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哲学系校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杨通进教授所著《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修订版）由贵州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发行，纳入《百年贵大文化建设丛书》“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并由“百年贵大文化传承工程项目资助”。“第六届湖广中哲论坛——中国哲学的传统及其现代化”2023年5月12-14日在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哲学院召开之际，中国文化书院获作者特意赠书。
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李建军、校长宋宝安任《百年贵大文化建设丛书》暨“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编委会主任。李建军在“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序中写道：
“溪山如黛，常沐春风，学府起黔中。”1902年，贵州大学堂崛起于黔中，历经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等时期，1950年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贵州大学校名。2005年，贵州大学成为国家“211工程”大学。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018年，荣列教育部、贵州省人民政府“部省合建”高校。2022年，再度入选国家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校。贵州大学学科门类齐全，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等12个门类。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说：“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古人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在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将贵大学人的学术精品以及珍贵的校史资料、档案进行研究整理并予以出版，有利于百年贵大的文化传承，有利于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力，有利于增强校友对母校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因此，学校特别策划出版了“百年贵大文化建设丛书”，“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即为其中之一种。
“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选取贵州大学两个“甲子”120年来贵大学人在各学科领域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学术著作整理出版，如《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学》《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等。……“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所选学术精品著作，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艺术学及理、工、农等众多学科，限于篇幅，恕不能在此一一列举。本丛书一方面梳理、归集了贵州大学建校以来的丰硕学术成果，以明晰学术传承脉络，继传统，启后学；一方面以回顾历史为契机，将当前活跃在国内外学界的贵大人的精品学术成果纳入丛书之中，激励大家沉潜学术，关照现实，投身新时代，为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学校学科振兴建设贡献力量。
明德至善，博学笃行，文脉永赓续。“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的整理出版，不仅有利于传承贵大百余年的文脉、彰显贵大文化自信，更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百年贵大，时逢盛世中华，贵大人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薪火相传，一路凯歌行进，未来必将无限广大。
本书“出版前言”显示：环境危机是现代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所以环境伦理的应运而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环境伦理学会会长杨通进教授的《环境伦理：全球话语 中国视野》从反思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当代人（特别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伦理原则入手，对人类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和鞭辟入里的论证。杨通进指出：“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就在于，它在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的同时，试图扩展伦理学的视野，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环境伦理学就包含了种际伦理、代际伦理和代内伦理的宽广的伦理框架。
杨通进教授提出了“超越与整合——走向一种开放的环境伦理学”的观点，探讨了从儒家道德境界论视角整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性及途径，还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动物保护思想，这些都体现了极为鲜明的中国视野，而这恰好就是在西方环境伦理学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为讨论焦点之外的第三种声音，即超越与整合。杨通进教授对此解释说：“面对这些争论，我倾向于从一个包容的角度看待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有其各自的长处，比如说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些基本诉求，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化为政策、法律，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共识，在短期内比较容易付诸实践；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容易被民间环保组织接受，而且他们强调最终要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这是比较符合发展方向的一点。所以，我主张整合两者的长处，同时避免各自的一些缺点。因此，我也提出了‘四种境界’的说法：人类中心境界、动物福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的优势和合理性可以分别在这四个不同的境界中得到体现和说明。人类中心境界是环境保护的最基本的、可以普遍化的境界，必须要用法律来强制性地加以推行。动物权利境界、生物平等境界和生态整体境界则是环境保护的高级美德。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综合起来，可能在实践层面上就可以先做一些容易的事。因为改变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来实现。这样我们不用陷于太多的争论，而是把精力放在可以达成共识、可以付诸实践的方面，这样对解决环境问题比较有利一些。”
环境伦理学一方面不得不直面因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困难，一方面又要解决学科内部基于不同立场所产生的诸多争议。杨通进教授的超越与整合的观点，对环境伦理学面对的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有所兼顾，具有理论的独创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本书于2007年由重庆出版社首次出版发行，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赞誉。适逢贵州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我们将此书收入“百年贵大学术精品文库”再版，以飨读者。
杨通进教授在本书“序”中写道：今天，环境危机已不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问题。对于威胁人类的生存和文明之延续的全球环境危机，我们当然需要在技术、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认识到，要彻底解决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就必须要同时调整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通过观念和价值的创新来推动和引导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创新。技术和制度层面的药方，不能医治观念和价值层面的疾病。
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制度的约束主要表现为，在制度层面的措施必须要获得人们价值观的认可，才能被人们自觉地接受。不能获得伦理辩护的措施，很难被人们主动地实施、贯彻或遵守，即使被勉强实施，也会因监督成本太大（因为人们不会自觉而主动地配合）而难以持续。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法律和措施之所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的价值观没有转变到位。人们还缺少足够的伦理动机来坚决贯彻和实施相关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也缺乏足够的道德动力来主动遵守相关的环保法律。由于未能获得人们普遍一致的配合，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努力最终都以流产告终。已出台的许多政策和法律措施，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在实施过程中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最终的结果便是，人类在保护全球环境方面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如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水资源短缺，等等）。所以认为制度层面的变革足以解决并预防环境问题的观点，只会把真正重要的问题掩盖起来，使得人们的注意力离开真正的核心问题，从而延误对环境问题的根本治理。
从观念层面寻求根治环境危机的药方，就是要反思、批判并抛弃那些导致并加剧现代环境危机的过时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寻求并建构有助于解决并预防环境危机的全新伦理观念，调整人类的价值取向，校正工业文明的发展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要唤醒人们的良知，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伦理资源，充分发挥人们潜在的道德能力。正如罗马俱乐部总裁贝怡所说：“人类的这种被遗忘的、但可以利用的潜在能力，是非常丰富的，非常有希望的；如果它受到启发和开发，恐怕——不，确实——会充分地补救所有人的弱点和局限。人类的这种潜在能力，可以成为关键时刻的一张王牌，帮助我们扭转局面。”因此，当人类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达到了制度层面的极限时，就应当适时地把观念层面的变革和创新纳入议事日程，通过观念的创新来打破制度变革的僵局和困境。
环境伦理是环境保护运动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动力。人类要想彻底解决全球层面的环境危机，就不仅要在全球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而且要在观念层面实现必要的变革和创新，把能够获得理性认可的普遍价值作为制定全球环保政策的伦理依据。
杨通进，贵州剑河人，198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一级学科负责人，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系、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访问学者。中国伦理学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主任、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环境哲学”分会主席，英文杂志Journal of Environgmental Ethics编委。出版《走向深层的环保》等专著3部，合著2部，译著9部，在国内外发表英文文章近百篇。
文：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图：张洪 章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