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史视域下的阳明心学——《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评介
作者：马爱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几十年来，随着人才队伍的发展与学科体制的完善，国内阳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这些研究主要从思想史、观念史出发，侧重于概念、思想等方面的阐发，而从社会史、宗教史角度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贵阳：孔学堂书局，2021年10月出版）一书，以祠祀为视角，探究了浙、黔、苏、赣四地阳明祠庙的演变过程，揭示出阳明心学的传播路径与发展脉络，在当代阳明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和引领作用。
通常而言，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取决于其创新程度。《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以下简称《阳明祠祀》）一书的创新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新视角，该书借助社会史、宗教史的祠祀视角重新探究了阳明心学的发展脉络；
其二，新方法，该书借鉴了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采用了量化分析方法探究阳明祠庙历史演变与阳明学派的建构；
其三，新资料，新资料并非是指出土的地下文献，而是指该书使用了当前阳明学研究较为忽略的资料如《衢州府志》《金华府志》《建宁府志》《宁国府志》等地方志著作系统建构了阳明学发展的地域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出版对当下阳明学研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下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视角：祠祀的引入
祠是指供奉祖宗、鬼神或有大功大德之人的专门场所，亦称祠堂。祠主要用于死后祭祀，但也有为膜拜生人而建，称作生祠。祠堂的功能原本是为了慎终追远举行祭奠仪式，强化宗族内的血缘情感，后来渐扩展为对社会精英和贤哲的纪念，由此而起的祠祀，就不仅仅是宗法活动了，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当祠主是对国家和社会有伟大贡献之人，受到民间百姓真诚地热爱与崇拜，那么祠堂就具有了表征社会群体意志和意愿的功能。故祠祀是研究传统伦理道德传播的重要切入口，可以藉此考察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被人民纪念、称颂、接受的状况，从而揭示出其思想及其学派的传播路径与发展历程。
王阳明是一位被广泛祠祀的历史人物。在浙、黔、苏、赣四地，至今仍保存了大量阳明祠庙。这是因为阳明与这四地有很深的渊源。阳明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于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高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阳明一生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浙、黔、苏、赣四地，且阳明在所到之处，兴教办学，开启民智，得到民间广泛的赞誉，故祠祀之盛，良有以也。
《阳明祠祀》一书引入的祠祀视角，为研究阳明学发展的地域差异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致思路径。举例而言，在浙江地区，余姚和绍兴是公认的阳明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区域。这是因为余姚是王阳明的出生地、启蒙地（阳明一至十岁即公元1472年至1482年在余姚接受启蒙教育），更是讲学地（阳明五十岁即公元1521年、五十四岁即公元1525年讲学于龙泉山中天阁），而绍兴是阳明思想形成与成熟的地方，公元1525年阳明在绍兴向钱德洪、王畿等人传授“四句教”，并在1527年远征广西思、田叛乱之前，创作了巅峰作品《大学问》。故从学术发展过程而言，余姚、绍兴象征着阳明心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阶段。
从祠祀来看，同样能发现余姚、绍兴两地具有揭示阳明学说发展特性的功能。在该书中，作者统计并记录了浙江杭州、嘉兴、绍兴、余姚、永康等地区阳明祠庙数量与祠祀活动。作者指出余姚龙泉山的阳明先生祠、绍兴王文陈文成公祠专门为阳明而设，阳明为祠主，而在杭州同仁祠、嘉兴六贤祠、永康丽泽祠中，阳明并非祠主，属于从祀地位。
这并非事出偶然，余姚阳明先生祠是阳明外门弟子徐阶（授自聂豹）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所建，绍兴王文成公祠是阳明门人周汝员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所建，皆为缅怀先师为当地做出贡献而建。这从侧面揭示出两个地方在阳明学发展过程中具有与其他区域不同的传播与影响特性。此外，作者还详细考证了贵州、江西、江苏的阳明祠庙与祠祀活动，揭示出阳明心学在贵、苏、赣三地的发展历程。
浙、黔、苏、赣四地的阳明祠庙及祠祀活动犹如一面铜镜，不仅可以反映阳明一生的活动经历，还能充分揭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演变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阳明祠庙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社会历史中不断积淀、发展、接续乃至重塑的产物，与人文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阳明祠庙得以建立的原因之一便是阳明学在当地的传播与影响”[1]，“阳明学在当地的影响会直接影响到阳明祠的建造”[2]。总之，通过引入祠祀视角，该书为我们呈现了阳明学传播与阳明祠庙建立之间“互为表里、相互影响”[3]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阳明学研究。
二、新方法：基于量化分析下阳明学发展研究
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就阳明学研究而言，传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在这一领域内占主流地位。这一研究方法在阳明学研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许多阳明学研究著作便是在此基础之上诞生。然而，文本分析方法也有短处。
文本分析方法重在探究概念、命题，作为一种定性研究较为忽略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在引入祠祀视角基础上，建立一种定量研究对我们理解阳明学有非常重要的帮助。该书采用了社会史量化统计方法，对不同区域的祠庙数量、祠祀活动等进行了统计与分析，用数据揭示了阳明学发展的地域特征。
作者统计了浙、黔、苏、赣四地的阳明祠庙建立年代、祠主、祠祀活动等信息，揭示了阳明学发展的地区特征。例如，在第二章《阳明祠庙历史演变与社会群像》中，作者详细统计了四个地区阳明祠庙的修建年代、请建者、修建者、资金来源、祠庙建筑群等信息。作者发现，“阳明祠庙的修建，由门生请建或者百姓求建，一开始由士绅捐资修建。但到嘉靖朝后，阳明祠的修建基本都官方化了”。[4]
阳明弟子众多，阳明学在浙、黔、苏、赣四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四地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门生请建和百姓求建阳明祠并不难理解。但到了嘉靖后期，尤其是嘉靖三十年代，作者发现迎来了阳明祠庙修建高潮期。这一发现建立在统计并分析四个地区阳明祠庙的修建年代、请建者、修建者等大量数据之上。
作者通过列表，指出如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杭州天真书院阳明祠得到大规模扩建，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再次重修祠宇，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江西南安府崇义阳明王公祠、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江西南安府上犹王文成公祠得到创建，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江西赣州府宁都阳明祠得到创建等等。
这一现象并非偶然，与阳明后学的发展有莫大关系。阳明弟子欧阳德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入阁，两年之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欧阳德主持天真书院阳明祠扩建一事，阳明弟子邹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记》记录此事。
江西的阳明祠庙创建、扩建、修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弟子徐阶，徐阶曾担任江西学政，促进了江西当地阳明学的发展，到了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徐阶入阁成为大学士，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成为明朝首辅。徐阶以官方身份推动阳明祠庙的建立，促进了民间阳明祠祀的兴盛。
总之，阳明弟子以官方的身份参与到阳明祠庙的修建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明朝官方对王阳明及阳明学的接纳，缘此，“阳明祠庙的历史演变与官方政权对阳明的认同有关”[5]。
作者通过统计并分析阳明祠庙的建造、扩建、修缮及重修情况等数据，指出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背景是阳明祠祀活动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这之中，阳明弟子是推动阳明祠祀活动、阳明学发展的中坚力量，阳明弟子如欧阳德、徐阶、聂豹、程文德等在朝为官期间，阳明祠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阳明祠同时承担着书院讲学功能，因而同时又推动了阳明学派的发展。借助量化分析研究，作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区别于概念分析研究的阳明祠庙历史演变与阳明学发展的动态图，为当下阳明学研究增加了一种新的致思路径。
三、新资料：地方志的挖掘
地方志是对一个地区某一时间段内发生的社会、人文、自然事件的综合记录，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是研究地域文化兴衰的重要参考资料。地方志往往能补充正史之不足，因而对阳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该书中，作者考察了《贵阳府志》《黄平州志》《广西通志》《南昌县志》等地方志作品，统计了安徽、福建、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湖北、湖南、江苏、江西、浙江共十一个地方的阳明祠庙和祠祀活动数据，进一步呈现了阳明学发展的地域差异。
首先，就浙江阳明学而言，作者借助《杭州府志》《（雍正）浙江通志》等地方志著作，详细统计了浙江境内建立的阳明祠庙数量，指出浙江境内阳明祠庙的建立具有三个特征：其一是因学术而建；其二是因事功而建；其三是因道统而建立。这三个特征为我们揭示了阳明在浙江境内的整体影响，从侧面印证了阳明的学术和事功在浙江境内受到广泛推崇。
其次，作者通过考察《上元县志》《阳明先生祠志》等作品，指出了江苏地区的阳明学发展的特点。我们知道，阳明在江苏最为显著的事迹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王阳明开始往福建剿匪，抵达丰城之时，忽闻宁王朱宸濠兴兵作乱、谋夺皇位，于是平定叛乱，前后历时四十三天大破谋划十年之久的宁王篡位计划。公元1521年，王阳明因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受封“新建伯”。
王阳明在江苏建立了赫赫战功，然其讲学次数与建立的书院数量却并不多。该书统计出江苏地区的主要阳明书院只有4所：东林书院、安定书院、新泉书院、崇正书院。其数量远远低于浙江、江西与贵州，对此作者提出了大胆的推论：“其一在与当时的南京地区书院中，程朱理学仍占主导地位”“其二是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并不适合进行讲学。王阳明在南京，一次是被贬路过，两次是为官，而做官期间，其实际和当时的形势并不利于讲学”。这种解释为我们理解阳明学说在江苏地区传播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再如江西，阳明在江西度过了人生许多重要阶段，早年曾在江西授学，三十八岁时任庐陵知县，取得了勘定匪患的赫赫功绩，晚年在江西去世。可见江西地区对阳明学说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重要性，可以通过梳理江右学派的谱系得以呈现，而该书则通过统计具体的书院数量数据呈现出来：“明后期至少有一百所书院是宣扬王学的。”[6]这些数据非常直观地呈现了阳明学说在江西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再如贵州地区，作者通过考察《贵阳府志》《黄平州志》，指出了阳明去世之后阳明书院讲学与祭祀功能的融合现象。如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贵州当地巡抚对阳明书院加以修建，在书院中立阳明像用于祭祀”，“焦为章任贵州提学佥事时，修建龙冈山阳明祠并设有祭田。”[7]作者甚至发现明末清初阳明学的衰落的局势下贵州地区民间祭祀活动仍较为活跃：“岁时伏腊，咸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于其家者……虽樵人猎士过其地者，无不感而生敬。”[8]由此可见阳明学说在贵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学界往往通过学术传授谱系研究阳明学说在不同地域的传播与影响，不过这种视角焦点在阳明学派的发展，并不能揭示阳明学在民间的传播与发展状况。通过考察地方志，该书研究了阳明祠庙与书院在不同地域的状况，揭示了阳明学发展的地域差异。地方志数量繁夥、内容庞杂，而作者能在瀚如烟海的典籍中搜集相关重要资料，形成系统的阳明学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
结语
通过对《阳明祠祀》一书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该书内容详实、史料丰富，行文言简意赅、逻辑缜密，作者伊始就论证了从区域社会史视域研究阳明心学的可行性，认为“由于王阳明生前的巨大影响，在其深厚，阳明祀庙的发展演变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在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故而，从阳明祀庙的兴废和特点而言是可以考察其背后思想和社会的基本特征的。”[9]阳明学的研究不应该只停留于从概念到概念的思想诠释，应该更关注社会史的内容。
该书从社会史、宗教史的角度补充了当下阳明学研究的不足，具有十分显著的学术价值。从研究视角上看，该书另辟蹊径从区域社会史的视域探究阳明心学可谓是研究视域的创新，从祠祀的角度审视阳明心学，可以让阳明心学更加立体、鲜活和饱满。
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借鉴了历史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通过量化分析，用数据呈现了阳明学发展的区域差异。概言之，《阳明祠祀》一书在当代阳明学研究史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和启发性。当然，这部书在章节编排和言语论述上也有待商榷的地方，但总体上说是一部聚焦阳明心学研究的力作，值得精读与寻味。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般项目“浙学的人文传统与近代转型”（22ZXZD003）的阶段性成果。
[1]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23页。
[2]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96页。
[3]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23页。
[4]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117页。
[5]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117页。
[6]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173页。
[7]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173页。
[8] 田雯：《阳明书院碑记》，道光《贵阳府志》，黄家服、段志洪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4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36页。
[9] 何善蒙、王静：《阳明祠祀与阳明心学的发展——浙、黔、苏、赣四地考论》，孔学堂书局，2021年版，第2页。
原载：《原道》第43辑 转载来源：“儒家网”公众号 2023-02-27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