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最善之本”
读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中华书局版）札记
王进 贵州师范大学
《史通笺注》
中华书局
2022年9月
张振珮先生《史通笺注》初版于198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十七年过去，应学术界多年好评及阅读利用之急需，在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历史研究的春风中转由古籍出版重镇中华书局再版，诚为史学之盛事。本次再版，重新复核了底本及全稿引文等，又根据今日读者之需要，增补注释279条51000余字。后出转精，踵事增华，锦上添花，诚为阅读《史通》“最善之本”。
“最要之书”配以“最善之本”
张之洞强调“精校精注本”对于读书的重要性。这一重要性在作为《书目答问》姊妹篇的《輶轩语》中谈及“善本”时又得以进一步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尾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 [ 佳 ]。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曰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曰旧本〔一旧刻，一旧抄〕。
在张之洞看来，“精本”当是“善本”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精本又由“精校”和“精注”两者所构成，没有由“精校精注”所构成的“精本”，不可谓之“善本”。由此可知精校精注本之重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谈及“善本”的重要性时，是作为《通论读书》首要之点——“读书宜求善本”——而论。明白此点，我们更可明白精校精注本之重要。
中华书局基于深厚的文化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追慕前贤、服务当代，斥巨资出版“中华国学文库”，实乃学人之福气、文化之盛举、国家之幸事。“文库”所选之书籍均为吾国学术文化之传世经典，堪称“最要之书”。而“最要之书”版本既多，注本也繁，则又面临选择之问题，故文库又精选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最要之书”配之以“最善之本”，相得益彰，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不惟出版之佳话，也乃文化之盛事，更为学人之幸事矣。
贵州大学前辈学者张振珮先生之《史通笺注》入选《文库》，斯也可谓“最要之书”配之以“最善之本”。
完备美善的《史通笺注》
《史通》对唐初以前史学，以及史学体例，首次作全面广泛的讨论和总结，以其时代之早，论说之系统，内容之丰富，观点之新颖，堪称世界首部，乃是普通人了解华夏史学的重要基本典籍。
张之洞《书目答问》将“史评”分为“史法”和“史事”两类，其中首举“史法”，列举的第一部书就是蒲起龙《史通通释》。由此可知在南皮心目中《史通》之重要。
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惜墨如金，采纳极严，但在刘知幾去世之年，却罕见地做了记录：“安州别驾刘子玄卒。子玄即知几也，避上嫌名，以字行。”对此，胡三省解释说是因为“重史臣也”。进而言之“例犹褚无量”。但值得注意的是，《通鉴》对褚无量的记载只是短短一句：“（开元八年庚申，公元720 年）春，正月，丙辰，左散骑常侍褚无量卒。辛酉，命右散骑常侍元行冲整比群书。”在胡三省看来，之所以记载褚无量的去世，是因为“书褚无量卒以整比群书未竟，改命元行冲，故书以始事”。与之不同的是，《通鉴》对刘知幾的去世除了记载卒年外，还做了进一步的记录。
梁启超先生对刘知幾及其《史通》推崇备至，认为：“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刘知幾，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如此重要之历史典籍，当然需要精校精注之本以相辅助。张振珮先生之本，诚可谓足以当之。是书于 1985 年出版后，即获诸多前贤老师之肯定赞誉。
《史通笺注》出版之明年，前辈老学者傅振伦先生即在《书品》撰文总结评论 1985 年年度出版的史学著作。傅先生共举五种，《史通笺注》即为其一。傅先生赞誉该书“资料丰富，注释详明。《史通》研究的资料尽在此矣，可谓集前人之大成了。”后又誉之“嘉惠士林，不愧名著，可与前贤比美，真不愧刘知幾史学之功臣”。
程千帆先生自己即有《史通笺记》行世，也赞誉《史通笺注》“大作美富，搜采既富，断制亦严，讽诵折服”。同样撰有《史通评议》，于史书义例阐发最详的张舜徽先生，也盛赞《史通笺注》“取材广博，考证精详，嘉惠来学，至无穷尽。”
傅振伦、程千帆、张舜徽三位先生可谓与张振佩先生为治《史通》之同道，而毫不吝惜赞美之情，不独见老师宿儒之宽广胸怀，也可见该书之完备美善。
古籍整理的“范本”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之精要。张振珮先生及其哲嗣贵州大学张师新民教授对目录学及其要籍《书目答问》具有精深的研究。来新夏先生晚年编撰《书目答问汇补》，取舍极严，在所采用之校本（语）共十七家中，即将振珮先生、新民教授父子“作为一家言”。张振珮先生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挥体现在《史通笺注》之“前言”与“解题”之中，从而得使凡俗之“解题”别开生面、领袖群伦。
《史通》分内外两篇。其中上篇十卷三十六篇；下篇十卷十三篇。全篇前有《史通序录》一文。《史通笺注》在书前撰有“前言”，每篇前则冠以“解题”，对之切当留心而不可忽视。
《史通》从唐“开元十年十一月……始行于世”，“至南宋时始有刻本，博学如朱熹固然仿温公《通鉴》，于《通鉴纲目》具书子玄卒年，以示重史臣之意，却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提及《史通》一书，后人遂认为其‘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史通序》）”。“现在可以见到的《史通》最早版本乃蜀刻本，海内鲜见，幸后仍有传本，为陆深刻本所据……其次即明嘉靖十四年（1535）陆深刻本。”简而言之，《史通》距今已有一千余年，中间——尤其是明代以后，有着大量的研究著述。《史通笺注》关注到这一点，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精神在“前言”和“解题”中做了适当的回顾说明，从而使“解题”不囿于眼前文本大意的提炼概括，而也是漫长学术史的凝练浓缩。由此，“前言”与“解题”就突破了通常意义和作用，而发挥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当然，囿于体裁，未能充分详尽地发挥，诚为憾事。不过，假如有心的读者将之进行系统的收集、归纳、整理研究，也可初步了解张振珮先生之史学思想。
注释之广博与精微。我们评论一部古籍的注释，不仅要考察其是否准确，而且也要看是否广博。在此方面，《史通笺注》可称范本。张振珮先生盛赞“刘知幾精研史传，博览群书。就我们今天所能察知的《史通》引文看，他不仅精研了所有的纪传、编年诸史，而儒家经传及其笺注、诸子百家之书、辞赋诗人之文，甚至旁及小录，也莫不毕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话也可适用于张振珮先生的注释。在此方面，张舜徽先生盛赞《史通笺注》“取材广博，考证精详，嘉惠来学，至无穷尽”，可谓的评。
在笔者看来，《史通笺注》不仅完全做到，而且还进一步做到了细致精微，也即对文字背后精微含义的领会，此点多为注家所忽视。
如在《史通序录》中有一句“不遑启处”。该句源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四牡》。可能对一般注家而言，也就是仅仅注明这一出处而已。但是《史通笺注》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解释：“古人席地而坐，起必先长跪。意谓身任史职而史事无成，使自己坐立不安，说明私著《史通》之动机。”联系刘知幾的生平及《序录》全文来看，不得不说，振珮先生的解释令人拍案叫绝。
史家之美德与“按语”之精审。在古籍整理中，有“集注”、“集解”等汇聚、反映前人成果等方式。此种方式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于方寸之地鸟瞰学术之变迁，纵观学术之脉络，善莫大焉。振珮先生在注释中，尊重前贤之努力成果，不贪功、不掠美，凡是前人已有的注释，均予以高度尊重，实事求是地进行引用。通观全书可知，如果振珮先生对前人的注释没有增加，没有异议，则全部采用。如有增加或者不同意见，则以“按”的形式进行补充。正是在“按语”中，彰显了《史通笺注》的优异之处。
兹仅以《鉴识》中“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见诋”一句为例申言之。振珮先生将此句压缩为“五霸见诋”进行注释。对此一句，清人蒲起龙《史通通释》和近人杨明照《史通通释补》均有注释，张振珮先生实事求是地将之一一列举出来。但客观而论，无论是《史通通释》，还是《史通通释释补》，一是文献来源已然遥远，二是从引文与原文关系来说，亦然有所隔膜，不能直接而准确地解释刘知幾原文。《史通笺注》所做补充则完全避免了两书的过失与不足，从而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原文。
才、学、识、德兼备的注本。刘知幾在回答礼部尚书郑惟忠之问——“自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时回答说：“史有三才：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者少。”“史有三才”之说自此广为人知，也成为刘知幾史学最为著名的观点。此说影响深远，清代章学诚又补之以“史德”。从此，“史家四长”之说就几乎成为定论，广为学界所认可。
如何分别界定这三者之含义及其相互之关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讨论的大问题。对此，《史通笺注》分别在相关篇章，尤其是在《鉴识》和《核才》两篇的“解题”和注释中作了初步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作出了重要指示和引导。由此一来，《史通笺注》就不再只是为《史通》研究提供完备文本的“善本”，而是也成了《史通》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史通笺注》集校、注、笺、评为一篇，校勘甚精，注释甚详，笺解甚当，评骘甚允，不惟《史通》之“善本”，也足为古籍整理之“范本”。张振珮先生不仅是“刘知幾史学之功臣”，也诚为传统史学研究之功臣。可以说，《史通笺注》不仅是阅读、研究《史通》的“最善之本”，同时也是进入史学研究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读物。
来源：《藏书报》 2023年6月5日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