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创”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与科幻研究专题
摘要：科学幻想创造了与现实科技对应的科幻世界。在同远古叙事相关联的意义上，不妨将科学幻想称为“反面神话”，并由此创建从人类学考察这一反面神话的科幻人类学。“反面神话”以现代科技为根基，通过形塑镜像般的科幻世界对人类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与科技关联的一切都被重新聚焦、映射和放大，既作为反观，亦作为预言。
通过科学幻想的全球传播，人们开始弃旧迎新，接受科技式的世界观、生命观乃至科技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在宛如轮回的历史循环中，世界进入了复归式的明天。其中，现代人类不仅与神、灵物和英雄渐行渐远，甚至日趋与地球的其他物种相分离。与此同时，被前沿科技“武装到基因”的新人类——“科技人”则在成为有望换届接班的“智神”。
人类的未来何去何从？科学幻想不仅对此加以描绘、展示，甚至参与和加速着这一重要进程。
关键词：反面神话 科学幻想 科幻人类学 人类世 后人类
作者：徐新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大纲
一、引言：现实背景和相关界定
二、“科学幻想”的语义问题
三、科学实证与文学幻想的人类学互文
四、作为科学的幻想与作为幻想的科学
五、科学何为？人类何在？
六、结语
一、引言：现实背景和相关界定
“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
19世纪之初，年轻的英格兰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发表被誉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时，貌似无意地选用了一个与古希腊神话关联的副标题——“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or, The Modern Prometheus）[2]。结合科幻与神话的内在联系及其延续至今的趋势看，玛丽的此举意味深长，既凸显了在文学传统上对早期源头的承继，同时展示了借科技而兴的反叛。由此，便开创了力图连通科玄二元的人类叙事新类型——反面神话，也就是本文讨论的科学幻想。
百年之后，1929年，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莱顿大学发表演讲，强调“在巨大、高深莫测、极端辽阔的自然之中，每一个人或整个人类，以及我们的物质世界，甚至我们的整个星球，都只是沧海一粟”。这样的表述体现了超越人类中心的宇宙观，表明客观世界以及与之对应的科学成果其实与人类并非必然关联和对等——宇宙浩瀚恢弘，人类微不足道。
以此为前提，普朗克继续阐述说：
自然法则并不遵从微小的人脑中所出现的思维，它早在生命远未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哪怕最后一位物理学家从地球表面消失，它也仍继续存在。[3]
普朗克的科学认知将有机的生命类型置于更为宏大的无机世界中，凸显了人类之前、之外的无限存在，并在此基础上消解了humanism——人类主义（或人文主义）的自设边界。与此并行的依然是同一个名叫普朗克的人，他阐述了将科学、艺术与想象相联系的看法，并认为：“科学家中的先驱们对新思想必须有一个生动的直觉想象，这些思想并不源于推论，而是源于艺术性的创新与想象。”
对于因能演奏钢琴和大提琴，且能创作歌剧而在大学时代就有过“舒伯特”美名的科学家而言，这样的见解是否“剧透”了普朗克自己的论说同样源于艺术想象，或称之“科学幻想”（亦即英文所谓的“science fiction”）之列呢？
近百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2021年出版的《中国科幻发展年鉴》理论综述部分指出，如何尽快“创建中国科幻的学科理论体系”，已成为业界共同关心的普遍呼吁。[4]相对于成就凸显且发展迅猛的科幻实践而言，有关理论的创建值得科幻界内外更多学者的参与、交流与贡献。
科幻是个大世界，值得从多元互补的角度加以辨析、阐释。因此，从学术前沿的交叉对话出发，以既有的多学科成果为前提，或能创建整体关联的科幻人类学。
关于科幻人类学的简单界定，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以科学幻想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换种说法，也可叫做从科幻角度研究人。
假设我们是从另一星球降临的其他物种，任务是考察地球人的科幻事像，并获知由此体现的人类特性及其对未来走向之影响。那么我们将梳理他们对科幻的纷繁解释，及以不同解释为基础的科幻行为，包括：第一，科幻的动态缘起、传播和演变；第二，科幻的内在特征、种类与关联；第三，简要评估科幻对人类物种迄今的价值、影响及其未来可能。
大致如此。
二、“科学幻想”的语义问题
汉语的“科幻”是缩略词组，对应于英文的“science fiction”，包含“科学”与“幻想”（或“虚构”）两个语词。且不说“幻想”与“fiction”是否对等，单就从语词、语义到语用的关联而论，由“科幻”组合的新造概念就值得认真梳理辨析。从科学的维度看，“科幻”可理解为科学的幻想形式；而若从幻想出发，科幻则意味着幻想系列中新生的科学之维。
如果说“科学”为实，代表理性、逻辑的实证领域；“幻想”指虚，表示感性、超验的虚拟想象。那么，“科学幻想”则意味着彼此不同甚至相反的对象重叠和语义交叉，换句话说，亦即无论其能指还是所指，都指向了介于实证与想象之间，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标志一种独特、暧昧的中间状态（地带）。
所以，在汉语世界，以“科幻小说”或“科幻文学”类别为例，还存在“科幻”究竟姓科还是姓幻的归属之争，与之相关的权力机构——科协与作协，迄今仍各执一端，互不松手。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以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荣获文学大奖的科幻作家童恩正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笔谈，把科幻称为“科学文艺”，并将其中的类别与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四大门类等同，即（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散文、（科学）诗歌和（科学）戏剧，此外补充了（科学）童话。重要的是，童恩正在文中明确反对把科学文艺与科普作品混淆，详细阐明了二者从目的、方法到结构方面的三大差异。[5]
不料40年过去，到了2018年，评论家宋明炜还发表专文，强调科幻可以姓科，可以姓幻，更重要的是“也应该姓文”，再度主张把科幻归回到文学范畴之中，以彰显其独特的诗学价值。[6]
2022年7月，由中国科幻协会（筹）编印的《科幻研究通讯》倒叙历史，刻意刊发了苏联专家伊万·叶菲列莫夫（Ivan Yefremov）的专题文献，借科学家的权威之语，重申“科幻小说的本质不是普及科学，而是展现科学对人们生活与内心的社会心理作用”。这篇发表于1961年的俄文经典指出：
科普故事并非科幻文学的发展路径。科幻应该仍然是虚构的，不管它多么接近科普作品，也不管科学家的大胆假设多么神奇。[7]
与大部分注重“科幻”之文学价值的论点相比，上述阐述其实并无多少突破亮点。它的意义在于论者的身份特殊。作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叶菲列莫夫不仅在古生物学领域做出贡献，更以创作《仙女座星云》等科幻作品而闻名于世。故而上述“表态”出自其口，便具有与众不同的效应。类似的情景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也曾出现过一样，只是因彼时科学权威的相反立场导致后果迥异罢了。[8]
值得注意的是钱学森的科幻观。作为论辩中的科学一方，钱学森实际区分了三个相互关联却又彼此不同的概念，即科教、科普和科幻，由此将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视为两种类别。他首先强调“科学幻想一定要讲科学”，继而主张立足实际的社会效果，搞很长时期都站得住脚的、“经典性的”科教作品，最后总结说：
科学小说不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可以任由作家想象，而科学小说要有科学依据。[9]
时至今日，汉语世界对科幻持“科普”立场者仍大有人在，如中国科学院的数据专家王元卓就在面向公众的网络演讲中，把科学幻想讲解为“没有围墙的全民科普课堂”，作用是“加快全民科学素养的提升”。[10]
从根本来看，双方分歧的原因是对“科幻”概念的界定模糊不清。
若仔细观察，在科学界一边，科幻中的幻想不过是一种修饰和辅助，表示幻想或预想的科学，与实证和实验的科学互补，甚至如假说与预言一般，汇入完整的科学谱系，同时亦被视为对已有知识的普及和通俗化，即面向大众的科普。
相反，在小说界那里，文学是主体，科学是外壳、工具或包装，价值核心乃在于作家的主观想象。因此，科幻不过是文学中的一个新类别，可跟神幻、奇幻、魔幻及史幻等并列，汇入文学艺术的既有体系（大家庭）。
如此看来，对于具有中介、交叉与跨越特征的科幻研究，无疑需要更为包容的胸怀及框架、视野。在这样的现实背景关联下，与之对应的科幻人类学也就顺势而生。
可见，所谓科幻人类学即是指：以科幻为对象的人类学，主张科学与幻想并置连通的整体研究。也就是从人类学眼光和视野出发，用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科幻进行的专门研究。同时必须看到，在学科交流和互补对话意义上，科幻人类学亦是对既往分别从科学、文学等视角进行阐释的话语补充和拓展。
三、科学实证与文学幻想的人类学互文
由上可见，从学术话语的谱系延伸看，科幻人类学的创建并非凭空倡导，而有其现成的、可依赖的坚实基础，即文学人类学与科学人类学。
先说科学人类学。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泛指“科学的人类学”，scientific anthropology，亦即以科学为基础，对人及其文化的实证研究。狭义则指将科学作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即英文表述为anthropology of science。具体事例包括从布鲁尔到拉图尔等的系列开拓。他们关注科学的知识方式、生产过程及其社会作用，揭示日益主宰人类社会的科学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和传播，也称“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11]从学科关联的整体看，SSK及科学人类学的基本表述，与此前即有的“科学哲学”形成呼应补充，展现了对科技知识及其社会影响的阐释、反思与批判。在拉图尔阐述中，科学实验室与政治利维坦一样，都是人类的发明创造，因为“知识，就像国家一样，只是人类行动的产物”[12]。
在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史家田松也呼吁全社会要“警惕科学”“警惕科学家”，因为“科学技术对于生态的危害是内在的、必然的，不可避免”。为此，田松呼吁说：
人类社会需要建设一种机制，对科学共同体进行有效的约束、监督、防范，防止科学危害社会。[13]
作为一门新兴的前沿交叉学科，与科学人类学存在广义和狭义相似，文学人类学同样包含多种阐释。在笔者的表述里，其指与“科学的人类学”对应的“文学的人类学”，也就是被我们比喻过的整体人类学的“半壁河山”。[14]与科学的人类学关注逻辑与理性的人对应，“文学的人类学”关注感性与诗性的人，故亦可称为诗性或诗学的人类学，聚焦从神话、歌谣、史诗到图像、仪式、展演直至影视、游戏、网络视频等人类表述的演绎化，[15]也就是“文以成人”[16]。在这意义上，将广义文学的特质视为想象、虚拟、移情、映射以及践行、体认、预现等。于是，从文学人类学视野出发，对于科学幻想的理解与阐释，无疑也就与广义文学关联对应了。
因此，在科学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双向互补的基础上，科幻人类学不但具有更为完整的审视构架，还将拥有更为丰厚的阐释资源。
沿此思路，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科幻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 fiction）将以科学人类学及文学人类学为根基，面向社会生活中蓬勃发展的科幻实践，形成自身特有的知识范式和话语阐释。
在研究对象和阐释论域的构成范围，科幻人类学立足交叉并置的结构，将人类理性与诗性视为整体，双向考察科学与幻想（science and fiction），及其交互式的互动关联。因此，移用在成都创办的著名刊物之名，不妨将我们所要阐述的对象视为“科幻世界”。这个世界既连接了科学与幻想，在社会构成与知识生产的意义上，又包含了彼此映射的两个空间。
科幻世界的两个空间，一是指被形形色色科幻家们创制出来、与生活世界形成特殊映照的科幻作品，也就是对万物存在的科幻表达，这种表达可以广泛地通过文学、电影、动漫乃至网络游戏等多种方式展现出来。与此对应，另一层意义上的科幻空间，则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存在、并以不同方式参与创制科幻作品的一切个体、群体、机构、媒介、网络。从知识生产的原创角度看，作品创制者是基础，是科幻世界的“第一空间”，也即是现实生活中的科幻界、科幻制造业。其中不同行业分工的角色，包括了作家、美术家、编剧、导演、网络写手及开发商与游戏玩家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科幻学者、编辑、评论家与广告商及科幻团体等，在科幻消费——也即对科幻作品的接受层面，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科幻读者、观众和教育家。
这样，若将科幻的生产（原创）与消费（接受）合在一起，便可见出科幻世界的空间整体，即在现实社会中实际存在并产生影响的科幻共同体，类似于图腾部落里祭司、信众与灵物同构的神话共同体。[17]此外，相对于科幻世界的“第二空间”——文本化与离身化的科幻作品而言，以“科幻界”相称的第一空间，其主要特征在于现实性与具身化。
科幻人类学考察及阐释的对象是一个关联并置的多维结构，其特征在于以科幻为核心并环绕科幻延展，包含了被人制造的科幻世界和制造科幻世界的人。
四、作为科学的幻想与作为幻想的科学
概言之，所谓科幻人类学，亦可视为聚焦科学想象的人类研究。其特点在于从科学技术的实际演变出发，将科学想象视为另一种类别的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在其中，艺术成为想象型的科学“化身”；科学则是技术式的艺术“代理”，互为因果，彼此映照。
回到幻想。幻想其实是动词，特指人类的一种精神行为，核心在“想”“想象”。目前，这种行为被假定为人类生物独有。
2018年，刘慈欣荣获“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Arthur C. 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在英汉双语的获奖词中，他向杰出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表达了敬意，指出：“想象力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似乎只应属于神的能力，它存在的意义也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为何如此？刘慈欣引用了历史学家的话，认为：
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建立文明，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大脑中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18]
的确，与科学幻想相关且作为源头的人类想象行为，可谓古今绵延，演化不断。例如古代儒生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佛学五明之一的观想——观佛与观自在；基督信仰的创世之说与原罪追思——忏悔祷告；以及如今遍及各地的印度瑜伽——身心合一的观想修行。
于是值得对照思考的科学幻想将引出一个系列，如：科幻之想，如何想？想什么？为何以科学为核心、为参照？
这些都需解答。就目前来看，或许可借用刘慈欣《三体》里的一种人物类型作比喻，不妨将一切已经和将要实践的科学幻想者们，都视为“面壁者”[19]。他们的行为，堪称朝向科技的面壁观照，所面之壁，既是狭义的科技，亦是广义的人生，或是受科技改变的人类社会。
科幻的“面壁”，相当于在人与科技间搭建新型的映照关系，既照见作为人类创造物的科学技术，亦反观自视为创造者的人类主体。这样的精神现象，可体现为内在式心灵过程的冥想（沉思）、观想（反省）、设想（规划）、联想（扩展）、幻想（提升）和梦想（浸入）等，意味着回到精神支点，从人之内心重塑关于科技的存在，继而表述成文，发布传播，以期改变与科技密切相关的人类未来。也就是说，通过科学幻想，破除心中之壁，借助科技手段改造世间障碍——或免除灾难发生，或使现实升级。可见，在科学幻想的践行上，“面”是表象，“想”为内在，“破”才是根本——与科技保持距离的面壁是为了破，或曰透过、穿越。
然而吊诡的是，面壁幻想却源自从前，源自从古至今的身体修行，意指放下拿起，修炼既在世又离世的成就功夫——如若壁之未有、未见，其面和破又何以存焉？
沿此追问，科学幻想的功夫何在？它的成就又当何解？
可见，从人类学出发，研究科幻既要关注“科幻物”，辨析“科幻界”，同时也须考察科学幻想的目标、结构及过程，追问作为其对象和问题的“壁”之所在。
关于科幻目标，就迄今遍及全球的情景而言，可以说纷繁变异，多元不一。仅以华裔美国人刘宇昆（Ken Liu）为例，其个人的科幻目标萌生年久且持之以恒，也称得上虚实兼具，有屈有伸。对于这位具有多重身份——小说家兼文本译者以及法学学士、律师、程序员——的科幻作家而言，单就其近年推出的长篇系列小说“蒲公英王朝”（Dandelion Dynasty）来说，亦称得上前后推进，不断广延。刘宇昆解释说，他“最初的构想”——注意“构想”的提法，“仅仅是写一个‘发生在达拉大陆的奇幻故事，机械师扮演者巫师的角色，像诗人一样被称颂’”。然而到了后来，随着自身经历与新冠疫情等内外冲击，不仅导致原先构想出现“天差地别”，连作家本身也如“脱胎换骨”，换了一人。于是，作品“蒲公英王朝”成了刘宇昆的思维沙盒，围绕其进行的构思、行文则变成了针对人类社会及其多种意义的故事关系。刘宇昆想借用这种故事关系作思考，思考故事与体制之间的关联。
思考身为美国人的意义，思考身为流散海外的华裔群体中的一员的意义，思考宪政与民族神话，也思考科技作为一种诗歌时展现的力量。[20]
这样的表述包含了国家但超越了国界，指向由个体出发的人类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已被归为“科幻”大家并赢得世界科幻大奖，但刘宇昆宣称他所创作的类型并不限于此，还可称为“史幻”——“史诗幻想”（小说）。就新推出的“蒲公英王朝”而言，其中内容虽涉及秦汉故事，却“和中国历史毫无关系”，因为作者的目标是将古代中国挪用为西方根基，通过改写美国神话来反思人类文明，借助“丝绸朋克”的审美新意象，“与全世界交流互动”[21]。
哲学家陈嘉映指出，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实，二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22]。相比之下，作为看似仅存在和作用于精神层面的科幻，其对人类的影响是否也是如此，即不但影响了世人对世界的认识，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聚焦科学？
在美籍科幻代表人物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看来，以小说为标志的现代科幻诞生于19世纪之初，突出的代表是青年女作家玛丽及其杰作《弗兰肯斯坦》，体现的核心价值在于展示了“文学对科技发明的回应”[23]。阿西莫夫阐释说：
玛丽·雪莱是第一个在小说中应用了科学新发现的人,她还把这种新发现进一步发展到了一个合理的极限，正是这一点使得《弗兰肯斯坦》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24]
以玛丽的开创为起点，阿西莫夫认为自那以后，不仅是政治家、实业家，只要是深受科技影响的人类成员而言，“每个人都要有科学幻想式的思维方式”，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今社会的致命问题”。[25]由此，阿西莫夫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即“科幻小说涉及的是科学家在未来科学领域中的工作”[26]。
沿此思路，阿西莫夫之后被称为美国最杰出科幻作家的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将堪称“以想象促实证”的传统作了进一步发挥，强调幻想的实质“不是现实，而是真相”，并通过《黑暗的左手》等获奖作品作了影响广泛的诠释。[27]
与此对应，在地球的另一端，1957年，苏联科学家叶菲列莫夫从另一侧面明确提出，科学幻想指向未来时代，在那里：“科学应当深深渗透于所有的概念、行为和语言之中。”[28]
可见，在20世纪的冷战时期，无论美国还是苏联，科幻界的代表人物都表达了相似的判断，展现了对人类未来的共同认知和预言，即在人类物种的支配下，“我们的”星球正迈向发展和演化的新阶段——科学与技术统治的时代。以最近热议的“人类世”眼光来看，这样的演化，近乎于在把智人（Homo sapiens）变为“智神”（Homo deus），[29]把地球变成外星。[30]
2012年，著名科幻评论家加里·韦斯特法尔（Gary Westfahl）声称放弃对科幻加以界定的游戏，却对“黄金时代”的代表类型进行总结，将其中堪称“科幻世界观”的内容概括为一种信心、一个信念和一种信仰，即：
1.相信人类并不孤独，因为宇宙中还存在其他有智商的物种，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之相遇；
2.信奉人类技术将持续发展，蒸蒸日上，即便人性和社会并非如此；
3.坚信事情正在发生、将来还会延续，只是今天的大多数人不能或不愿识别，而这便让全体科幻读者获得优越之感，从而远胜于那些选择更凡俗消遣之辈。[31]
从本文的视点出发，韦斯特法尔的概述已接近了科学幻想的人类学面向。不过扩展来看，上述总结却显得单一乐观，会遮蔽“科幻世界观”迄今展现的另一维度——文学科幻对现实科技的揭露和批判，即用小说、电影、展览、网游等方式展现的科幻恶托邦、异托邦，如《黑镜》（Black Mirror）、《爱，死亡和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西部世界》（Westworld）、《北京折叠》等等。
五、科学何为？人类何在？
然而，什么是科学呢？时间更早一些，在文艺复兴晚期的维柯看来，“科学是追求原因的知识”。在这意义上，数学不是科学，物理学也不是；“数学够不上，因为它的各种对象都是虚构，物理学也够不上，因为我们各种试验的范围决不能包括全体自然界”[32]。所以他要改变，创立更符合人类之需、处理民政世界事务的“新科学”。为此，维柯以图文并置的方式，生动描绘叙述道：
玄学女神[33]
（右上角）登上天体中地球（即自然界）上面的、头角长着翅膀的那位夫人就是玄学女神。（左上角）中含有一只观察的眼睛的那个放光辉的三角，就是天神现出他的意旨的形状。通过这种形状，玄学女神以狂欢极乐的神情，观照那高出于自然界事务之上的天神。[34]
此处的“玄学女神”代表维柯，图文阐述的内容便可理解为“新科学”自白。由是，其所呈现的思想境界，是科学？哲学？还是科幻？
并且，根据维柯的划分，人类迄今的历史经历了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也就是说在突破神与半神的权威之后，世俗性的“人本主义”确立了自己的核心。此处的“人本主义”源自humanism，而根据其词源及实际所指，更确切的含义应为“人类主义”，强调人类中心，以人类为主义、为人类而主义。
由此推论，如果说维柯的思想史贡献开创了“人的科学”，其主要作用还不在于改写了在此之前以神为中心的历史哲学，而更在于为人的自我身份打通了新的可能，即由“上帝”之子、“英雄”臣民，演化为“科技的人”，也就是理性与逻辑相结合、世俗与功利相渗透的人类版本。在维柯阐述的“新科学”意义上，这一版本便是现代性及本届人类的价值原型。
出乎预料的是，在现代科技的助推下，世俗的人类开始蜕变，变成不但能改造自身、甚至要操控星球的物种，一如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所忧虑的那样，引领世界潮流数百年的“人类主义”也陷入困境，不得不面对“后人类主义”的挑战。[35]若以现实与预言相对应的眼光来观照，在这样的困境与挑战中，具有多重面相的“科学幻想”无疑扮演了关键角色。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科幻参与并加速了对“人类主义”的解构和重组。
并且，在此过程中，科幻如同生死并联的双刃剑，日益陷入自相矛盾的表述困境。一方面，它与科学技术一道，深入生命的微观层面，参与（描述、设想、赞颂）把人肢解为可拆卸、移植和再造的细胞、器官、机体乃至战胜人类的机器人，同时把地球和太阳系视为不应久留的客栈，力图弃而出走，将人类引向不可知的未来；另一方面，科幻又站在科技的对立面，对后者有可能导致的“恶托邦”提出警醒，予以果敢的揭露和否定。在这意义上，科学幻想就像已经现身的赛博格（cyborg），一半有机一半无机，方生方死，凤凰涅槃。
如果说科学幻想创造了与现实科技对应的另一个世界，在值得深入辨析的这一“科幻世界”中，需看见与科技相关的一切事像都在被重新形塑、折射，并且被预言和放大，甚至通过被投射至外星进行人类学式的“参与观察”，将科学技术折射为价值颠倒的“他者”镜像，以呈现主体多元的“后人类”未来——犹如《黑暗的左手》所刻画的那样。[36]若与世界各地的神话叙事相关联，此处所言的颠倒“镜像”，便是本文提出的“反面神话”，即用科技幻想的人类未来。
就这样，通过科学幻想的全球预言和传播，人们开始弃旧迎新，接受科技式的世界观、生死观及科技意识形态，日益感受并认可现在的世界，进入了如同回归的未来。在其中，人类不仅远离了神、英雄以及其他物种，甚至可能心甘情愿或无可选择地抛弃人自身，逐渐演化为玛丽笔下的“科学怪人”；与此同时，自古作为人类家园栖息地的地球空间也将被“超越”，从而使与人类主义相匹配的“地球主义”被否定，转向更为浩渺的“银河主义”，乃至更为虚无的“星际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玛丽·雪莱发表《弗兰肯斯坦》时特意添加的那个副标题——“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添加不仅使神话与科幻两种文类并置呼应，并通过这种并置，互文式地将“进化的人”连成了“换届的物种”。于是，若以此为基础，便不难见出对于迈入数智文明的人类而言，与外星入侵及太阳毁灭等意外威胁相伴随，现代科技似乎在取代普罗米修斯的神祇地位，逐步掌控“人造人”“人升天”等超能力，从而回到智人创生的神话原点，以升级方式实现人类“换届”。
再次回味被创制出来的“人造人”和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隐喻式对话。首先，“他”定位了彼此关系，说：“你是我的创造者（creator），我是你的主人（master）”，然后对这种奇异而不对称的关系及其后果做了总结：
我是你创造的，我应当是你的亚当；
但是我却成了堕落的天使。[37]
在我看来，《弗兰肯斯坦》的这段经典“台词”揭示了科学幻想的“元问题”，引出的连锁反思是：“你”是谁？“堕落”何解？“亚当”与“天使”又指的是什么？
至此，不妨再次连接哈桑对希腊之神普罗米修斯的发挥。在哈桑看来，普罗米修斯的特征在于“联结了宇宙与文化、神界与凡间、天与地、神话与现实”，与此同时——
普罗米修斯就是先知、泰坦逆子和骗子、赐予人类火种的人和人类文化的缔造者——普罗米修斯就是我们的表演者。[38]
六、结语
在笔者看来，上述彼此连接的阐述和问题，便是人类学考察科幻的主线所在。其中的脉络，已不仅止于国别叙事框架里从刘慈欣到鲁迅的单线勾画，[39]而将更为深广地延展至从《弗兰肯斯坦》到《珊瑚岛上的死光》及勒古恩的旅航者“界域”（planes）[40]的整体构成，以至于现实社会中从“硅基”索菲亚[41]到“赛博格”彼得[42]等为代表的后人类挑战了。
概言之，在延绵不绝的人类幻想叙事中，不仅闪烁着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火焰与后羿“射日”的亮光，亦出现了借科技而勃兴、以不同媒体展示的科学幻想。不但如此，遥望星空，在如今的天际深处还可见到继“阿波罗”登月之后，中国“祝融”号探测器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漫步行走。
于是，正是在与神话并置的结构中，我们把科幻视为科技时代的“反面神话”。“反面”的意思，既指相反的对立、对应，亦指相互的对举、对照。像彼此映射的镜子一样：你中有我，我中见你；里外相关，一体两面。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2022年8月贵阳孔学堂举办的四季辩论大会（第二期）“神话与科幻：通往过去和未来的人类叙事”上阐述，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和与会学者叶舒宪、陈跃红、吴岩及谭佳的现场回应与启发。
[1]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54页。
[2]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参见田松：《〈弗兰肯斯坦〉与科幻两百年》，《社会科学报》2018年11月8日。
[3] Max Planck, Physikalische Abhandlungen und Vorträge, vol. 3 (Braunschweig: Verlag Friedrich Vieweg & Sohn, 1958), 181，转引自栗河冰：《马克斯·普朗克的科学思想和哲学观》，《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年第6期。
[4] 参见吴岩、陈玲主编：《中国科幻发展年鉴：2021》，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87页。
[5] 参见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6期。
[6] 参见宋明炜：《〈三体〉之后，从科幻到文学——对当前科幻小说的一点反思》，《文汇报》2018年11月29日。
[7] 伊万·叶菲列莫夫：《科学与科幻》，阎美萍译，《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2期。
[8] 参见吴岩：《中国科幻的挣扎历程》，澎湃新闻网2016年8月2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8220；姜振宇：《科幻“软硬之分”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局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9] 吕新：《钱学森与科普作家汪志畅谈科学普及》，《化工之友》2001年第2期。
[10] 参见王元卓、陆源：《科幻电影中的科学·科学家奶爸的AI手绘》，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21年。
[11]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参见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 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13] 田松：《警惕科学家》，《读书》2014年第4期。
[14] 参见徐新建：《一己之见：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四十年和一百年》，《文学人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5] 参见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6] 徐新建：《解读“文化皮肤”：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文化遗产研究》2016年第2期。
[17] 参见徐新建：《神话文本：从天地创生到万物显灵》，李继凯、叶舒宪主编：《文化文本》（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38—47页。
[18] 《刘慈欣获奖致辞：那些没有太空航行的未来都是暗淡的》，大公网2018年11月19日，http://www.takungpao.com/culture/237147/2018/1109/201834.html。
[19] 参见刘慈欣：《三体2：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
[20] 金雪妮：《刘宇昆：我的核心和我的故事一样坚如磐石》，《小说界》2021年第3期。
[21] 金雪妮：《刘宇昆：我的核心和我的故事一样坚如磐石》，《小说界》2021年第3期。
[22] 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页。
[23]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页。
[24]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第181页。
[25]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第5—6页。
[26] 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涂明求等译，第8页。
[27] 参见厄休拉·勒古恩：《黑暗的左手》，陶雪蕾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
[28] 参见伊·安·叶弗列莫夫：《作者的话》，《仙女座星云》，复生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第1页。
[29] 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30] 徐新建：《人类世：地球史中的人类学》，《青海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31] 参见加里·韦斯特法尔：《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三重面相》，林一苹译，《科幻研究通讯》2022年第2期。译文有所调整。
[32] 费希：《英译者的引论》，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31页。
[33]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3页。
[34]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第4页。
[35] 伊哈布·哈桑：《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龙琪翰译，《文学人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36] 参见肖达娜：《科幻未来中的“后人类”主体之思——以〈黑暗的左手〉为例》，《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年第1期。
[37] 雪莱：《弗兰肯斯坦：汉英对照》，张剑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第149页。
[38] 伊哈布·哈桑：《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类主义文化？》，龙琪翰译，《文学人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39] 王德威：《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之二）——从鲁迅到刘慈欣》，《文艺报》2011年6月22日。
[40] “界域”（planes）源自电子游戏的“异度风景”（Planescape），后用于泛指多元宇宙之存在，汉语也译为“位面”“异界”。参见厄休拉·勒古恩：《变化的位面》，梁宇晗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
[41] “硅基”索菲亚指首位在沙特阿拉伯获得公民权的机器人，参见《地球公民迎来新“物种”——人类能否控制人工智能？》，中国新闻网2017年11月3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17/11-03/8367235.shtml。
[42] 首位人类赛博格指借助科技手段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患者、英国科学家彼得·斯科特-摩根（Peter Scott-Morgan，1958—2022年）。参见彼得·斯科特-摩根：《彼得2.0》，赵朝永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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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孔学堂》（中英双语）2022年第4期 转载来源：孔学堂杂志社 202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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