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钱德洪编次、罗洪先考订《阳明先生年谱》（毛汝麒本），（明）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删正的《阳明先生年谱》（天真书院本），经向辉、彭启彬点校，纳入北京市优秀古籍整理出版扶持项目，由北京燕山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近日，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暨贵州大学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获采薇阁书店王强先生特意赠书。
整理者说明
阳明先生年谱是阳明学的基本文献，在存世的古文献中，林林总总的阳明年谱有三十多种，其中以王文成公全书所附録的版本（见原书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流行最广，影响最大。据全书本年谱附録记载，阳明逝世不久，门人薛侃首倡年谱编辑事宜，参与者有邹守益、钱德洪、欧阳德、王畿等人。按照最初计划，各人分年分地，收集遗言遗事，编集草稿，由邹守益总裁删订。编年谱并非易事，自倡议之后过了二十多年，阳明先生文録、传习续録等相继问世，而年谱始终未能成稿。眼看同门零落殆尽，邹守益与钱德洪等人改变来的编辑方案，由钱德洪一力完成书稿。
钱德洪（1497-1574），本名钱宽，字德洪，因避先世讳，以字行浙江馀姚人。钱德洪与阳明同乡，正德十六年，阳明便道归馀姚扫墓，钱德洪率其姪大经、应扬等人，因阳明之姪王正心通贽请见，遂师事阳明。嘉靖初年，阳明“在越七年”，钱德洪“自归省外，无日不侍左右”。阳明去世以后，钱德洪先后编订了阳明先生诗録、阳明先生文録、文録续编、传习续録等文献，丰富的文献编纂经验使他成爲编订年谱稿的最佳人选。在最初的编辑分工中，钱德洪只负责阳明始生至讁龙场一段。嘉靖二十九年，钱德洪在溧阳（今属常州）嘉义书院完成草稿。嘉靖四十一年上半年，在邹守益的催促之下，年谱稿初步告竣。同年底，钱德洪携年谱稿访邹守益，行至南昌（邹爲江西安福人），得知邹已于十一月十日逝世。钱德洪与同门胡松前往吊唁，便道访问罗洪先，并相约共同考订年谱。
江右王门是阳明学的重要支流，黄宗羲说“姚江之学，惟江右爲得其传”。在江西众多阳明学者中，“私淑而有得者”，以罗洪先爲最。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念庵，江西吉水人。正德十二年，阳明巡抚南赣，罗洪先有志及门问业，因父母爱护不让出门，故终身止称后学。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底，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罗洪先等人大会于吉安青原山，会上论及年谱，曾以“丁丑以后五年”，即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阳明巡抚南赣至平定宁王辰豪叛乱事，嘱罗洪先编次考订。或谓罗洪先虽未完成此段年谱的草稿，但已经收集了大量年谱资料。
嘉靖四十一年底，与罗洪先分别之后，钱德洪取道省城，准备在南昌完成年谱的编辑工作。但省城同志太多，迎来送往，很多应酬，因避往上饶怀玉书院。四十二年初，年谱草稿略就，即写寄罗洪先删改校正。罗洪先得稿后，“手自批校，三四易稿”，对原稿中叙事性的修辞大加删改，又增録了若干引文以及传闻。四十二年下半年，钱德洪回到杭州天真书院，又与陈大宾、黄国卿等人对年谱稿进行校正，并定稿爲七卷本刊印行世。大约同时，罗洪先删订三卷本，由胡松、陆稳、毛汝麒等人刊于江西赣州。天真本、赣州本刊刻时，都有急就之意。天真本在刊刻期间，校正者之一黄国卿逝世；赣州本资助人胡松因调任即将离开江西，要求刻期入梓，故两本删改失当、疏于雠校者皆有之。当时钱、罗二人皆老迈，校订工作千头万绪，或有弟子辈代斫者。
天真本、赣州本同出一源，即钱德洪在嘉靖四十二年以前完成的年谱稿。最终刊行的版本出入颇大，主要原因与主事者有关。今存钱德洪、罗洪先论年谱书信十馀通（见凤凰出版社罗洪先集卷六以及中华书局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六），显示二人在修辞原则以及传闻异辞等方面皆有分歧。其中头绪较多，以下仅述其大略。
年谱定稿时，阳明去世已三十多年，而阳明学正蓬勃发展。江西青原山、怀玉书院、杭州天真书院等地，每一大会，与会学者多达数百人。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阳明的形象在后学心中变得愈发高大。受此影响，钱德洪谱稿中略有“铺序”“文饰”（罗洪先语）之处，如正德十四年擒获辰豪条，在引龙光述行间事之后，钱德洪“怃然自叹曰：（中略）此圣学之全功，三王之遗智也云云”。又正德十五年“正月居赣”条，钱德洪述阳明处权竖事，按语：“（前略）及与忠等酬对，守正而不屈，旁行而不流，出入变化，妙应无迹，而奸党终不敢逞，身亦免难。三代以下，证圣学之全功，徵矣哉云云”。
类似的修辞，罗洪先皆以爲大可不必。他认爲，阳明功业昭著，后人自有题评，而其学术则“待人自入”。他举陆九渊后学所撰象山年谱爲例，谓“每见友人于门生推尊处，辄有厌心”；又引唐顺之语，说“后人眼毒，瞒得谁过？”故他主导刊刻的赣州本“微涉扬诩，不敢存一字”。
天真本有部分辩证学术的修辞，也爲罗洪先所不取。如正德四年，阳明始论“知行合一”。钱德洪总结阳明的意思，说“先生以晦庵分知行爲进学之次第，先之以格致而于知无不明，然后实之以诚正而于行无所缪。是使学者影响测忆以求知，而不知性体有自然之明觉也；拘执固滞以爲行，而不知性体有自然之感应也”。又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学，钱德洪说：“先生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録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云云”。
以上两条，都包含了对朱子的批评。尤其是第一条，截取阳明语録，但意思有变。所谓“先之以格致”、“然后实之以诚正云云”，语出阳明答徐成之书，而阳明在原书中明确说：“世之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中略）此乃后世学者之弊，而当时晦庵之自爲，则亦岂至是乎？”是天真本本欲推尊阳明而反失阳明之意。罗洪先删此二条，于第一条代以徐爱録知行答问语（后徐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云云），于第二条则删存大学古本序，皆较天真本爲平实。
此外，罗洪先认爲谱稿中列举门人姓字“太滥”，有“不必强入”者。他尤其致疑于舒芬称门生一事，他举舒芬书信以及赠诗爲证，以爲舒芬称门生，乃僚属之常称，非必服膺阳明之学也。钱德洪于此略有辩论。今检天真本正德十五年九月述舒芬称弟子条，共百馀字，赣州本无，可见钱德洪最终没有接受罗洪先的意见。与此相似，则有聂豹称门人事。天真本于嘉靖五年，大字特书“八月，答门人聂豹书”，以下引阳明书信。据年谱记载，聂豹称门人在阳明殁后，是“门人”二字不免夸饰。赣州本于此仅作“八月。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来见先生。别后致书云云”。
罗洪先在通信中还指出了年谱稿中的某些可疑之处。如正德十五年，天真本记阳明“正月，居赣”，“九月，还南昌”。罗洪先以爲此“非巡抚所宜”，乃考开先寺刻石以及阳明诗文，订作“正月赴召”，“二月，如九江，还南昌”，“六月如赣”，“九月”，又“还南昌”。从天真本来看，罗洪先的意见没有被尽数採纳，此或钱德洪自有定见，故不爲所移；又或天真本定稿之时，事经众手，非钱氏一人所能定。
阳明一生的思想经历了多次转变，年谱对于某些关键环节以及重要论述皆有提示。罗洪先在通信中说，“于目中诸书揭标，令人触目，亦是提醒人处，入梓日以白黑地别之。”他特别指出：“如举良知之说，皆可揭标于目中。”今检二本，标注大体一致，然亦不完全相同。如弘治二年下标“是年，先生有志圣学”；又十年下标“是年，先生学兵法”；十一年下标“是年，先生闻养生之术”，凡此数条，二本大体相同。其不同之处，如嘉靖三年下，天真本标“舒柏有敬畏累洒落之问、刘候有入山养静之问”、“论圣贤之学无妨于举业”，又于四年下标“答顾东桥璘书”，此数条，赣州本皆无标注。在标注形式上，天真本于各要目皆黑底白字，颇爲醒目，而赣州本仅在诸字之外加一綫框。
天真本、赣州本文字上的出入，包括大量修辞细节上的差异，两本异文多达上千条。大体而言，赣州本修辞较爲简练。赣州本辑録遗言遗事三十馀条，其中有很多珍贵的记録。如弘治十四年阳明就道者蔡蓬头问仙术、于地藏洞访异人；正德十二年十月，阳明与谢志珊问答语；正德十三年九月，脩濂溪书院，“设酒食以劳诸生”等事，皆仅见于赣州本。对这些遗言遗事的收集整理，是罗洪先对阳明学的重要贡献。
阳明生平功业多在江西，江西地区有很多关于阳明的传闻。天真本、赣州本年谱中有明显“所传闻异辞”的例子。如正德十三年正月，阳明诱擒池大鬓事，天真本节略浰头捷音疏叙其始末，与赣州出入较大。赣州本在叙述该事之后，说“绐仲容事，难显言，故上捷之辞稍异”。罗洪先在通信中说及此事，认爲“行事与告君，各有体段，尽从奏议，翻作诳矣”。又说“先生事业，莫微妙于破三浰，莫危于擒辰豪，故委曲描写，以动人之思”。赣州本叙破三浰事比较生动，后来被冯梦龙採入讲史小说皇明大儒阳明先生靖乱録。又叙擒辰豪始末，赣州本据龙光之言与罗洪先所亲闻者，增补有关记録数十条。凡此种种，“所传闻异辞”，虽未必尽爲可信，但出当事者口述，亦有特殊的价值。
天真本、赣州本以及全书有密切的源流关系。如记阳明始生事，天真本作：皇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九月三十日丁亥。太夫人郑娠弥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授岑，岑惊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乡人传其梦，指所生楼曰瑞云楼。
赣州本作：明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鼓吹送儿，惊寤，已闻啼声。祖竹轩翁异之，以云名。乡人指所生楼曰瑞云。
全书本作：宪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是爲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郑娠十四月，祖母岑梦神人衣绯玉云中皷吹，送儿授岑，岑惊寤，已闻啼声。祖竹轩公异之，即以云名，乡人传其梦，指所生楼曰瑞云楼。
虽然不能确定天真本与嘉靖四十二以前的草稿有多大的出入，但就此两条而言，可以断定赣州本乃据天真本底稿删订而成。如删句首“皇”字，又删“丁亥”二字（因其与纲中“丁亥”二字重複），又删“弥”字（删字之后意思不变），删“授岑岑”、“即”、“传其梦”、“楼”等字，增“是爲”二字，又改“公”爲“翁”。全书本删“丁亥”二字，删“弥”字，增“是爲”二字，皆同赣州本（赣州本删字的理由较爲充足），其他则同天真本（或取其文义缜密，叙述饱满）。全书本又删句首“明”字，可见当时虽然汲二本之长，但辞尚简要，仍是基本原则。
全书本年谱后于天真本、赣州本，虽有删订，仍难免沿袭之累。如正德六年十月，湛甘泉奉使安南，阳明作“别湛甘泉序”，文中有“吾与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数语。年谱引此数句，天真本与原文同，赣州本大概觉得句末“者”字在语法上较爲奇特，因而改“友”爲“有”，整句成爲古汉语中“有......者”这样常见的句式。全书本与赣州本同，虽无大误，但不是严格的引文原则。同篇引文全书本有误字，如“顾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全书本“翼”讹作“冀”；又篇末“习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全书本“益”讹作“抑”。通行本中此二例多未能改正，而赣州本、天真本皆不误，可据以校正。
全书本有删改之后影响文义的例子。如正德十二年九月，阳明提督南赣军务。天真本作：“九月，提督南、赣、汀、漳军务。虔镇旧止以巡抚莅之，至周南曾请旗牌，随缴还。至是先生复以请，遂有提督之命，是后因之不复更。其请旗牌疏曰云云。”
赣州本作：“九月，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赣旧以巡抚莅之，至周公南尝请旗牌，事毕缴还，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请，遂有提督之命，后不复更，乃上疏换勅谢恩。勅谕有曰云云。”
全书本作：“九月，改授提督南、赣、汀、漳等处军务，给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赣旧止以巡抚莅之，至都御史周南曾请旗牌，事毕缴还，不爲定制。至是先生疏请，遂有提督之命，后不复更。疏以我国家有罚典云云。”
三本之间因袭之迹颇爲明显。天真本“曾请旗牌”四字，赣州本“曾”作“尝”，这是训诂式的改读，意思不变。但全书本自郭朝宾本以下至四库本，“曾”皆讹作“会”。文中“后不复更”，是说前此南赣止有巡抚，而自阳明疏请之后，南赣巡抚始兼提督军务事。此在天真本、赣州本皆无可疑，而全书本删改之后，意思不如原本明确。今通行本整理本，“更”字多读属下句，既失原文之意，于史实亦误。“会”字之讹，通行本亦多未改正。
同样的例子又见正德十四年拔南昌条下。天真本“众议以爲安庆被围势急，宜引兵赴之”，赣州本删“以爲”二字，又改“势”爲“甚”，改“赴”爲“捄”，全书本斟酌于二本之间，改作“众以安庆被围急，宜引兵赴之”。文句更加简练，源流既明之后，句读毫无歧义。但从民国到现在的整理本，多以“急”字读属下句。全谱中这样的例子很多，若非用三本详爲比勘，若干疑似之处亦不易辨析。
天真本、赣州本年谱是阳明先生年谱的最早版本，其中保留了阳明生平学术的若干细节，也保留了阳明学人对于师说的不同见解，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和史料价值。隆庆六年彙编全书之时，吕光新、吕光旬负责年谱的删订工作。删订之后的版本虽较原本整饬，但也因袭了二本的不足之处。时至今日，若考镜源流，校正讹缪，天真本、赣州本缺一不可。在当代的阳明学研究中，因爲天真本极爲罕见，而赣州本有影印本便于获取，常常被误认爲是全书本年谱的唯一来源，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这也是天真本、赣州本年谱亟待整理的原因之一。
从天真本、赣州本到全书本，阳明年谱呈现出清晰的源流特徵。鉴于各书有助于廓清当代阳明文献研究中某些错误的认识，编者等人将天真本、赣州本合并整理爲阳明先生年谱两种。本书所据天真本爲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藏书，这是目前所见到的该书唯一的存世版本。本书所用的赣州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整理过程中，我们遵照通行的古籍整理原则，对部分异体字作了统一处理。对于原文的疑似之处，则用三本相互校正。本书所据全书爲隆庆六年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年谱见原书卷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共三卷。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年谱中叙述事实多以阳明的奏疏、书信等原始文献爲依据，从原始文献到天真本以及赣州本，其中有很多删改的痕迹，年谱中的引文与全书的原文也多有出入。这些因爲删改造成的异文，以及引文中的异文，有些地方是有意的节略和改订，但也有脱漏导致文义不足，甚至删改失当的例子，两者的界限也不能十分确定。这给整理工作增加了一些困难。
本书以底本爲主，只在底本明显有误（当然也免不了编者的主观判断）的情况下，才根据其他文献进行校正。对于底本中删改失当以及脱漏导致文义不足之处，本书仅出校存异而并不补字。阳明年谱中有一些不确实，甚至错误的记録，自清代以来，学者多有考辨。本书仅限于文献整理的范围，不涉及具体史实的考证工作。本书的整理历时甚久，在工作前期，罗博伟、贾晓波先生承担部分録入以及复核工作。全书由向辉、彭启彬审閲定稿。今刊行在即，略述本末，敬希读者不吝教正。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编者识
图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采薇阁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