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林昌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就如何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作出了具体的指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多元一体”格局有具体的演进发展过程，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文化史是由人类创造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开始向新石器时代转变，食物的采集者发展为食物的生产者，动物的狩猎者发展为动物的畜养者，从而开启了北方黄河流域的旱地粟作农业与南方长江流域的水田稻作农业，而畜牧业穿插于这两大区域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远古文化史》中称之为“农业革命”。

一万年来，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及其周边广阔的山地范围内，农牧生产绵延发展，从未间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就在这样的物质文化背景下起源发展而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又因为南北温差大，东西地势异，几个大河流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区域。例如，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以鸟形陶鬶、三足陶鼎为特色；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以双唇尖底彩陶瓶为代表；而西辽河地区的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则以筒形罐为特征。考古学家根据不同的陶器类型，不同的墓葬制度，不同的城邑布局，作系统归纳梳理，最后将全国各地早期文化的发展划分出八个大的区域：

考古界对这八大文化区域的认识，是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拓展而有一个从“5+1”到“5+2”再到“7+1”的发展过程。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区系类型文化历史分析，还进一步在这八个大的文化区域内划分出小一级、小二级、小三级的文化区系。如海岱地区可分为鲁中、鲁南、鲁西、鲁北与胶东半岛等几个次一级的文化区。

五千多年前，在这八大文化区系及其内部更小的区系层级内，差不多同时或稍后闪现出了文明的亮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因此提出了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说”。这是从横向的空间角度分析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还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起源与“古国－方国－帝国”的文明发展的“梯进阶段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考古已进入大发现时代。在苏秉琦先生提出文明起源系列卓见的同时，夏鼐先生出版了《中国文明的起源》（1983），张光直先生出版了《中国青铜时代》（1983）、《考古学专题六讲》（1986），李学勤先生发表了《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1982），出版了《走出疑古时代》（1994）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2000年，国家启动了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2001年至今，国家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与2018年，两项工程先后公布了阶段性成果报告。就时间纵向看，“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出了“三代年表”（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之交为公元前104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推出了文明起源三阶段进程（公元前3800年、3300年、2500年）。中华文明史在年代学方面，由司马迁《史记》所载的公元前841年，往前推进到了公元前3300年，乃至公元前3800年。两项工程为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填补了前2000多年的空白，从而“延伸了历史的轴线”。

就空间横向看，因为夏商周三代的王权政治中心在中原，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考古遗址遗物的发掘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黄河流域；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因为考虑到文明的多点起源，所以相关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范围已扩展到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石峁文化，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的凌家滩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区域。通过对这些遗址遗物作纵向系统性、横向全面性的研究，司马迁《史记》等文献关于五帝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都得到了实物验证，从而“增强了历史的信度”。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梳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脉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亚两河流域的古文明由下游溯流而上，依次有苏美尔文明、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等阶段。北非埃及古文明沿尼罗河上游顺流而下，即由上游40多个“诺母”文明发展到下游的“统一王朝”。南亚印度古文明也是沿印度河上游的五度河向下游发展，依次有三个城市国家，即哈拉巴文明、甘瓦里瓦拉文明、摩亨佐－达罗文明。这些文明都是沿着这样的河水流域而单线发展。而且，由于这三大河流都是南北走向，不同的河段处在不同的纬度上，其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都有差异，因此居住在不同河段上的部族先民，就有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影响其文明形态，造成了其政治的不稳定。

（一）文明起源与“多元并行”格局

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八大文化区都分布于黄河、长江、西辽河等流域。在这些大河内还有更多更小的山川河流。如，海岱文化区在黄河下游，期间又有济水流域、淄水流域、沂水流域、泗水流域等。中原文化区在黄河中游，期间又有颍河流域、洛河流域、伊河上游、溱水洧水流域以及山西汾河流域、陕西泾渭流域等，燕北辽西文化区有西拉木伦河、大凌河、老哈河、小沿河等。

值得总结的是，这些大小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因此同一河流处于同一纬度上，这就决定了同一河流上的部族先民会有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政治上会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同的河流各自独立发展，因此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多源头几乎同时并起的。在整个五帝时代一千多年的文明起源三阶段进程中，八大文化区域及其内部各部族考古学文化总体上表现为独立发展而又相互影响的趋势，我们将其概括为“多元并行”格局。

据《左传》《国语》《山海经》《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可知，这种“多元并行”的格局，在历史学上表现为以酋长为名号的大小不同的部族集团按时代先后长期在相应的地理区域内活动。如海岱地区，生存活动着东夷部族集团，其中蚩尤、少昊等部族集团为第一阶段，颛顼、重黎等部族集团为第二阶段，烈山氏、丹朱、夔等部族集团为第三阶段，帝舜、皋陶、伯益、后羿、寒浞等部族集团为第四阶段。中原地区生存活动着华夏部族集团，其中有黄帝、炎帝等第一阶段部族集团，共工、相繇等第二阶段部族集团，朱明、祝融等第三阶段部族集团，唐尧、夏禹等第四阶段部族集团等等。

正是这些不同区域的部族先民，创造了不同区域的文明。其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到龙山文化等，中原地区则是仰韶文化到中原龙山文化。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五帝时代，八大文化区域以及各区域内部基本上都表现为以历史学上的部族血缘集团为单位、考古学上的区系类型文化为特征的各支文化的独立发展。这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并行”发展格局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双重证明。

（二）早期文明与“多元一体”格局

考古发掘与研究还表明，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又出现了各区域文化向中原汇聚的新现象。这在历史学上首先表现为夷夏两大部族集团实行联盟集团的二头盟主禅让民主制。据新出上博简《容成氏》及传世文献《尚书·尧典》《墨子·尚贤》《韩非子·外储说》等可知，五帝时代晚期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以有虞迥、有虞舜、皋陶、伯益等酋长为代表，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以唐尧、夏禹、夏启等酋长为代表。这两大集团之间实行部族集团联盟的二头盟主禅让民主制。其二头盟主通过参加联盟的酋长议事会集体讨论选举产生。东夷集团占一席盟主、华夏集团占一席盟主。这就是所谓的二头盟主民主共政。例如，东夷集团有虞迥与华夏集团唐尧共政而为二头盟主；当有虞迥老去后，就由唐尧主持补选东夷集团的有虞舜接替而与唐尧二头共政；当唐尧老去后，又由有虞舜主持选出中原集团的夏禹接替而与虞舜二头共政。如此轮换选出二头共政的现象便是历史学上所谓的“禅让民主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气候的变化以及外来因素的助力，中原地区的发展逐渐超过了海岱地区，于是夷夏东西联盟集团的政治变革因运而生。这就是历史学上出现的华夏集团以夏禹与夏启两代酋长通过变革，实现了夷夏部族集团联盟二头盟主禅让民主制过渡为夏族一头盟主世袭专权制。按照禅让制，东夷集团的虞舜老了之后，应该由华夏集团的夏禹主持，选出东夷集团的皋陶来二头共政，虽然皋陶早死，也应该由东夷集团的伯益作递补。夏禹表面上也这样做了，但暗地里却支持其儿子夏启进行变革，结果推翻了东夷集团的伯益政权，完成了将夷夏联盟二头盟主禅让共政的“公天下”而变革为夏族一头盟主世袭专政的“家天下”。夷夏之后，还曾出现过夏代的“太康失国”、东夷集团的“后羿与寒浞”等部族进入中原河洛地区“代理夏政四十年”，再而又有夏代“少康中兴”等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这正说明了变革的艰难性与必然性。

考古学上与上述文献记载的历史趋势可大致相印证的是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学界大致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唐尧部族的活动中心所在。通过考古学文化分析可知，在陶寺遗址里有大量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因素。这正说明了东夷部族集团曾一度西进中原，与以陶寺为中心的华夏集团唐尧确曾有过一段二头共政的时期。

不仅如此，考古学上的周边文化向中原文化汇聚的趋势，除了反映在陶寺遗址之外，还有周边文化汇聚中原地区属于夏代年代学范围内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城址。在这三个城址内都出现了典型的有中原庙底沟文化、王湾文化发展而来的因素，又汇聚了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西北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北方河套地区的石峁文化等因素。这样，原来五帝时代早期、中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明起源阶段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的“多元并行”格局，到了五帝时代晚期直至夏时期就转变成了由周边文化向中原汇聚的“多元一体”格局。

这种“多元一体”格局在夏商周三代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一体”在历史学上表现为夏代以夏部族为部族联盟“共主”，商代以商部族为方国联盟“共主”，周代以周部族为封国联盟“共主”的政治联合体。在考古学上则表现为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区中心城市的继续繁荣、政治礼制的赓续发展，并向周边地区传播辐射的态势。而“多元”在历史学上具体表现为在夏代参盟的各血缘部族、在商代参盟的各方国集团、在周代参盟的各封国集团在全国范围的不断扩大发展；考古学上具体表现为各区域在保持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上，主动接受中原“共主”统一的礼制文化。

这种周边不同部族、方国、封国集团围绕夏商周三族共主集团共同发展的政治血缘管理模式，在文化上既表现为以“共主”文化为统一标准，又保持了区域文化地方特色，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格局既比文明起源阶段有进步，又与秦汉以后成熟文明发展阶段有距离。我们因此称之为中国的“早期文明”发展阶段。

（三）成熟文明与“多元一统”格局

这种早期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经过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大动荡，到了秦汉时期终于发展成为以郡县乡地缘管理与中央高度集权相统一的更大范围的“多元一统”格局。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官员选拔任命制为特征的官僚机制的形成等等。“多元一体”与“多元一统”的区别是：“多元一体”是血缘管理基础上的部族联盟共主制，各部族血缘团体都是独立的，共主血缘部族对参盟血缘部族的控制只能依靠共主部族的政治影响力与强势武力而发生外在效应；“多元一统”则是在地缘管理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政府通过对郡、县、乡各级官员的直接任命或罢免，而实行对地方各级组织的内在控制。从政治学角度考察，“多元一体”格局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外在联盟性，国家管理体制的血缘礼制性；“多元一统”格局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内在强制性、国家管理体制的地缘法制性。因此，我们称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格局为中国的“成熟文明”发展阶段。

（四）“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原因

就江西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所出一万年前的稻谷遗迹，与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所出八千年左右的粟作遗迹可知，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先起步，不在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再就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大汶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淮河流域的凌家滩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可知，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即公元前3800—公元前3300年间，整体上也体现在东部地区，而中原地区只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以相呼应。到了文明起源的第二阶段，即公元前3300—公元前2500年间，整个东部地区的文明先进性总体上也超过中西部。但到了文明起源第三阶段，即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年间，周边地区的各支文化都出现了向中原地区汇聚的趋势，而在其本地却出现了普遍衰落的现象，如良渚文化之后的马桥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辽西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等等，均如此。而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襄汾陶寺遗址、巩义河洛古国、三门峡庙底沟二期文化、洛阳王湾三期文化、郑州花地嘴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辉县孟庄遗址，再到夏代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荥阳大师姑村遗址、郑州洛达庙遗址、晋南的东下冯遗址等，都整体出现了持续繁荣的趋势。直到商周，中原地区一直都居于领先地位。这就是考古学所提供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物质文化背景。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背景产生呢？过去，学术界所谓的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的洪水泛滥、长江流域山地河谷小国寡民的落后文化，以及华南、华东、华中地区的气候变化等因素，虽都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现在，经过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进步，已经可以为这一重要现象的出现作出可能合理的解释了。这就是童恩正先生所揭示的从东北到西南边地半月形青铜文化传播带的形成，与世界考古学所展示的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东向传播，从而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流融合、创新发展，应该是中原文化崛起、周边文化汇聚中原并保持夏商周三代政治经济文化一直在中原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世界上任何一种现代文明都以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西欧的现代文明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伊朗的现代文明与波斯历史，土耳其的现代文明与奥斯曼文化，俄罗斯的现代文明与东正教文化等等，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既有相通，又有不同，各成体系。例如，希腊城邦文明以“多元自治”为特征，既有雅典的民主制，也有斯巴达的双王制。而中华文明以“多元一体”为主要特质形态。这一特质形态既深刻规范了中国的民族性，又广泛影响了中国的当代性。我们应该就此做出特别总结。

（一）“多元一体”与“家国观”

五帝时代文明起源阶段的“多元并行”格局，具体表现为八大文化区域的部族集团以及集团之下各部族、各氏族之间多元多层血缘自治。而夏商周三代的“多元一体”格局具体表现为参盟各部族、方国、封国“多元多层血缘自治”范围的横向分布扩大与立体的层级增多，以及夏商周三代三族为“共主”的联盟“一体”的持续发展。尤其是西周，实行分封制后，周部族集团的姬姓、姜姓血统网状式地分散到全国各地各诸侯国，将血缘宗统与政治君统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的上下级关系就具有了双重性：一方面是宗法关系，另一方面是君臣关系。各级血缘宗族首领兼任各级政治长官。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兼天下共主，各诸侯王是侯国的大宗兼侯国的君主，卿大夫在其采邑之内亦复如此，从而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广范围、多层次的“多元一体”新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秦时期逐步形成了“家国一体”观念。所谓的“家”是指部族血缘管理下的集体家族，与秦汉以后郡县地缘管理下的个体家庭有本质区别。先秦的“家国一体”观念又有不同的层次。就诸侯国而言，卿大夫是“家”，诸侯君主是“国”。就周王朝而言，各诸侯国是“家”，周王朝是“国”。因此，家与国之间是血缘、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礼记·大学》：“家齐而后国治”，这说明“齐家”是基础，“治国”是目的。《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的“克明俊德”是“修身”，“九族即睦”“百姓昭明”是不同级别的“齐家”，而“平章百姓”“协和万邦”便是“治国”了。这些都是“家国一体”的理论建构。

屈原在《离骚》里反复向楚王表明自己的忠正之心，“指九天心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他竭忠尽智、协助楚王实现美政理想，希望楚国繁荣强盛，能够在战国争雄中一霸天下，“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离修之数化”，“曰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然而楚王昏庸，奸臣当道，屈原最后只能借助神话飞升的形式试图离开楚国，“灵氛既告余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然而当他飞升到楚国天空的边界时却不忍离去，“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于是便“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最后，在“国无人莫无知兮，又何怀乎故都”的两难境地下，屈原只能跳汨罗江以身殉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就这样，成就了中华文明史上最早的一位最伟大的爱国主义典型。

然而，是什么原因让屈原对楚国爱得如此之深沉？原来屈原的家族直系先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因受封于屈地，遂以屈为氏。而楚族的直系先祖是高阳氏颛顼与祝融，这就是《离骚》开篇所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即颛顼，伯庸即祝融。所以追本溯源，屈原与楚王乃同姓共祖。《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王逸《楚辞章句》：“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屈原序其谱族，率其贤良，以励国士。”原来屈原之爱国与爱其家族是一致的。这是典型的“家国一体”。

（二）“多元一体”与“中国观”

最近二三十年来，考古学界一直在寻找最早的“中国”出现于何时何地。学者们从考古学区系文化角度提出了以庙底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仰韶时代说、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时代说、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夏代说等等。这些讨论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史上“中国”观念的起源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多元一体”的形成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多元一体”的最后完成应该是“中国”概念出现的前提，其标志是夏商周部族联盟共主制的建立。只有政治学上的较大范围内众多部族共同认可的“共主”的形成，才会有地理学上“中国”概念的出现。虽然在夏代以前，黄河中下游曾经出现过中原地区的华夏部族集团与海岱地区的东夷部族集团实行联盟制，但这只是由“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一步。由于这个联盟制实行的是二头共主禅让制，离一头共主专权制为标志的“一体”还差半步之遥。因此，“中国”观念不可能在二头盟主禅让民主制时期出现，只能在一头盟主世袭专权制时期产生。

前文讨论的“家国观”，是“多元一体”格局下血缘政治内部垂直的社会结构上下关系；这里要讨论的“中国观”，则是“多元一体”格局下血缘政治外部横向的社会结构主次关系。

“中国”观念的第一层含义是共主中心城市与周边的关系。但因“国”的范围大小不同，“中”的范围大小也不同。如果“国”仅指夏商周三代三族的共主活动范围，那么“中”就是指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所在的中心城邑。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与“惠此京师，以绥四国”对句。“中国”即“京师”，“四方”即“四国”。这里的“四”是指京师周边的华夏诸国。朱熹《诗集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京师，诸夏之根本也。”由此推论，在夏商周三代，随着共主中心城邑的推移，“中国”之“中”也作相应的移动。如夏代之“中”有可能由嵩山以南的登封王城岗城址，而北移嵩山东向的新密新砦城址，再西移到嵩山以北的二里头遗址；商代的“中”有可能由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小双桥商城而北移商代后期的邢台东先贤城址、安阳洹北商城与安阳殷墟；周代则由岐山周原“宗周”城址，而东移长安“丰镐”城址，再东移洛阳“成周”城址。

文献上的“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1963年出土于宝鸡的“何尊”铭文：“唯王初迁宅于城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此乂民。”传世文献则有《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于省吾先生据此认为：“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一词到西周才出现，但中国观念的形成应该是随着“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用“中土”“有夏”“中商”等不同名称表达而已。据文献记载，夏禹的政治中心在河南登封所在的阳城，《国语·周语》《世本》《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都有详细具体的记载，而考古发现在夏文化年代范围内的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邑遗址”正好印证了文献所载之可信。在王城岗城址旁，至今还有用土圭测量日影的观象台，说明阳城确实曾经是夏族共主神权、政权、族权的“土中”“中土”之所在。

后来，夏代夏族的中心逐步迁移到了洛阳偃师的河洛之间。考古学上已发现了二里头夏代城邑及宫殿遗址，宫殿内还出土了青铜器、绿松石龙形器等宗教礼器，说明这里曾经是夏代的“中国”。西周初年，周武王、周公准备在洛阳营建“成周”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这里是“有夏之居，乃天下之中”。《逸周书·度邑解》：“武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途，我北望过于有岳，丕显瞻过于河，宛瞻于伊洛，无远天室”。《周本纪》所记大致相同。《尚书·召诰》说，“周公朝至于洛”“观于新邑营”，认为这里才是“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与“何尊”称营建成周是“宅兹中国”一致。《说文》则直接称：“夏，中国之人也。”

商代后期的王权中心在安阳，因此，安阳殷墟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所在。在殷墟甲骨卜辞里，“中”以“商”“中商”来表达，而安阳以外称为“四方”。《小屯南地甲骨》1126：“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甲骨文合集》36975：“贞：□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里“商”与“四方”“四土”相对称，“商”就是商代后期的天下之“中”。

周人文献里，周人称安阳商都为“大邑商”（“何尊”），而称自己为“西土”（《尚书·康诰》），有时直接称安阳殷墟为商代的“中国”。《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意思是说：文王感叹，商纣王啊，你在商朝国中咆哮作恶，招来怨恨，反而以为是美德。诗的下文接着指责商纣王一意孤行，引起了城内国人的愤怒（“内奰于中国”）。结果，连参盟的大小亲近诸侯都纷纷叛离（“小大近丧”）。

“中国”观念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中原华夏诸国与边缘各部族侯国的关系。《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很显然，这里的“中国”与秦楚各诸侯国、“四夷”各少数部族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是指中原华夏诸国，即“一体”；而“四夷”是受“中国”统一管理的参盟各诸侯国以及受影响的周边各少数部族，是为“多元”。在先秦观念里，“中国”所在的华夏诸侯国，是礼仪文明之邦，而四周夷狄则是野蛮落后之部族，所以在政治文化策略上有所区别，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三）“多元一体”与“天下观”

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多元一体”格局背景下先是形成了血缘政治内部垂直上下关系的“家国”观，继而形成了血缘政治关系外部横向主次关系的“中国”观，最后发展出了地缘政治基础上的具有宇宙胸怀的“天下”观。“天下”观是中华文明在政治理念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认为，希腊的“城邦”观建构了“国家政治”的概念，而中国的“天下”观建构了“世界政治”的概念。

“天下”观的实质是希望超越血缘、部族、地缘、国家的界限，进而去理解世界，把整个国际作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管子·牧民》：“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老子《道德经》第54章：“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管子》与《老子》的天下观，充分说明必须超越血缘（家）、部族（乡）、地缘（国）的视野，以世界的尺度去理解世界，去定义政治秩序，去确认政治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所以先秦又有“王者无外”的广阔胸怀。《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意思是说，“天下”是无所不包的世界，其中不存在国内与国外的区别。如果周王朝的官员到其他侯国去谋职或避难，不能认为是出奔，因为所有地方都属于天下。孔子还为这个“天下”建构了一个“大同”理想世界。《礼记·礼运》：

《论语·颜渊》篇还因此总结“天下”的“大同”世界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一个富有深情的、人所共享的、互信互助的、高度安全的世界。这个“天下”观在先秦时期被系统地建构出来，充分展现了中国先民的智慧与情怀。荀子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拥有天下者的最高标准。《荀子·正论》：

    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拥有天下，而“圣人”的境界应该是“至强”“至辨”“至明”。两千年前的“圣人”所具有的这种宏伟气魄、辩证思想、广阔胸怀，正是我们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气象。

先秦“天下”观由多种因素促成。农牧生产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并行发展是“天下”观广阔胸怀的远古文化背景；而农牧生产背景下的日月运行“天道”观而“人道”观是“天下”观形成的又一背景。《周易·系辞上》：“法象莫大乎天地，变化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礼记·礼器》：“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古人从太阳循环、普照大地、滋润万物、不偏不倚等“天道”中，引申出“人道”的光明耿介、公平正直、诚信友善、赏善惩恶等原则，进而引申出“中”“忠”“道”“德”“正”“诚”“善”“和”等等哲学概念，以建构“天下”“大同”的礼仪世界。总之，由天道而人道所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先秦“天下”观的一种最高境界，这种境界自然已超越了血缘、地缘、部族等等的局限，因而具有了广阔的世界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中华文明长期的血缘管理传统，又使得“天下”观建立在“修身、齐家、治国”的基础上，而“修”“齐”“治”自然是政治礼仪。《礼记·大学》：

这些自然是由“天道”而“人道”。然而，接着又提出了由“人道”而“天道”的更高境界：

《大学》认为，这就是“知本，此为治之至也”。这样，就最后落实到了《礼运》中孔子所提出的“天下”之“大同”世界所具有的人伦道德内涵。《大学》说：“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先秦的“天下”观实际上是“多元一体”格局的最高境界。因为在“天下”观里，“多元”已完全融解到“一体”中去了，而“一体”又包容了所有的“多元”。先秦“天下”观使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展现出了最大的包容和张力，对秦汉以后的“多元一统”乃至“华夷一统”为特征的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卷86《刺客列传》：“尽天下之地，成海内之王”。《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史记》卷118《淮南衡山列传》：“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汉书》卷21《律历志上》：“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

在“多元一体”基础上建立的“天下”观，是以天道为准则、以血缘为内涵的一整套情理合一的最高境界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到了秦汉以后又不断完善。如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同时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建构出一个综合性的新儒学思想。汉武帝又使这一综合的儒学思想获得政治合法性、制度保障性。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又通过正史的角度导引社会民众，从而深刻影响了汉魏以后的历史文化。魏晋以后，部族之间的较量都是为了争“天下”一统的地位，践行这套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礼仪文明制度成为东亚古典文明共同追求的目标。“五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

在“多元一体”的“天下”观影响下，“华夷之辨”在秦汉以后的中国文明发展史上逐步弱化。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十四）大唐盛世的出现，与唐太宗在朝廷上下打破华夷界限、启用各族精英有关。明代朱元璋统一天下后，“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清代康熙帝拜孔子，编《康熙字典》；雍正帝用汉人，行汉法；乾隆帝编《四库全书》，积极推行汉文化，“华夷之辨”再度削减。

如果说“多元一体”背景下的“中国”观还有华夷之辨的局限，那么“多元一体”背景下的“天下”观已彻底超越了种族的观念。除上举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北方各族融合无间的典型事例外，西传佛教、穆斯林与儒家、道教融合又是“天下”观体现在文化上的典型事例。《清真指南自序》谓：“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这种对天地人伦的理解，深受儒家、道家哲学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打破了“多元”族群壁垒的“天下”精神是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精神为底色，“一部中华民族史，是一部天下精神超越族姓自限的历史”。

（四）“多元一体”与中华文明形态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特性作了五个方面的概括总结：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其中的前三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的自身发展而言，后两个突出性，是就中华文明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而言。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正全面贯穿了这五个突出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家国观”“中国观”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多元一体”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天下观”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和平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只有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基础上形成的“天下观”，才能做到“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主体性价值与全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代中国年轻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了解自己的祖先；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华民族，了解中华文明；最终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原载:《学术研究》 2023年第6期

转载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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