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那些转进三千里，不做亡国奴的五湖四海“下江人”与石城安顺人因“国难”结缘。于是在贵州文化老人戴明贤的童年里，有了演《雷雨》《日出》的青年，唱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的学童。在戴先生笔下，尽管他当时还没出过贵州，但其乡愁已然回响起江南小曲，也化作苏州园林的烟雨迷蒙。

    小故事背后，是近十所高校、百余位学术名家带着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进入贵州的大时代。彼时的贵州，如是成为了一个文化涌动的中心。这正是贵州文化因迁徙和交融而被塑造成型的缩影，一如贵州建省之初，划时代的数十万“调北填南”军屯洪流，深远影响了贵州的文化面貌。

贵阳甲秀楼，为求贵州“科甲挺秀“而建，

建成四百余年来，见证了贵州波澜壮阔的人文发展。

19世纪20年代的甲秀楼（西面）老照片供图/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

今日甲秀楼（东面）景观摄影/张晋铭

    贵州，是个移民大省。回望历史，两汉时期的巴蜀“豪民”、唐宋以来的大型家族、明代的军屯将士、明末清初湖广移民填黔北（时属四川）、清代“改土归流”后由周边各地入黔的商民、抗战时期的人潮、解放战争的南下大军、三线建设时的奋斗者……八方移民，在贵州化他乡作故乡，多次推进、改变了贵州的人文发展。

    时钟往前回拨1600余年，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古代南方四大族群迁徙至贵州，在千年时光里此消彼长，散落群山，因地制宜，加之贵州本身系由周边四省各划一块组成，四省人文皆在此有积淀、坚守和融合，沉凝出诸多文化宝藏。 

    贵州多彩文化面貌的基底，正是近两千年来汇聚在此的古今天下人！

如果你随机找1000个贵州人，

他/她们都是什么人？

设计/九阳

千山之中，

贵州人的文化宝藏有多精彩？

    作为大山的子民，贵州人入山则安居适意，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生活样态。曾经的社会制度，凝聚贵州人的族群认同与多元一体；语言文字与史诗传说，在日常生活里铭刻华夏的悠远，也记录贵州人的过往来路；而百态傩戏，颇能代表贵州文化的千般风姿。如此种种非实体的精神文化，正是贵州大地“千人千面”的文化面貌。

千姿百态贵州人及其多元民俗。

摄影/卢现艺

一山一个“小社会”

多元一体是贵州

    贵州92.5%的面积为山地丘陵。古代长期“土流并治”的历史格局，兼之山高谷深、密林广布的多元地貌，让贵州广袤山川上的世居民族，在历史上呈现出诸多独特的社会制度、组织形态乃至生活方式。

    若你翻开一本贵州制度文化史，仿若进入了一条光阴变幻的时光隧道。时至清代，在同一时期，黔西北高原上有且耕且牧的彝族大型聚落形成“合乎周礼”，近似分封制的“家支”制度；黔东南的山间河谷坡地间，苗族“鼓社”、侗族“侗款”等中型聚落处处丛生；而在黔南的深山密林之中，白裤瑶的小型聚落 “油锅”（汉译“用同一口锅吃饭者”），又带有原始社会时期的上古遗风。

《百苗图》是历史上反映西南世居民族生活的珍贵图志

在苗族之外，也刻画了贵州其他世居民族的衣着与生活习俗。

制图/九阳

    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制度文化大都不复存在。但贵州大山之中一村一寨的族群认同却依然保留。譬如，如果你去某个村寨里游玩，可能就会发现一整个寨子的人都“云归不知处”，留守的人会告诉你，隔壁寨子有喜事，大家都去喝酒、跳舞、唱歌了。这种平等和悦，团结融洽的生活状态，实为世所罕见。

    此外，一些制度文化的遗存，还承载起了古奥的文化源流，也支撑了贵州千村百节的文化特色。譬如，明代军屯卫所制度瓦解后，以安顺为中心的诸多汉族军屯后裔，仍然坚守明初汉族的文化习俗，形成一个特殊的汉族共同体“屯堡人”。侗族在鼓楼坪上的隆重节日“萨玛节”，正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风俗遗留。

图1-2: 榕江萨玛节上，会举办隆重的“祭萨”仪式，

称颂先辈令村寨兴旺发达的美德。

摄影/黄震

    苗族最重要的节日，十二年举办一次，每次持续三年的鼓藏节（也作牯藏节，下同），正是团结村寨组织“鼓社”聚会的仪式。过去有权兴鼓祭祖的人，演变为苗族家族的首领之一。以血统宗族形成的大家族，维持着苗族的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在家族的基础上建立了村寨，原本由家族掌握的祭祀、生产、婚姻等功能，也就转向了村寨组织“鼓社”，鼓藏节由此诞生。

 牛与苗族同胞关系密切，在鼓藏节上有重要地位。

摄影/王济文

    多元的制度文化与社会形态，凝结了贵州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而这些复杂的社会制度与组织，长期以来都被纳入到中央“土流并治”的视野里。于是，羁縻土司制度文化的遗存，又呼应着贵州与中原文化的“一体”。

杨辉墓仪仗彩釉陶俑，由马俑和步俑组成，

以生活动态为原型，是播州土司文化的真实写照。

    对开拓黔北文教产生重大影响的杨氏土司，其墓葬碑刻即可见证与中原文化的紧密关联。

    杨粲墓群随葬陶俑风格多变，是其身份地位体现。随葬墓志规格齐整，是朱子家礼的儒家做派。腰坑里⻘⻰、白⻁、朱雀、玄武四象摆件齐全，代表土司所葬地的东西南北四方，又见道家潇洒飘逸的文化元素。

杨粲墓石刻线条圆融流畅，是西南石刻艺术中的精品。

图1: “野鹿衔枝”石刻。

图2: 武士石刻。

杨粲之子杨价，    是首开播州设科取士的土司首领，其墓葬的文化交融，更为明显。杨价夫人头上，发现了一顶钗、凤和双耳等构件皆为纯金打造的凤冠，具有南宋宫廷风格。有意思的是，杨价墓里还发现了香具、茶具和酒具，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土司的刻板人设。宋代文人雅士四般闲事是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而品茶、燃香、喝酒也正是当时土司首领的日常追求。

 杨氏土司墓葬群发现了多顶金凤冠。

可见其对中原文化的高度认同。

    土司家族的珠光宝气之外， 202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大松山墓群，则凝聚了贵州平民的生活风姿。中原风格的印章、东南亚的珠链甚至带有“欧式风格”的玻璃制品，无不蕴藏着两晋南北朝至元明1400余年来的“贵州人”鲜活故事。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贵州人日常器物。

制图/九阳

语言、文字、史诗、傩戏

贵州人日常里的华夏文化记忆

    如果说社会制度是贵州人“千人千面”的根基，那生动鲜活的语言文字，和或有形或无形的史诗记忆，则系统搭起了多彩文化面貌的框架。

    语言，记录着灵动的日常生活。

贵州话里，有很多生动鲜活的细节。

制图/九阳

    贵州三大方言分区川黔、黔东南、黔南，远不足以概括贵州话的多彩。“五方杂处”贵阳人，说的是天下话，贵州九市州，处处乡音有不同。譬如天柱县清水江畔，人们说的是带着湖南味的“酸汤话”，黔西南与六盘水交界处一带，说的则是“喇叭话”。单看这些分支名称，你就能感受到贵州话的韵味。

    不过要说起最为独特的“贵州话”，那还是首推融合了明初“调北填南”的数十万大军江淮腔调的安顺话。安顺人说话，重意象，善比喻，大有古风——表达无奈，说 “那又咋办，莫非要去咬天”，有一种让人不得不接受的喜感。若是形容“士可杀不可辱”的大义，又说一句“愿砍脑壳，不割耳朵”，透出一股更加接地气的力量。

 地戏唱本《薛丁山征西》讲述唐代名将薛仁贵故事。可见安顺人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摄影/李立洪

   文字，承载着贵州人的记忆密码。

    黔西北的彝族文书包罗万象、黔南的水书习俗神秘悠远、瑶族“过山榜”仿汉字刻石、侗族以汉字记侗音，又体现了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这其中，人口仅37余万人的水族，拥有独立的文字系统。水书习俗，正是一块中华古文字的“活化石”。

彝族文书。

明代是彝族文字的兴盛期，

有大量的彝文历史文献。

    水书，由甲骨文字形、象形符号和图画三部分组成，复杂程度不亚于一门情报学。想要解读水书，必先掌握一套歌诀，然而这种歌诀没有文字记录，只能依靠水书先生（祭师）口传、亲授而传承。光阴流转，水书便也成为指导水族人婚丧嫁娶、人生大事乃至节庆仪典的百科全书。 

水书的符号系统很复杂，非寻常人可以解读。

    水族人“过端”，往往在8-10月的丰收时节开始，按照不同村寨，分七批进行。人们敲起铜鼓、浅吹芦笙、在山里赛马，一个年要过五十来天，堪称是中国人过年之最。这种年俗，正是依托水书所载历法来进行。

 欢度节日的水族人正在书写对联，

所用文字正是水书。

摄影/韦毓祥

    其实，这种以秋日为新年起点的历法，正隐隐符合了“过年”的古意——庆祝丰收。《说文解字》讲“年，谷熟也”，甲骨文里的年，也有下垂如谷穗的含义。如今，中原习俗里，过年是个新春佳节。然而在水族，人们以水书的独特体系，坚守着更为久远的华夏记忆。

三都县兴寨村，水族斗角舞。

摄影/包晓闽

    贵州人的精神世界，更是超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跨越了九州的山川万里。

    “歌的民族”侗族，流传着一句歌词叫做“饭养身，歌养心”，可见唱歌早已成为侗族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汉人有字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侗族人的歌喉，不但模仿自然的天籁，更承载着自身历史文化的传承。

 侗族大歌，往往以千百人进行

多声部、无伴奏的合唱，

场面非常震撼。

摄影/何雄周

    古代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于是他们展开了富有妙趣的想象。黔东南《苗族古歌》里说祖先迁徙时，过江过河水太急，于是说：

“文字用牙咬进肚……才靠心头来记事”。

    而黔西北苗族则说，自家的文字过河时掉进河里，晒在石头上时：

“被牛吃掉了”。

    没有文字怎么办？贵州各地的数十个苗族支系，普遍选择将自己的史诗记忆记载在衣服上。苗族，正是服饰文化意涵最为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

苗绣中的符号。

苗绣色彩纷呈，技法丰富，

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供图/曾丽 谷佳骏

    苗族人，往往有一套“压箱底”的衣物，世世代代都传承着相同的纹样。

    譬如，黔西北苗族的衣服背面往往有方形纹样，其实正记录了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是巍巍群山拥抱的城池家园。而各地苗族流行穿着的百褶裙，同样是浓缩的历史，裙边的蜡染几何纹，常为三条线，分别代表着黄河、平原和长江，中间的白色则代表天空。用这种方式记录下的迁徙记忆，远比文字的描摹更加形象。 

心中有图，图能传心，

蜡染同样也是贵州服饰文化的重要部分。

摄影/黄震

    在这种久远的迁徙史诗之上，还有一种更为古老的文化遗存——傩戏。大山里的“文化秘境”贵州，正是我国目前傩戏最多，品种较为齐全的省份之一。

    贵州傩戏的多元丰富，反映在“西高东低，三级台阶”的整体贵州文化地理格局里，成为贵州文化千人千面的缩影。或寻觅太古洪荒、或跳出金戈铁马、或步履九州山川，正在这一众傩戏里，贵州人的精神与天地万物、过往未来所相连。

 贵州傩戏面具大赏。

摄影/卢现艺，制图/九阳

    黔西北第一级“台阶”上，仅流传在威宁县板底乡一带的彝族“撮泰吉”，其正戏名为“变人戏”，人们带着粗粝的木面具，除回顾祖先悠远的发展历程外，还富有祈祷丰收，行祭天地的寓意。这种仪式，记录了傩戏的最初发展流变。

 撮泰吉的面具非常简单，

却有种粗犷之美。

摄影/王济文

    在黔中大地第二级“台阶”上，“屯堡人”的安顺地戏将曾在明朝军队里盛行的祭祀、操练、娱乐融为一体，代表着贵州傩戏的最高层次。唱词注重“许胜不许败”的地戏，负有让屯堡子弟世代习武的责任。“《三国》不跳走麦城，《说岳》不跳风波亭”，也许正是凭借这样没有儿女情长，只有家国情怀的“硬汉派”艺术，才能团结一代代背井离乡、卫国戍边的屯堡人，使得六百年文化记忆流传至今。 

地戏的主角，多为《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故事里的名将。

摄影/廖永忠

    而在广大的“第三台阶”上，傩戏，是贵州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土家族等民族的共同爱好。四省市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更是一个傩戏的“桃花源”。黔东北铜仁一线，民间仍活跃着数百个傩戏坛子、数千名傩戏艺人，成为独有的傩戏文化带。

    当地傩戏，步伐往往称为“禹步”或者“踩九州”，仅看名字，便以得知人文悠远，甫一开跳，甚至有被称之为“傩技”的杂技魔术，上刀山、踏地火，荆楚文化的浪漫瑰奇，世居民族的狂野想象，尽在此处。

 德江县傩戏，贵州傩戏的代表之一。

摄影/李贵云

    从社会组织、到文字语言、再到史诗与傩戏仪典背后的精神世界，贵州人的一言一行，一坐一唱之间，生成了一棵千姿百态的文化之树。

 走出大山，贵州人如何以文教影响中国？

    文化二字最为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 “以文化人”，贵州人开拓自身文教到影响天下文教的历程，又反映了贵州文化的另一层面貌——跨越千山，进取不息。 

贵阳甲秀楼，四百多年间不断重建，

勉励贵州学子不断奋进。

贵州人，如何以诗书“南天破大荒”？

    东汉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下文年份仅标注数字），其时的贵州地区还是“蛮荒之地”。年仅20岁的少年尹珍自黔南大地望向北方，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到中原，学文化。

    他千里求学，拜经学大家许慎为师。此时的许慎，正在编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说文解字》。于是，一位贵州人就在这样奠定华夏文字体系的时代进程里，与中原文脉相会。

“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

尹珍（字道真）被贵州多地纪念。

图为尹道真祠。

    与辞赋大家司马相如交好，位列《汉书》的盛览；以及文学造诣颇高，曾注解《尔雅》的舍人，和尹珍并列“汉三贤”。他们归黔建立学堂、返乡授徒。在当时官学难以企及的山川之间，由贵州人创立的私学拉开贵州文教之序幕。

    所谓“纵是崎岖关格处，诗书礼乐总相通”，千年时光悠悠而过，汉代以来积蓄的文教能量不断累积。明初贵州建省，正值文教勃发之时。然而，建省后100余年间，贵州生员想要参加科考，只能去云南、四川，且不说路途颠簸至少一月，其招录名额，也远低于本地。

贵州文教发展史。

制图/刘耘硕

    嘉靖九年（1530），曾在云南乡试入举走上仕途的贵州人田秋，深感贵州文教落后之现状与省级地位不合，于是，他向朝廷呈上著名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终使明政府将在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提上日程。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首次乡试，近千名生员齐聚贵阳，二十五位学子脱颖而出，当科副主考王诰激动道，“此为百七十余年旷典也” ！

 铜仁思南县田秋小学内的田秋塑像。

    此外，田秋还写下《请建务川、安顺、印江学疏》，亦得到朝廷的允准，为贵州全省各地官学、府学、书院、私塾的发展奠基。贵州，得到的不仅仅是日渐攀升的举人、进士名额，更因全新教育格局，被激活了奋斗与挑战的精神内核。

田秋纪念馆字库塔。

字库塔是过去人们用来焚烧纸张的设施，

以表敬重文化。

    沿着田秋的足迹，到清末仅数百年间，贵州竟创造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之壮举。为国殉难的申佑、执掌文教重任的孙应鳌、开拓维新的李端棻……贵州进士或名垂史册，跻身朝廷中枢，或成为地方领军人物。

    贵州举人，亦英杰辈出，有誉满江南“诗书画三绝”，被称为“崇祯八大家”之一的杨文骢、“其人其诗”酷似屈原、杜甫的吴中蕃，乃至“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其时贵州人才之盛可见一斑。

以如今贵州行政区划统计的明清进士数量。

制图/刘耘硕

    就连遵义沙滩村这一个方圆十几里的巴掌之地，在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都井喷似地涌现了数百位贵州学者。

    郑珍、莫友芝是西南大儒，所编撰《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赞“或谓为府志中第一”。黎庶昌虽然未曾科举，却从洋务派领袖曾国藩的幕府脱颖而出，写得了桐城派散文，也能在游历欧洲后写出《西洋杂记》，更两任驻日公使，其人生堪称精彩纷呈……也难怪浙大西迁遵义湄潭时，有教授编撰《遵义新志》，提出“沙滩……曾为全国知名文化区”。 

遵义沙滩村黎庶昌塑像。

    无论是贵州本土的学人，还是来到贵州的士子，都在这方土地上开拓出一片天地。王阳明入黔三年，成为对贵州文教影响最大的客籍士人。他不但开创了影响世界的心学，更培育出众多“黔中王门”弟子，在贵州广设书院，泽被民众。

 贵阳阳明书院。

“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

为儒家士人的最高人生境界。

    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有多深远？明嘉靖十三年（1534），王阳明入黔二十多年后，浙江奉化人王杏来到贵阳，还能见到当地乡民唱着当年王阳明所授江南民歌，竞相去修文龙场祭拜王阳明。这位王学后人，在此建阳明书院，刊刻王阳明文集，还沿着田秋的步伐，勘议落实贵州乡试，建贡院，将其师的事业发扬光大。

贵阳阳明书院，

曾为重要的文教传承之地。

    事实上，来往贵州的有识之士，见当地士民好学风貌，往往衷心教书授学。贵州的文教，正是这样在本土士子与客籍精英的互动里，逐渐积蕴。待到清末民初的百年未有之变局里，贵州人或著书立说、或发掘人才、或投身革命，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万马如龙出贵州

声动华夏一百年

    1847年，林则徐被任命为云贵总督。此时林则徐的心境，与他二十余年前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时，已经截然不同。八年前的虎门销烟和七年前的鸦片战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济人偏在风波后，愿托慈航下巨川”，林则徐赴任时途经贵州黄果树瀑布，以诗明志。他旨在济世的决心，又何尝不是此时贵州人的群像缩影？

 贵阳人文地标文昌阁，修建于明万历年间，见证了当时的贵州文教大兴。

    在科举时代，贵州人英杰辈出，而在百年变革大时局里，贵州人，则敢于打破旧制度桎梏。无论是学习武备，还是政治维新，乃至在新文化运动里与“赛先生”与“德先生”谈笑风生，纵观中国近代变局关键时刻，贵州人不但从未落后，更以一种刚健性情，铸就事功，影响中国。

    要论洋务运动以来的贵州士子精英群像。最值得关注的贵州人，莫过于从毕节大山里走出的织金人丁宝桢。 

贵州人丁宝桢，

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人物。

制图/刘耘硕

    人们一说起丁宝桢，往往会想起他发明黔菜、川菜、鲁菜三菜合一的“宫保鸡丁”的江湖传说，以及“前门接旨、后门斩首”，诛杀慈禧太后宠宦安德海的大智大勇。其实，作为晚清最得力的封疆大吏之一，丁宝桢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堪比曾国藩、李鸿章等顶尖人物！

    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丁宝桢在山东办学校，修水利，在四川改革盐政，更延请知晓西学、精通机器制造的有志之士，开创山东、四川两省近代工业之先河；作为怀有军事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丁宝桢就在蓬莱、烟台、威海海岸修建海防。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里，已近暮年的丁宝桢自请调任海疆与法死战，并调用四川机器局生产的军械弹药，驰援抗法将领。

 图为贵州毕节织金县的丁宝桢陈列馆。

供图/织金县委宣传部 摄影/陈忠勇

    此后丁宝桢悉心整顿川藏边防，在四川总督任上去世。令人动容的是，作为封疆大吏，丁宝桢月俸千两白银，却因乐善好施，助人为学，生活非常窘迫。在四川总督任上，甚至时常要把自己的衣服典当，等发工资了再赎回。这位从贵州走出的中兴名臣，在山东百姓的挽求中，灵柩被运至济南，遗体在济南华山麓与妻合葬。山东百姓为他立祠祀奉，这是何等的爱戴和褒奖？

    兴办洋务，是当时国人奋发追赶西方的第一步。学习新思想，拓展教育，更是眼光高远的图新自强之举。从这方面看，贵州人对近代教育乃至国人新思想的形成影响，远远被低估了！ 

近代推动中国文教进程的贵州人。

制图/刘耘硕

    譬如，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在贵州任职时注重兴办教育，任职兴义府（今贵州安龙）时曾派人巡视全城，为挑灯夜读的学子添加灯油，留下了“加油”美谈。张之洞本人更是大力推动近代教育发展。他参与拟定近代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写《劝学篇》四余万字，号召世人图强进取，当年刊印数不下两百万册，影响甚大。此外，他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诸多重臣呈上《奏请递减科举折》，此后多次上折奏请变革科举制，推动了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的历史大潮。 

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州省已有新式学堂，

图里记录了贵阳一位学子的学年成绩。

    而对中国近代思想世界影响最大的贵州人，莫过于李端棻。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向朝廷上《请推广学校折》。呼吁创立京师大学堂及各级新式学堂系统，遍设西学科目，同时还要增添藏书楼（即新式图书馆）、仪器院（西方科学仪器）、译书局……他，系统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奠基。

图1-3: 李端棻对贵州本土文教发展影响很大，

图为贵阳近代著名的达德学校旧址。

    这位官至礼部尚书的一品大员，历任多省科举主考官，发掘众多天下英才。维新运动的两大干将梁启超与康有为，更是与他渊源颇深。

    在广府考官任上，他提携了年仅16岁的梁启超，更是爱惜人才，促成了其与自家堂妹的姻缘。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抢占胶州湾。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言辞恳切，请求变法图强。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代递。唯有李端棻挺身而出，不惜一人上折。

 李端棻塑像，背后的“北京大学”四字，正是其首创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这一事迹的呈现。

    戊戌变法失败后, 李端棻被充军新疆，半途赦归贵阳，依然坚持开创经世学堂，继续向学生传播西方学术思想。当时的守旧文人大惊失色，怒斥其“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然而李端棻纵受千夫所指，依然秉持其心志。如此精神，正是中国人自强图新的缩影。

 3856万贵州人，如何“因贵州而火热”？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普罗大众的觉醒，令中国的文化世界被彻底改变。此时的贵州人，正逐渐以坚韧性情弯道超车，从时代的跟随者变成时代前沿的引领者。 

娄山关铭刻着红军战士踏破雄关漫道的精神。

图为刻有《忆秦娥·娄山关》的石壁。

摄影/潘军翔

    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离开水族村寨前往山东求学。后来，他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与山东党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邓恩铭牺牲时，年仅30岁，其绝命诗“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更可见一种大义凛然的英雄光辉。 

    安顺人王若飞、铜仁人周逸群、思南人旷继勋、锦屏人龙大道……一位位的贵州英杰，就这样走出大山，共济天下。更有一位民主人士周素园，办过贵州第一张日报，参加了辛亥革命，以57岁高龄，加入红二、六军团，转战乌蒙山区，爬过海拔五千多米的雪山，最后成功抵达延安，作为参加长征年龄最大的红军之一，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

 1946年1月，王若飞（中）参加著名的重庆谈判。

图源达德学校旧址，王若飞曾在此读书、讲课。

    一说到贵州红色文化，人们往往想到遵义会议。但其实，如此千千万万投身革命的贵州人，更成为贵州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底。

    抗战时期，70余万贵州“草鞋兵”走出大山，开赴疆场，在淞沪会战、滇西战役等一系列著名战役中，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在抗战时期，贵州是参军人数占总人口比例第二高的省份。有学者认为，此时便是“贵州人”这一主体意识形成的关键时刻。奋勇争先的贵州人群像，在一段段历史时刻里不断丰满，一直闪耀到今日。 

从贵州大山中，走出无数革命先烈。

制图/九阳

    两千年前的先贤尹珍不会想到，他曾经开拓贵州文教之地遵义正安，如今却因数十万当地人的奋斗，变为了一座“音乐之城”——这座黔北大地的小城，居然承包了全世界七分之一的吉他生产。

    上世纪80年代，正安人首开普通贵州人外出搞事业的先河。“三百娘子军南下广州”成为正安历史上的传奇。30年后，全县数万人把自己和制造吉他联系在一起。这个“中国吉他制造之乡”，人人玩吉他、处处有乐队，成为贵州当代音乐文化的潜力之地。 

正安吉他小镇制造吉他的青年。

    像这样健步徐行，探寻文化新风的贵州人，如今正在贵州各地，乃至中国、世界舞台上生发雄起。有将一家小书店从遵义开向全国的“读书人”，有将贵州山水气韵带上国际影展的黔东南导演，有在大山深处火热了整个中国夏天的体育健将，也有在万桥飞架的中国故事里沉默坚实的建设者，担当起贵州人走出大山的脊梁。

村BA现场，一场文化融合的“苗迪”表演。

摄影/吴鹏程

    他/她们，共同组成贵州文化千人千面，而又奋发向前的面貌，也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面貌的一部分。那种不求大富大贵，但求诗意消闲的从容，源远流长；那份踏破千山，身为家国的决意，始终生猛！

策划 | 火花范

文 | 后果、董大

文字编辑 | 后果

图片编辑 | 陈金鱼

未标注的图片摄影 | 陈伟红

地图编辑 | 刘耘硕

制图 | 鱼一条九阳

首图 | 黄震、刘刚、谷佳骏、冯大伟、陈伟红、李立洪

封图 | 冯大伟、刘刚、谷佳骏

封图部分供图｜多彩贵州·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组委会办公室

审稿专家

顾 久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贵州省文史馆原馆长、《贵州文库》总纂

范同寿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

厐思纯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人物史专家，著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

主要采访专家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张晓松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原院长、贵州省旅游协会副会长

周之江贵州文化学者

王晓佳、杜侠、王荟、韦星娥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主要参考资料

顾久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卷》中华书局

厐思纯.《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贵州人民出版社

周胜.《旮旮角角贵州史——贵州历史上不大被人知道的人和事》孔学堂书局

钱理群等.《贵州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

涂光禄.《贵州汉语方言特色词语汇编》贵州大学出版社

《清史稿》中华书局

《地道风物·贵州》

《地道风物·黔东南》

张晓松.《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贵州人民出版社

张晓松.《山地文化论》贵州教育出版社

戴明贤.《安顺旧事：一种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必素.家与国 ——播州杨氏土司遗存所反映的中国羁縻土司制度的发展

※主要数据来源※

国家文物局官网

贵州省人民政府官网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官网

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

贵州省统计局门户网站

贵州省人民政府-统计年鉴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官网

《贵州省“十四五”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

※特别感谢※

中共贵州省委员会宣传部

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贵州省交通运输厅

贵州省水利厅

中共遵义市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毕节市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黔西南州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黔东南州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汇川区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七星关区委员会宣传部

贵州省摄影家协会

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贵州省博物馆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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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地道风物”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 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