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贵大口述史》 | 张新民:寻找大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

发布时间: 2023-01-09 浏览次数: 10

    编者按:20228月,由贵州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百年贵大口述史》由贵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近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贵州大学出版社特意赠书。《百年贵大口述史》收录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创院荣誉院长张新民教授口述史:寻找大学中的人文精神传统——我在贵州大学的历史记忆与学术生活岁月。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男,195011月生,贵州贵阳人,祖籍安徽滁州,先世武进。2002年到贵州大学工作。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研究,治学范围广涉文、史、哲等多方面领域。撰有《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考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学术专著,主编大型文献集成《黔南丛书》《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集,另有《华严经今译》等古籍整理专书,创办并主编《阳明学刊》《人文世界》,在《光明日报》《民族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

 

口述人:张新民 


    我一生与两个大学——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的关系最深,而尤以在贵州大学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最久。无论是前辈师长,还是同事好友,乃至我教过的学生,都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内容。作为上一辈的老学者,我的父亲也在贵州大学生活和工作了30年。两代人的历史记忆汇集在一起,承载的内容既多,寄寓的感情也深,这似乎也成了贵州大学变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因而回首往事,想要表达或倾诉的内容实在不少,我只能稍加勾勒,不过留作纪念而已。

 

山水比德:老一辈学者的志节和风范 

    我出生在原贵州大学附近的静晖村,那是紧靠校园的教职工宿舍。传统中国“孟母三迁”的故事历来深入人心,故事说孟母几次迁居,都是为了孟子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后的选择是“居学宫之旁,其(孟子)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人称孟母“善以渐化”。我很庆幸,不需要任何选择,出生地就在黉舍,几乎一生都在贵州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园生活。其中,似乎与贵州大学最有缘分。我的出生地就在贵大校舍,我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时间最长,这里留有我和父亲两代人的历史记忆,我也因此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当事人与见证人之一。

    1948年,国立贵州大学的校长是张廷休,历史学系主任是黎东方。张廷休善治元史,以专精见长;黎东方重视明清,以博通获誉,二人都是史学出身。或许由于他们二人知道我父亲参与编辑过《蒙藏月刊》,出版过《成吉思汗评传》等多部专书,才礼聘他到贵州大学任教的。

    父亲常谈起他在老贵州大学的学生,记得有几位故去的老先生,如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胡克敏、贵州文史馆馆员谢振东、贵州大学教授张世德等,都是省内颇有成就的学者。父亲晚年爱忆旧,提起他们时,多会顺便谈及学校掌故,总是充满了感情。我对老贵州大学的一部分认知,便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的。

    父亲大半生的教书生涯,都是在贵州大学度过的。我无法计算他培养了多少学生,但知道人数必然不少,有他的诗“抱瓮灌园三十年,芳菲桃李各争妍”可证。他以为国家培养人才为自己应尽的天职,几乎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学生的身上,总是希望后来者有更多的成就,也有他的诗“待得庭园红染遍,护花不惜化泥滓”可证。我自己能以教书治学为生活本身必具的内容,也是父亲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谈到我自己,除了下乡3年,与农民终日相处,知道了稼穑艰难和民生疾苦,生命别有一种特殊的体悟外,其实自幼至长至老,我的一生都在校园生活,校园的文化氛围似乎已浸入了自己的骨髓,影响可谓既深且大。

    我的出生地静晖村与花溪公园紧紧毗邻,贵州大学校歌中的“溪山如黛,常沐春风,学府起黔中”,似乎也构成了我生命中的永恒意象,让我一生都在山水人文中遨游。尤其童年时代,父母的管教十分开明,并不在学业功课上严加管束,因而我整天都在校园内外与玩伴无忧无虑地嬉戏,甚至上了小学也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一次在校园里与玩伴打闹时,我猛然抬头看见父亲正在教室给学生授课,模样明显与平时所见有异,一副威严肃然的样子,才知道他竟然是大学里的教书先生。我后来也在同样的教室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天地还是那个天地,校园还是那个校园,但学生一代换了一代。我眼前会浮现出父亲当年授课的身影,难免不与悬隔千年的夫子一样,发出“逝者如斯”的人生慨叹,感到两代人的生命前后相接,遂不能不以在广袤大地上耕耘的农夫比况,为薪火相传的劳作能够成就人才而感到快乐和欣慰。

    父亲的教学是认真的,不仅上课的时数多,而且讲授的科目也不少,从上古史、中古史到文献学、史学名著选讲,大凡与中国史有关的课程,他都讲授过。父亲家居则终日闭门读书,备课常至深夜。“文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公布牛鬼蛇神霸占课堂时数,他竟名列第一。然而凡是听过他的课的人,甚至与他交往稍多者,没有不受益的,也没有不称赞的。我曾多次作为旁听生去听他的课,课后总能听到学生的议论和夸赞,也暗中感到十分骄傲。似乎较诸课堂上的受益,又多了一层想去主动寻找的快乐。后来自己独立为学生授课了,也在教风和教法上受到父亲的影响,以为就像汉代最重私相授受的经学家一样,自己也深得罕见难闻的秘传家学。

    与父亲交往的学界名流,我亲见亲闻的人数也不少。仅以任教于贵州大学的老先生为例,便有李淑元、朱厚锟、赵伯愚、张汝舟、邝炯燊、毛国琪、成启宇等老先生,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口碑和声望的著名学者,也是我轻易就能在家中看到的常客。

    黔中老宿李淑元先生,早年曾与黄齐生、王若飞、谢六逸、刘方岳等同赴日本留学,在贵州大学中文系执教后,则主讲中国文学史,尤以精研元曲见长。李先生为人雅淡洒逸,颇有道家人物风范;家中珍藏善本古籍颇多,尽管爱书如命,亦乐捐公用;能够一字不遗地背诵《诗经》,熟稔黔中掌故,乐道他人之长。记得他每次敲门由父亲迎入家中,便仿佛感到有阵阵清风拂面而来。我窃比他为羲皇时代夫子,也最喜欢聆听他与父亲讨论黔中掌故。

    织金大家朱厚锟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擅长英国文学,译著颇多,又专精唐宋文学,诗作亦不少,故曾同时兼任中文、外语两系教授。“文革”中,朱先生受尽折磨,仍风骨凛凛,弦歌不辍,有魏晋名士风度。“文革”刚结束,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后,他即犯忌从“牛棚”跑出,到我家与父亲大谈时事和人生感悟,谈到兴尽之处便挺身直立,放大音量朗读他的新作《满江红》。音声绕梁回旋,犹如黄钟撞响,振人心志。我虽少年不谙世事,但也神魄精气俱受震荡。我们两家世代交往,不仅父辈往来密契,子女联系亦多。我后来还教过厚锟先生的孙子,课后交谈多要言及家世交往旧事。

    与李、朱两位先生同在一系任教的,记得还有赵伯愚先生。他曾师从黄季刚,是“章黄学派”的黔中传人,长于音韵文字之学,亦研究贵州方言。赵先生不仅是常来我家做客的大学者,而且他的夫人赵师母,以及李淑元先生的夫人李师母,与我母亲也是往来密切的好朋友。大学教授也有家庭生活的另一面,我母亲与两个师母的来往,也增添了不少家庭趣事,让我从中侧闻不少掌故和趣事。

    谈起另一位大学者张汝舟先生,我心中便会感到阵阵不安和忏悔。事情得追溯至他被打成右派时,批判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我们一群小孩子不懂事,便常尾追在他后面,齐声连喊:“右派分子张汝舟,右派分子张汝舟……”记得汝舟先生总是头也不回,一路小跑似的匆匆向前走。他个子矮小,却颇有古风,但当时总是低头走跑,就连碰见小孩也有意回避。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心中便如针扎般感到后悔。

    在我的少年时代,汝舟先生的名言——“天下学问在安徽,安徽学问在合肥,合肥学问在家乡,家乡学问在我张汝舟”一度在校园广为流传,就连我们小孩也听说了。但是真是假,我至今仍不知。成人后,我陪父亲回老家安徽滁州,准备去看望当时已在滁州师专任教的汝舟先生,才知道他的家乡在全椒——滁州南面的一个属县。我才明白原来我们两家是同乡,他夸赞的地方竟是我的家乡,诧异之外又有几分欢喜,原因是父亲平时言谈,从未夸赞过家乡学风。后来我也读了汝舟先生的不少书,但早在之前便已知道了他的学问,不过多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只是忏悔的事始终潜藏在心中,从不敢在父亲或其他任何人面前提及。

    与伯愚先生一样,汝舟先生也是“章黄学派”的传人,长于训诂考据,精于天文历法,深得“章黄学派”精髓,而又能推廓光大。值得一提的是,除汝舟先生与伯愚先生外,早期在贵州大学执教、同样是“章黄学派”传人的,尚有汤炳正、朱穆伯两位先生。炳正先生离开贵州较早,今天的年轻学者或已不甚了解,但我则常听父亲提起,知道他对《楚辞》的研究造诣极深,虽无缘一亲謦欬,但无形中也间接受了影响。穆伯先生是我的老师王燕玉先生的老师,入黄(侃)门时间甚早,故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便不满胡适诸子之学不出王官之说,撰文力加驳斥,亦深得师门之传。与汝舟、伯愚两位先生一样,穆伯先生也长于音韵训诂之学。四位“章黄学派”传人同时执教于贵州大学,似也成为大学校史极有趣的一段学术佳话。

    与我父亲同在一系执教的,是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邝炯燊先生。他住在城区省府路的一个四合院内,在校区有一间单身房,就在我家楼上,他每周到花溪上课,必到家中与父亲长坐闲谈。偶尔我也会陪同父亲去城中拜访他,侍立聆听,闻知了不少名人趣事。

    炯燊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后来才东渡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他一生转辗多处任职,最后则长期执教贵州大学讲席,专门讲授日本史。我的不少日本知识,就是从他与父亲的闲谈中习闻而来的,父亲生前的学术交往让我在少年时代便多方面地受益。

    外语系主任毛国琪先生也是安徽人,算是父亲的同乡。他住在我家楼上,或许是同乡兼邻居的关系,不仅父辈交往较多,子女亦关系密切。国琪先生懂多国语言,曾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父亲很为他抱不平,我因此也知道他的不少逸闻。他是贵州外语事业的开山人,同时也是学校外语专业的创业者之一。在我早年幼稚的眼光中,他的身上有一种西方洋学的派头,较之汝舟先生身材的矮小,他的个头更显高大。我因为好奇西方文化,对他的举止行为充满了兴趣。只要他与父亲交谈,就不懂礼似的跑去旁听,也侧闻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父亲晚年撰写《史通笺注》,上午在家埋头伏案写作,下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成启宇先生当时是图书馆馆长,有时也会帮着父亲找书,或父亲查书休息之际,到他那里去小坐闲聊。启宇先生熟悉古籍,读书颇多,凡读一书,必逐句图点,有所心得,必旁批侧注,蚁阵细字满纸皆是。我曾看过他对《明史纪事本末·开设贵州》的批注,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横写竖书,几致无从辨识。可惜他恪守述而不作传统学风,很少汇集成帙刊发,严谨似已接近苛刻,颇令急功近利者汗颜。

    启宇先生是贵州石阡人,熟悉黔省历史掌故。1985年,我的《贵州地方志论纲》出版,他居然也在上面有所批注,并当着我父亲的面极力夸赞,可惜我没有看到他的批注本,事后忙于课务也始终未能经眼。他的上万册藏书后来捐给了石阡档案馆,我长期想去逐一遍览,可惜愿望至今尚未实现。

    我透过家庭和父亲的交往活动,以我早年的人生经历和肤浅体悟,心中能够回忆起来的贵州大学校园,不仅充满了文化的生命活力,具有一种诱人的学术神圣感,同时也聚集了一大批名师耆德,即使较诸其他外省名校,似也毫不逊色。“文献”两字之传统训释,一般认为“文”即文字记录的著述文本,“献”则为贤人口耳相传的语体言行。马端临撰《文献通考》,便特别强调“当时臣僚之奏疏”“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尽管都属“献”的范畴,但严格讲也与著述体的“文”同样重要。因而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如同传统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类的典籍一样,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史科价值,不能不兼收博采,以济成文典籍史事记载之不足,否则便难以成就人生理想中的学术事业。

    回忆父亲平常居家往事,他在闭户读书写作之际,除老辈学人外,也常有年轻教师前来问学请益。记忆中来得最多的是侯绍庄先生,他是云南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在校期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大,并被指定为父亲的助教。那时的助教兼有助手的含义,必须先听老先生的课,逐渐培养成熟后,才能独立上讲台,为学生正式开课。因此,绍庄先生曾长期听我父亲授课,同时兼做课堂板书一类的杂事,自然也就成为我家中的常客,乃是当时与父亲接触得最多的青年教师。

    尽管绍庄先生十分年轻,在“文革”中仍受到激烈冲击,我的父亲当时也住进“牛棚”,正常联系实已中断。直到“文革”结束,他们才恢复了往来。记忆中,绍庄先生每有新作,都会携稿前来与父亲商讨,我一有机会即侍陪旁听,也学会了不少作文方法。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曾与绍庄先生联合招收研究生,招收简章公布了,研究生初试和复试也通过了,或许是绍庄先生性格孤傲的缘故,招研究生一事竟被阻拦,准备进校的考生也被直接辞退。事后,绍庄先生一气之下,调动去了贵州民族学院。父亲一向以温和宽厚待人,晚年尤以“守拙”自处,尽管心神早已超脱淡然,但仍为人才流失深致叹惜。历史系以后20年未能招收研究生,发展速度远远滞后于其他高校,不能说与此事毫无关系。2002年,我主动调入贵州大学,重新申报建设了中国古代史硕士点,才算稍稍弥补了之前的损失。调离后的绍庄先生长期任职民院历史系主任,著述成果颇丰,也为贵州学术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

    纵观以上老辈学者的人格风范,他们不媚世,不趋俗,高风亮节,傲然独立,无一不具有传统士人的气节和品性。他们始终不离讲学论道的交往方式,突出地表现出传统士人特有的超然自得的精神情趣,均构成了校园生活随时可见的风景线,成为学生趣谈的重要内容。而令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他们长期心性涵养和道德修持所外显出来的仪态容貌,举止动默所表达出来的思想情操,学问从生命中自然涌出的雍雅自在。我既长期在校园生活中感悟领受,当然就不仅在早年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播下了仿效的深根,影响了整整一生,而且我也深为他们润物无声培养了大量人才的逸事所感动,知道庠序人文气息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是何等重要,因而始终强调贵州大学最应珍惜的,其实是自己积渐已久的人文精神传统。

    就我而言,至少从少年时代起,虽懵懂不谙世故,却也见闻了不少风格各异的前辈趣谈,领略了校园的人文氛围,增加了不少书本之外的“活”知识。我以为文化完全可以活化为人的存在方式,现身为可触可感的思想行为,始终反对学校市场化的任何做法,显然是受到不少雅人贤士身教行为无形影响的结果,不能说不是早年生活最宝贵的人生幸事和一生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财富。虽渐入老境,也可时时细嚼品味,仿佛源头活水总能消解部分暮气。

 

仁智双彰:人文精神传统的固守与坚持 

    1953年贵州大学撤销后,我即随父亲迁往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1958年贵州大学恢复后,我又随父亲再返重新组建的贵州大学,记忆内容最多的仍是重建后的贵大新址的校园生活。无论是父母的家庭日常生活行为、老辈学者的笑貌音声,还是置身其中随时可触可感的校园人文氛围,甚至包括我下乡亲身体验到的乡民交往互助生活,都使我深感固有传统文化尽管有着上下分层的不同,但其植根的土壤却是如此深厚,不仅华夏民族乃是有着灿烂悠久文明的民族,即中国也是有着漫长丰富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从自身的观察和体验出发,始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活”的、有生命的,也是可与现代性有机接榫并进行创造转化和发展的。

    或许是有感于孟子“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的说法,我始终认为,大学老师兼有教学与科研双重责任,尤其是以人文理念为核心价值的学者,面对如何恢复或重建富有生命活力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大问题,不能不以回应的方式率先进行自己严肃认真的思考和应答。

    如同每一个灵魂都需要一个强健的身体才能展现其真实存在一样,中国文化也需要无数充满符号意义的载体,才能显示其不死的永恒大义。于是,我决心创办一个书院,一个在体制内有自己特殊文化义涵的书院,一方面以此证明中国文化的命脉仍在现代大学体制中有所延续;另一方面也借此来提升校园的人文精神与人文氛围,使学生在其中而受熏陶感染,自觉地对中国文化怀抱敬意,敢于以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为己任,不断通过读书学习来成就自己的人生与 志业。

    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创办书院的过程尽管艰难,但也获得了四面八方朋友的热情支持,一座新古典主义的书院终于在校园中心区屹立建成。台湾朋友闻讯后捐赠了上万册图书,几个老先生花了一周时间来装箱,仅运费就用去11万元。镌刻在书院背墙右面的《礼运·大同篇》也是台湾友人赠送的,它既作为两岸学术界彼此认同的符号标志,也表达了大道运行和天下为公的文化理念。

    尤当一提的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嫡孙、第三十二代袭封衍圣公孔德成先生,曾担任台湾地区考试院院长,历来声望极高。他通过我的台湾朋友知道创办书院的消息后,也托人远道送来了亲笔手书的楹联:“崇儒尚易民主颂,有教无类自由风。”我请人辗转表示谢意,他却回答说:“大家都在为文化做事,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对此十分感动。我听到他越海传来的答语后,突然想起东坡《四十年前元夕与故人夜游得此句》中的“纵横满地霜槐影,寂寞莲灯半在亡”。我以为,德成先生不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深深的敬意,具有无限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还由衷地眷念和感怀旧友,具有无限的赤子怀乡之心。书院创立后,我总是对学生强调,要树立独立自主的完整人格,撰写独立判断和自由思考的文章,发抒自由认知及分析的思想,一部分原因也与他的影响有关。

    我最难以忘怀的,则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他也在书院修建落成之际捐赠了一尊孔子铜像。恩佳先生是大儒陈焕章的门人,也可说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恩佳先生于1992年接任孔教学院院长一职后,接续焕章先生未尽之事业,多次往返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宣扬儒学思想学说精义。应他的邀请,我于1997年前往香港参加“儒学与当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遂与其由相识到相知,并时有信札往返,颇能同调而共鸣。因此,书院建筑尚在施工阶段,他便亲自专程到学校校园考察,以便决定是否赠送孔子铜像。我知道后则找了一部私车将他接到学校,他踏着稀泥到书院工地上勘验,事毕即匆匆告辞。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款待,似乎茶水一杯也谈不上,心中感到非常内疚。但不久后,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孔子铜像已经运出,还配了大理石的基座,派了专门负责安装的师傅,在我们这里开创了西南地区孔子铜像进高校的首例。我无从报答,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康有为全集》送他,他喜欢得不得了,勉强算是未破“礼尚往来”的礼俗。

    此后,我因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书,经常前往清水江两岸各地进行田野调查,从而了解到天柱县人民政府欲修建其文化名胜——三星岩文化苑。受当地政府委托,我又再次礼请恩佳先生赠送了一尊孔子铜像,安放在三星岩文化苑区中心位置,我自己则用文言体撰写一篇《十德碑序》的小文,由天柱县人民政府铸刻为铜质匾牌,安放在孔子铜像前侧。揭幕典礼当天,思佳先生不顾年事已高,又专门乘机转车,亲临现场表示祝贺,场景十分感人。而贵州大学、天柱县人民政府、孔教学院三方,能够相互跨地有效合作,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个难得的学术佳话。

    当然,关心和支持书院修建的朋友和单位,还可以举出不少。例如,北京的名律师李庆几次赴筑询访,赠送了一系列的孔子《圣迹图》;江苏宏德基金会与我们长期合作,赠送了铜制大鼎;正安县人民政府同我们共话东汉名贤,赠送了一尊尹珍石雕坐像;锦屏县人民政府因整理契约文书,赠送了“贵山书院”大型石刻;天柱县人民政府赠送了2座当地造型别致的奇石;贵阳市政协为了帮助美化院内环境,赠送了10多盆庭院盆景;贵阳市文化厅有鉴于学校的文化传承传统,赠送了“贵山书院进士题名”石碑,等等。面对如此众多无私无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始终心怀无从报答的感恩。我只是一个毫无交际和办事能力的书生,是文化的力量吸引和感染了大家,离开了四面八方、众缘和合的帮助,我根本不可能办成影响如此之大的书院。

    在重视书院硬件建设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强调软件建设的重要性。早在书院创建之初,我即从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知识积累出发,多次谈到书院建设必具的几个功能。具体而言,则有以下内容:一是“求道”和“论道”,开展各类学术和文化研习活动,不仅启发人的心智,也要彰显人的性灵,提升人的生命情操。二是必须重视人文礼义,透过习礼的方式来提升个人的文明行为品质,达到养德和修身的目的,最终则改变校园风气,净化社会环境。三是刊印出版书籍,以书籍的形式传播思想和知识,书院创办了《阳明学刊》《人文世界》一类的刊物。

    在书院的创办及修建的同时,我们还发起并成立了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讲学活动,其中既有学者之间小型的沙龙式的学术讨论,也有面向全校师生的大型演讲。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长年不断的四季会讲,即在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期邀请省内外著名学者,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各种热点话题,以讨论对话的方式,面向全校师生进行论辩式的活泼学术演讲。

    除了面向校内师生举行各种类型的讲学活动外,书院及儒学会也发起并支持一批地方知识精英,创办了公益性的“知行讲坛”。“知行讲坛”创办的宗旨,乃是集思想、学术、理论、知识为一体,为贵阳市民建构一个能够进行学术讨论和文化交流的自由空间,每月定期邀请一位省外知名专家担任讲席,根据市民的文化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学活动。为方便市民听讲,讲坛先设在市区达德学校,后又移至省图书馆,前后共坚持了5年,举办讲座达56期,现场听讲人数累计超过8000人,影响了不少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群。由于讲坛活动的口碑相传,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因而每期活动内容,媒体都有详略不同的报道。更重要的是还引起了学界的反应,例如《贵州文史丛刊》便开设了“知行讲坛”专栏,一年四期定时揭载演讲整理稿全文。

 

木铎振响:道义凝聚起来的力量和支持 

    书院大量的学术讨论和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引来了众多海内外友好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帮助与不少学术机构建立了常规性的联系,其中最受益的当然是学校在读学生。

    出于对在读学生的关心,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继续求学,在海内外学术机构和朋友的支持下,书院还先后设立了宏德、煜岑、印顺、菩提四个奖学金。

    宏德奖学金由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资助,是其与书院长期合作的重要项目,主要用于奖励有志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年轻学生,从而为清水冮学的建构与发展储备后续人才。该基金会秉承的宗旨是“弘道养德,博文笃行”,致力于传统学术文化研究的提高与普及,与书院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奖学金的发放主要是鼓励年轻学者专心治学,希望他们能致力于珍稀历史文献的搜集发掘及整理研究事业。

    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煜教授和夫人黎贻岑,他们用自己的薪金积蓄成立煜岑奖学金,主要目的是解决贫困学生无钱读书的问题。奖金的发放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情义却颇能温暖人心。学界称王煜先生为“道教研究第一人”,每有新作出版,必率先远道寄赠,近年联系日渐稀少,或传闻其身体欠佳,甚望早日康复。

    印顺奖学金由印顺文教基金会提供,主要奖励具有现代性意义的佛学研究论文的撰写者,针对的对象则为在读研究生。印顺法师著述等身,他的著述集凡23卷,大陆版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曾寄送我2套,一套存放在书院藏书楼供师生使用,一套分赠贵州师大历史学院资料室。

    最令人感动的是菩提奖学金的发放,它是由一群美籍华人积攒的日常生活费(包括小孩子自愿捐赠的零花钱)积少成多所构成的慈善基金,主要用来资助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以期他们毕业后,能够回馈抚养过自己的家庭或故土、服务培养过自己的民众及社会。记得2008年冬天凝冻灾害发生时,贵阳市民自发组织“绿丝带”志愿者公益服务活动,主动帮助受灾害影响出行不便的群众。远在美国的提供菩提奖学金资助的朋友了解情况后,不断打来越洋电话,反复表示关心、同情和慰问,甚至直接联系困在乡下领过奖学金的穷孩子,辗转地给乡村送去了急需的物品。我后来接受记者的采访,有感于他们一贯坚持的送爱心行动,专门谈到了良知与爱的实践化问题,希望良知与爱能成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一部分的原因即与他们的行为示范有关。

    我们创办书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既要将其设计成一个使人身心愉悦的理想读书地,也要真正建成一个可以凝意奋志的品德锻炼场。而在培养学生的实践方法上,尤其强调必先有伟大的人格,然后才有伟大的事业。生命的学问与知识的学问,二者必齐头并进巩固发展,不可或缺,不能偏废。人生的一切知识、技艺、思想和学问,都应该以对国家社会人类能有贡献为终极价值目的。

    书院的办学理念与文化理想,同样也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关心和支持。校内学者蒋希文先生曾当面告诉我,书院的办学理念甚获其心。王锳先生未见过我的父亲,但总是对我说,别人是“观其父而知其子”,他是“观其子而知其父”,认为透过书院的办学理念及文化抱负,他也看到了两代人的风格特征。史可资先生不顾高龄,费时2个月,一笔不苟地为我们精心代抄了《学规》,事毕,他颇为高兴地说:“兹事必可传世。”他认为,文章与书法相得益彰,当可永远垂为人间典范。其实书法远远胜过文章,老先生的神笔无人不赞叹。

    校外文化老人陈福桐与杨祖恺两位先生虽已是年过九旬的耄耋老人,也根据书院的办学理念和环境特征撰写了不少勉励学生立志向学的楹联。例如悬挂在勉学堂的一副长联,即出自陈福桐老先生的手笔: 

    念东汉讲堂务本,授儒家经典,历唐宋明清,洪范继承,圣言昭著,宣孝悌,尽忠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引西方学理维新,运格致精神,用声光化电,思潮迭起,国力富强,重和谐,求创造,与古今同体,与世界同怀。 

    联语既表达了书院的办学理念与文化理想,也寄寓了老人对年轻学子的无限关怀和殷切希望。

    除陈福桐和杨祖恺两位老先生外,关心和支持书院的人尚可举出很多。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陈德谦先生,他不仅参与了书院的整体布置谋划,贡献了不少良策美议,还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工地,逐字逐句校对碑刻和抱柱联语。而包括德谦先生在内,几位老人的所作所为,尽管都极为费心耗神,但无一不是出于义务。一大批老辈学人当上了义工,让我既感慨拖累的人实在太多,至今,不少老人已经故去,让我加倍内疚再也无力回报。心想,或许“天不丧斯文”变成真正的生活现实,才是今人对他们最好的酬答和纪念。

    在学校体制创办书院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未来的栋梁型人才。为了更好地涵养学生的德业心智,本着志道、据德之外,尚有必要依仁、游艺的精神,书院也注意透过 “吾与点也”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能够自由神游于艺境,从而更好地丰富人生应有的诗兴内容。其中可举者,即支持和帮助在校学生,先后成立了民乐团、古琴社、书法协会、汉风府四个社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游”的活动。

    徜徉在“艺”的精神天地之中,透过各种“游”的活动的开展,性灵才情也因此而得以升华,校园生活也因此而得以丰富,不期然而然也实现了志道、据德的教育目的。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空洞说教,但却是人格精神全面发展最好的教育。

    当然,作为大学体制内的学术研究机构,严正的治学态度和精神也极为书院所必需。学术研究能够与教学活动进一步有效结合,则必然更有利于学生专业特长的培养。2002年,我从师大调到贵大后,首先完成的一项重要学生培养工作,就是创建了中国古代史和宗教学2个硕士点。而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活动,我们始终强调文献是根本,理论是提高,只有将扎实的文献功夫与深厚的理论素养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培养出未来一流的科研型学术人才。而举凡指导研究生的人文教师,尤其是真正有志学问的年轻学者,我认为都应做到学问是有思想的学问,思想是有学问的思想,最终则使自己成为思想与学问双殊胜的教学科研复合型人才。因此,不仅教师,即使是学生,我们也要求他们必须在文献与理论两个方面痛下功夫。无论选择任何研究题目,都必须立足于大量材料,才能“论从史出”有根有据地说话,诠释不到位或诠释过度,都为严正的学术研究所不允许。所幸学生大多十分用功,考上名校博士生的人数历来不少,相当一部分现在已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术骨干,不少人已成为博士生导师。我总结自己的教学科研经历,总以为讲学成就大过著述成就,看到学生的成绩胜过了自己,则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薪火相传:学术事业持续不断的创辟与开新 

    为了倡导良好的学风,凝聚更多的学术资源,发挥学科特色的优势,形成一流的学术队伍,书院在重视教学科研的同时,还创办了《书院文化论坛》《贵州儒学通讯》《人文世界》《阳明学刊》等学术刊物。其中,《阳明学刊》创办最早,影响也最大,为国内首家以研究阳明学为中心的刊物,赢得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

    为什么要特别想到创办《阳明学刊》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必须从“先立乎大”入手思考学术问题,以学术传承和不断发展的方式,守护并绵延民族集体智慧生命的根脉,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精神。而有没有一流的人文学科,不仅关系学校的校园氛围,更重要的是还会影响学校的办学质量,难以产生能够体现民族集体智慧精神的思想性人物。因此,我长期希望能办一个理想的同仁刊物,以刊物的形式来凝聚更多的学术资源,推动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不要留给后人思想苍白贫乏的讥评。尽管我们的学术抱负很大,但也清楚所定的目标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我们不过是过渡性的一代,所作所为不过是架桥铺路而已。

    我们创办《阳明学刊》,是在阳明学研究相对处于低潮,即评价王阳明及其后学,负面的看法始终多于正面的看法,学界研究相对冷清的情况下,步履艰难地筹备并开始着手的。书院无级别、无编制固不必论,即经费亦需自己四处筹措。但居然就在这样寂寞艰苦的条件下,凭着内心发动的那一念,好像与天地精神有所感通似的,我们居然办出了国内第一家有关阳明学的专刊,也算有了一点开风气的功劳。现在,阳明学已成了全国性的研究热点,论文每年都在成倍地增加,新出的专门刊物也有了好几家。然而,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殷鉴不远,例证颇多。因此,我反而加倍怀念那些冷清研究的寂寞岁月,不愿追逐潮流地做文章赶时髦,希望尽快从名利场中淡然退出,已有多年不过问办刊和编务的事了。

    如果说王阳明和整个儒学专统属于大传统范畴的研究,那么清水江文书及更大范围的西南乡村社会就属小传统范畴的研究了。大、小传统的交流互动长期不断,譬如我所关心的“儒学下乡”和“文字入边”,就牵涉大、小传统之间的融突整合问题,二者绝非完全不相往来的两个封闭世界,有着大量复杂变迁发展的历史文化现象需要梳理,因而书院在重视大传统研究的同时,也极为关心小传统的探讨。

    记得早期呼吁抢救清水江文书时,由于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我们的声音还引起了国务院和省里的重视,最终促成了锦屏文书特藏馆的修建,也算书生议政的意外收获,为地方政府和乡民社会做了一件好事。

    记得10多年前,我在国家重大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开题会上曾谈到,希望通过扎扎实实的课题研究,能够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培养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一支学术团队,催生一门新的学科(清水江学)。现在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少当年的年轻学者已步入中年,我自己也由中年进入老境,贡献给社会的成果虽未必完全符合心中高悬的预期目标,但收获也不能说就不充沛丰盈。因此,尽管我每每内疚拖累了一大批年轻学者,但大量成果的存在也算勉强有了一个历史的交代。

    回忆10多年来,我们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书所走过的道路,总有一些情景或场面令人终生难忘。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的朋友长期往返于南京和贵阳,次数之多已难以计算。而他们每次到来,都有研讨座谈会的召开,细心到每个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的环节,都有详尽的询问和具体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陈桦、黄爱平、孙喆等专家教授一行7人,闻知我们整理和研究清水江文书后,受戴逸先生委托,也专门远道赴筑,不仅与课题组共商文书搜集整理大事,还深入黔东南地区实地考察。最后有鉴于民间契约文书整理工作的重要,乃决定将清水江文书的搜集整理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成为黔省唯一入选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重大课题。其工作作风之严谨负责,也令我们十分感佩。

    最难以忘怀的,是复旦大学学术团队与我们的长期合作。他们不但与我们一起查阅研读民间手写契约文书,赞叹我们对原始文献抱持的开放态度,共同发表或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还以“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为题,成功申报了复旦大学“985工程”重大课题,举办了专门性的学术论坛。两校异地合作,同调共鸣,彼此受益,佳话甚多。尤其是各自本着特有的学术立场和观察视野,透过密切的学术交往活动,不仅扩大了清水江学研究的影响范围,而且也拓宽了跨区域分析比较的学术发展空间。

    与阳明学的研究日趋深入,已无多少剩义可供发明不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是随着新材料的公布而逐步开展起来的,学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文书的搜集和整理上,可谓劳数人而逸万人。因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实际才刚刚起步。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清水江文书整理考释工作,尽管积累了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仍不过是从深山中采回了铜矿,要真正将铜矿铸成美钱良币,化作大量的一流成果论著,则必需薪火前后相传,有待来者的振作奋起。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贵州大学出版社 办公室 图: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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