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同寿

屯堡文化是贵州一个驰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品牌。新编《安顺市西秀区志》专门设置“屯堡文化”专章，记述称：“明朝初年，‘征南’与‘填南’的屯军与屯民及以其他形式迁出境内的移民，称‘屯堡人’，由于长期自我封闭，特殊的时空环境使屯堡人固守和形成以居住、服饰为代表的物质文化，以婚姻、家庭、习俗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以地戏、花灯等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操独特方言。”该志介绍2005年区境内屯堡人约20万人，以七眼桥、大西桥为主要聚居区，居住面积约1340平方公里。

屯堡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自从西汉王朝发明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由国家征收一定数额田租的一套办法，屯田制便大行其道。到曹魏时，屯田制发展得更加完整，有了民屯和军屯之分。军屯以士兵为屯力，一边戍守，一边屯田。随着屯田制的推行，屯堡亦开始出现，唐代韩愈的文中即有“出入河山之际，六百余里，屯堡相望，寇来不能为暴，人得肆耕其中”的描述。说明屯堡的出现并非始于明朝，朱元璋也不是屯田制的首创者。只不过明王朝建立后，从洪武四年（1371年）起，不断在今贵州境内设立卫所，大兴屯田，使贵州出现了“千屯遍列于原野，诸卫错布于州县”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普遍在今贵州境内建立的屯堡，与我们今天所提的屯堡文化，在明以后的贵州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及价值，是有显著区别的。有关文献统计，从洪武十五年（1382年）到宣德末年（1435年）的短短50余年中，贵州都指挥使司所辖各卫所建立的屯堡多达700余处。如此众多的屯堡，对贵州经济社会的演变、全省经济重心的转移、古代城镇的兴起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今我们探讨得较多的屯堡文化，则是特指今安顺市辖境内以云山屯堡、天龙屯堡等为代表的独特的屯堡文化历史遗产。

安顺“屯堡第一村”——九溪村（罗永忠　摄）

因此，对贵州屯堡文化的研究应将视野拓宽，并给予必要的学术定位。本人认为：当我们研究明代贵州省境内的屯堡文化时，研究的对象是明代全省范围内屯堡的诞生、演变及其对贵州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而在研究今安顺等地的屯堡文化时，所指向的则是安顺一带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研究它的缘起、所包含的种种历史文化信息，研究这一文化财富的历史价值、当代意义以及它在当今发展文旅融合产业中的作用。严格说来，前者是广义上制度层面的屯堡文化，后者是贵州独具特色的屯堡历史文化遗产。

研究贵州屯堡文化，离不开对卫所制度的探讨。明洪武年间是卫所制度的全盛时期，今贵州境内的卫所大多在那一时期设立。按照明政府的规定，凡有卫所的地区都必须屯田，但“临边险要者，守多于屯；在内偏僻或地虽险要而运输艰至者，皆屯多于守”。贵州复杂险峻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了以屯田为主的地区，屯垦和生产粮食成了贵州屯军的第一要务。

明代在贵州先后设置30卫、140余所，这些卫所绝大多数设于洪武年间。卫所多屯军就多，明朝在贵州的屯军最多时达20万户，近百万人。正是由卫所衍生出来设于省境宜居之地的屯堡，导致了明代贵州经济重心发生了里程碑式变化。

就整个贵州高原来说，明以前的经济重心主要在黔北。黔北与巴蜀毗邻，自古往来密切，盐运、水运、商贸、文化交流频繁，广受汉文化熏染，致使黔北的生产力、教育水平均远高于乌江以南地区。从秦汉到两宋以前，贵州的经济重心、文化重心都在黔北，这是不争的事实。

南宋时期频繁在贵州、云南、广西买马，一度将今贵州纳入全国商业市场。每次买马多伴有马帮将大批食盐、绢帛运入贵州，同时将贵州的土特产源源运往外地，一定程度刺激了乌江以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并不长。元政府虽然在黔中设立了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等机构，着手设置“站赤”，在贵州高原修建了两条东西向驿道、三条南北向干道，着手改善交通，仍不足以引起贵州经济重心的移动。

真正导致贵州经济重心全方位由黔北向黔中的转移，发生在明王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大力整修4条省际驿道之后。卫所、屯堡的大量出现，极大提升了贵州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强化了贵州与周边省区的联系，同时也给贵州各民族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契机，而这其中起决定因素的便是屯堡。

随着卫所及屯军家属生活区屯堡的建立，推动了土司统治地区落后的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化。土司制度本身是西南各族封建领主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存在必然与这一封建化过程相始终。卫所与屯堡的大批建立，使大批拥有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的汉族地主、官吏和商人相继涌入贵州民族地区。他们一旦立稳脚跟，便毫不犹豫地按照内地方式发展地主经济。于是部分屯田变为私有，从中不断产生地主经济成分，这些地主经济扩散的结果，最终促使各族的封建领主经济迅速朝着地主经济转化。这正是在无数屯堡的影响下发生的。

屯堡的大量涌现还为明政府创造了在贵州全境，尤其是黔中等地开展一场由官方主导下大开发的社会条件。经过长达百余年的大开发，贵州的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以贵阳为中心，通向周边各省的四大驿道得以贯通完善；移民、商人、工匠纷至沓来，汉族移民大量涌进；大批先进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相继引入。贵州全境尤其乌江以南地区，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同时，随着大批官学、卫所、司学及书院、社学和义学的创建，贵州教育在明以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这时，昔日作为羁縻之地的乌江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才开始逐渐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洪流。

种种事实证明，随着明代屯堡的普遍出现，直接导致了乌江以南以贵阳、安顺为核心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商贸的兴盛、交通的改善、整体生产力的提高。明政府以贵阳作为省会，使其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贵州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就于此开始，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作者系贵州省地方志办原主任）

原载：天眼新闻客户端

转载来源：贵州档案方志  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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