所在，黔中王门却并不视作王门后学的典型派别。有学者从王阳明亲启源头、建立第一家阳明书院、前后三先生与五大重镇、刊刻积累心学著作等四方面梳理黔中王门的源流演变及心学成就，考证其当属王门后学一派。而就黄宗羲《明儒学案》对王门后学分派的体系标准而言，除止修、泰州两派变说之外，主要聚焦于人物籍贯。今对《明儒学案》所载王门后学进行梳理，得出下表： 

表1  《明儒学案》所载王门后学总览

    由此可见，黄宗羲的王门流派划并不考虑人数多寡、师承代际与求学所在之地。粤闽王门和楚中王门均只有两人为代表，南中王门与北方王门一代师承王阳明者占比仅约30%，楚中王门二者均自贵州始师事王阳明。 

    如按黄宗羲《名儒学案》标准，贵州籍王门后学仍不乏代表人物。自王阳明贵州讲学之始便门生众多，《镇远旅邸书札》中所载中最为典型的贵州籍弟子有陈文学、汤冔、叶梧，三人共建阳明书院，始创黔中王门一派。而后更有李渭、孙应鳌、马廷锡三人作为黔中王门之集大成者。清代谢圣纶在《滇黔志略》中称：“李同野、孙淮海、马内江三先生皆崛起黔南，毅然以斯道为己任……躬行实践，体道入微，卓然为后学典型，非但振拔超群，为全黔一时山斗也。”他们建立中和、山甫、学孔等书院讲学弘道，继承心学“心气合一，内外合一，乃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等主张，更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以行为先”，发展了心学理论。黔中王门三代、四代及其后弟子也广布贵州，如邹元标之徒陈尚象建南皋书院以扬心学。但由于明代后期心学的整体性衰落，加之黔中王门四代及后学者著述的亡佚，故不足黄宗羲再列入其中。然仍可得见，黔中王门作为王门后学一派颇有所树，若以黄宗羲之标准，则补阙《明儒学案》中黔中王门一派，大致可列表如下： 

表2  黔中王门总览

    如在黄宗羲《名儒学案》派别划分标准之外考察，贵州之于王门后学也有重要地位与意义。王阳明在龙场悟道，贵州作为王门心学的诞生地，即使不作为后学之流，仍足以于《姚江学案》中大加书写，但黄宗羲所著仍失贵州所予。王门后学各派中，不乏于贵州初师于王阳明者，自黔学成而返乡传道者如蒋信，于常德筑桃冈精舍传播心学，被尊为“正学先生”，其后回到贵州任职又修建书院讲学，培养了李渭等大批杰出弟子，而李渭也将心学思想传为家学，并在为仁书院讲学期间培养了萧重望等门生，这正是王阳明“夫一人为之，二人从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众焉，虽有难为之事，其弗成者鲜矣”传道理想的体现与践行。 

    心学研究三十余载，学界尤其是贵州当地学者对黔中王门已有足够的关注，并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但黔中王门因不入《明儒学案》之典而长期得不到正名，较之浙中、江右、泰州三大派别而言尚未得到相应地位，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贵州心学的研究发展，而心学研究对黔学构建的支撑效用的缺失，也影响着黔学研究与发展的进程。故欲为黔学正名者必先正其心学，黔中王门之于心学研究，再之于黔学构建，是一个价值传导的过程。 

    （三）黔学发展之要：核心价值不离心学 

    自心学诞生于贵州，黔学便很快弥补了因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与中原地区的差异。长久以来黔学因失名于心学而未得勃兴，而今黔学的探索，也正建立在回溯心学、立足心学与发展心学之上。 

    每种地域文化都有其发展根由，黔学的文化寻根可以追溯至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此前与此后的很长时间，贵州都处于由聚居的少数民族形成的天然文化中，尚未开展自觉的文化构建，也未形成以儒学为导向的价值体系。直到明代贵州的正式建省，才完成了由少数民族天然构成的边地文化的行政资源整合，搭建起“黔学”之所以为“黔”的地缘基础，加之王阳明在贵州悟道的历史选择，又一位大儒的到来完成了黔学形成确立的历史使命，完成了黔学作为贵州文化传统意识与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构建。这种历史回溯肯定了心学作为黔学“元历史”的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化记忆成为贵州作为王学圣地的神圣性和庄严性的来源。 

    黔学还在发展中通过实践来使作为文化记忆的心学不断重现并获得现实意义。最为直接的是黔学对阳明文化的理论研究，多地市多层级成立王阳明研究院、研究学会，兴办阳明大讲坛，并将阳明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开展全方位建设。在此基础上，黔学还对以王阳明在贵州所留下的物质精神遗产进行内化发展，如赓续王阳明书院文化，今贵州大学的前身即可追溯到阳明书院，而近代中国教育也离不开贵州，李端棻在清末第一个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之父，还在贵州发起创办了贵阳公里师范学堂、贵阳中学堂等，使王阳明留下的教育财富内化为重教兴文的黔学精神。此外，贵州还兴建孔学堂，区别于以祭祀为主的孔庙，承担起传承与弘扬儒学、教化与开启新风的责任使命。更为重要的是黔学将以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精神阐发为文化自觉。贵州撕掉了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基础设施建设大踏步向前、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优势……这些都是在知行合一中攻坚克难、担当作为所取得的成就。黔学不仅包括王阳明本人的直接影响，还体现在贵州王门后学的精神继承上，如贵州在经济建设中始终保持的对外交流、海纳百川的精神，即自黔中王门不执门户之见的对外交游起，所以才能以西南腹地之身扛起大数据发展之旗建成“云上贵州”。贵州发展的现实生动地体现着，黔学不只是对心学的简单历史记录和实践再现，还在动态地、生成性地形塑和再生产心学的现代意义。 

    对于黔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以贵州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乡村振兴，还是开放水平与治理能力的向前迈进，其提升道德自觉、人文精神与实践主义的核心价值依然不离心学。从黔学本身的视角来审视真实的黔学、现在的黔学、发展的黔学，会发现心学已经成为黔学体系中的有机结构，在时间层面上把贵州的发展导向和历史联结在一起，在社会层面上包含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是黔学不可剥离的重要部分。在历史选择的机缘下，王阳明谪居贵州悟道成圣，贵州也以独有的人文地理风貌迎来了黔学发展的重要转折，黔学与心学成为相互依靠又相互成就的两个部分。黔学之于心学的伴生意义，不仅表达为与心学互证、助心学诞生、促心学发展，更体现在自我溯源中依靠心学、自身构建中内化心学、自觉发展中不离心学。明晰了此伴生意义，才能更准确、客观地认知心学之于黔学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为黔学今后的发展谋篇布局。

[责任编辑：翟 宇]

[图文编辑：吴晓敏]

为了适应阅读，略去注释 原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22年第07期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公众号 2022-10-09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