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艳波：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关键词：共产党人“心学”；守护初心；践行初心；阳明心学；知行合一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党人的“心学”概念：“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产党人“心学”概念，正是这样一个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视域才能深入理解其丰富内涵、把握其深厚意蕴的概念。从所提出的语境来看，共产党人“心学”话语中的“心学”概念，是对中国传统心学概念的转引和借用，在这里的基本内涵是指共产党人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换言之，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用共产党人“心学”来转指之前的党性修养，不仅是一个语言指称的转换，更是赋予了党性修养新的时代内涵和理论向度，值得我们深切体会和理解。

    “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华传统各家均注重内心的修炼，如儒家讲诚意正心，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修心养性。王阳明集儒、释、道“心学”于大成。相比于前人的“心学”思想，阳明心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学界普遍认识到阳明心学对于理解和阐发共产党人“心学”的意义和作用，并作出了初步探讨。如牛安生认为，共产党人“心学”的构建应该借鉴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传统，以“提高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袁吉富明确了王阳明“圣人分两说”对中国共产党人“心学”具有借鉴意义；吴光、张宏敏强调王阳明“‘为天地立心’的‘初心’，与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确有异曲同工之妙”，王阳明的“初心”思想可以为共产党人“心学”的建构提供养料。然而，既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来谈共产党人“心学”对阳明心学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但是关于共产党人“心学”如何对阳明心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还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本文就这方面作一些探讨，聚焦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我们认为，共产党人“心学”将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理论的精髓与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精华贯通并结合起来，从“知行本体”“意念发动”“行为知成”三个方面实现了对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从“知行本体”到“知行合一”“不做两面人”

   王阳明认为：从本体的角度看，知行就是合一的。知行合一并不是凿空杜撰出来的，“知行本体原是如此”。“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本体”“体段”是指本来、本然的状态，“知行本体”“知行体段”就是说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知行是一，而不是二。王阳明用“好好色”“恶恶臭”“知痛、知寒、知饥”等为例来论证知行本体合一的观点：“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到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对王阳明来说，“见好色”而“知好色”、“闻恶臭”又“知恶臭”是即感即知；“知好色”而“好好色”、“知恶臭”而“恶恶臭”是即知即行，故谓“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有知必有行；若有人知而不行，那他就不是“已知”，不是“真知”，仍然是“未知”；一个真正健全的人，其内在之知觉、感觉等必定是见之于外在之行为的，心对于身具有主宰的功能。所谓“知行本体”，要揭示的正是人的心身一元的生命存在之本然的真实秩序。既然如此，“知行合一”就应该是人的行动不能违背的原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经常违背知行合一的要求，不是这种本然的应有的知行合一、心身一元的理想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王阳明进一步分析道：之所以出现背离人的本然真实状态的知行分离和知而不行现象，原因在于人的真知被自身私欲隔断。“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是因为“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人“心”一旦被物欲横流的外在世界干扰，滋生出私欲，将与其本然的知行本体、心身一元的真实状态渐行渐远。王阳明深刻洞察到，被私欲干扰，隔断心体之本然秩序是人在现实中做不到“知行合一”的根本原因。

明代“心学”家：王阳明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知行本体与心身一元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它不仅为人们在实际践履中实现知行合一提供了形而上的根基，同时它还是我们生命实践应该达到的应然目标。在王阳明看来，“人的生命存在原本是‘知行合一’的，只要人们在‘感知’之际，不以任何私意、私心、私欲去‘隔断’心体自身的本然秩序，知行的本原性同一就会作为生命存在的真实状态而得到体现”，生存的价值依此得以构建。换言之，“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的语境之中，“实质上是关于人作为生命存在之整体的完整性、统一性与一元性在经验世界中得以实现的根本原理，是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与价值之自我证明与实现的唯一有效的经验方式”。王阳明要求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应该去呈现、契合知行本体与心身一元的本然秩序，这样我们的生命存在才能获得意义与价值。反之，如果人在现实生活中，有私欲的介入导致心体自身之“知”的真实表达被阻隔，这也就是破坏了作为人的完整生命体现的心身统一的本然秩序，势必造成人的心身的二重分裂，根本上人也就丧失了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知行分离反映的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直接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阳明正是看到了他所生活的晚明时代的“礼崩乐坏”，人们的欲望被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所解放，普遍处于一个心身分裂的价值失落状况，急需提出新的思想来安顿分裂中的个体生命并赋予其意义，才提出了知行本体并强调知行合一。
    王阳明主张“知行本体”，旨在将“知行合一”建立于人的生命存在的本原性基础之上，由此，心身分裂、知行脱节就丧失了人生存的根本价值意义。共产党人“心学”借鉴、转化和发展了阳明心学知行本体的思想，提出“知行本体”“心身一元”“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也是共产党人的生命存在得以建构的本然状态，一旦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知而不行”“知行分裂”，这实质上就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所在。因此，共产党人讲党性就应该知行合一。同时，共产党人“心学”还鞭笞了党内存在的“两面人”。

    具体来说，共产党人“心学”一方面主张共产党人讲党性时应该知行合一。“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在这里，“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意味着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可能只在心里树立理想信念，而必须是把理想信念落实到行动中。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或者具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心中具有理想信念，同时在行动中践行这种理想信念。具体来说，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坚持“道不变、志不改”，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知”的含义；践行理想信念就是“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就是“行”的要求。“知行合一”的具体表现就是至死不渝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知行合一”是共产党人之党性的必然要求。正如王阳明希望通过知行合一，使人达到心身一元，真正建构起人的完整的德性存在（生命意义）一样，共产党人“心学”也强调，只有党性的知行合一，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员。

    另外一个方面，共产党人“心学”对党内存在的“知而不行”“知行分裂”的“两面人”进行了鞭挞。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党员因背离了理想信念，说一套做一套，成为了“两面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了“两面人”的各种表现：修身不是真正的修、信仰不是真诚的信，极其善于伪装，特别擅长表演及作秀，在各种公开场合要求所属党员干部们务必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却在背地里“敬鬼神”“笃信风水”“迷信大师”；在口头上坚决表态自己是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但背地里却对涉及贪腐问题的领导干部既不追问，也不向上级报告；张口闭口都在说“廉洁清正”，但私底下却疯狂敛财，毫无畏惧之心。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两面人”在其性质上就属于“表里不一”“欺上瞒下”，在其行为上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显然，这些“两面人”党员干部，并非不知道党的理想信念，并非不知道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是他们却将党员的理想信念、党性原则等抛之脑后，在公开场合冠冕堂皇的言辞凿凿，行动上却违背理想信念、违背党纪国法。我们可以看到：“两面人”的本质特点在于“知行分裂”“知行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党内的“两面人”之所以“知行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两面人”的“知”是假知而非真知。南宋时期的朱熹就认为“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知”才能产生“行”；而如果不能产生“行”，究其原因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知”。王阳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在王阳明看来，知和行密切相连、不能分开。不去实践行动就不能称为“真知”，而是“未知”；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做到“行”，只能说明自己“不知”还未达到“真知”。同样的道理，假如一个共产党员宣称自己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体现出任何的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为，甚至在实践中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他就是“两面人”，他的所谓“理想信念”就是“假知”而非“真知”，他的理想信念也是假的理想信念。因此，“两面人”实际上不是真正树立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是真知，而是根本没有或者已经丧失了理想信念，其实质是不知、未知、假知。再进一步，“两面人”之所以不知、未知、假知，说到底是由于“个人私欲”作祟，可能是为人情所困，也可能是为利益所诱惑，抑或是担心结怨树敌引火烧身而选择了明哲保身，无论哪一种情形，本质上都是个人欲望遮蔽或阻隔了理想信念的“本心”，才会导致他们完全背离“行”的层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很大。”因为如果党内“两面人”的数目多，将会恶化党的政治生态，削弱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得党面临失败的风险。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决不能做“两面人”，同时一定要清除党内的“两面人”。在党的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严肃地指出，要坚决反对那些喜欢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言论和行为。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提出要求：“坚决清除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两面派。”2019年2月，在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中则进一步再次强调，决不容许党员对党中央搞“伪忠诚”，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全党上下要态度鲜明地将“两面人”永远隔离在党的大门外。这也就是告诉广大的党员干部，“两面人”心身二元分裂，根本不符合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知行合一”特征。共产党人要以“两面人”为戒，坚持党性的知行合一，做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二、从“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到“共产党人要修心”

    按照王阳明知行一体的学说来看，“一念发动”就意味着意识的开始，也是行动的开始。知行一体作为心的本体结构而言，是无善无恶的，善恶只是心之本体运作于其中的意念的性质，而不是心本身的性质。心的知行合一结构是使得意念得以产生和实现的前提，我们可以有诸多不同的意念，但这些不同的意念都具有同一个心的结构，即知行一体的结构。因此，在王阳明看来，尽管心之本体无善无恶，但是人有“习心”、私欲，心之本体受蔽，所以意之动是有善有恶的。“声色货利外诱”、七情的执着等欲望，致使人在意念发动之际可能产生恶。如果这个恶念不被禁止的话，将会从内在之行最终转变为外在之行。王阳明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身体活动的恶是源于意念活动之际所产生的恶。

王阳明“四句教” 图片来源：大山谷图库

    如何才能隔断内在之行即意念之恶最终转化为外在之行即身体活动之恶呢？王阳明认为人须在发心动念时正心以自我省察。正心必须在意念产生的那一个时刻去进行。“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所以，“正心”这一功夫的实施应该在意念产生之际。同样，“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这样，意所产生处无不诚，其本体如何会不诚？相反，如果知道善，却不遵从良知去做，知道不善却不遵从良知不去做，将会导致良知被遮蔽。只有“当知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胸中，便是没有私欲隔断，自见‘知行合一’的心体了”。因为意念有可能包含人的私欲杂念，所以有必要提倡自我省察，就是在恶念方萌未萌之际，依据良知本体，下诚意正心的自省功夫，彻底克倒恶念，从而保证实践活动从意念动机初始到实践完成全过程的正确。正如杨国荣所说：王阳明以念为行，旨在根绝观念层面的不良动机，强化了净化内在人格（拒不善之念）在成圣过程中的重要性。

    由于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知行为二，意念的善恶并不必然导致善恶的行动，因此，当时的社会普遍“不禁止恶念”：对于有一不善之念发动的情况，往往会因为这一念头尚未付诸实践而不去禁止。王阳明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如果人心中萌动了一个小小的恶念时，因为没有具体去实施行为而不被禁止的话，这相当于在人的心里播种下了一颗恶的种子。长此以往，积小成大，这颗恶的种子便会在思想行为、社会实践方面生出巨大的毒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于让人深刻理解“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人们心中一旦有不善的念头发动，就必须立即克服之，正如王阳明的自白所言：“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王阳明强调“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其根本要旨在于告诫人们道德功夫要从心这一源头上开始做，即要通过在意念萌动之际甄别善恶、自我省察，最终在观念层面根绝不良动机。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共产党人“心学”借鉴和转化了这一思想，提出党性修养要从根本上抓，要让共产党人修心，从行为发起的初始处即念头萌动的地方杜绝贪念、恶念，使共产党人树立并坚定理想信念。

    针对因理想信念动摇而产生的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败要标本兼治，要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个方面一体进行。2018年，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我们党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2022年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反腐败的斗争，要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腐败、因制度而“不能”腐败、因觉悟而“不想”腐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三不腐”的理念，是从组织外在加压到个体内在自觉的一体发力，不敢腐、不能腐属于他律，重点在于法制法规的高压震慑和监督约束，主要是治标；不想腐属于自律，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自我改造、自我追求，侧重于理想信念、党纪党规的入心入脑，是治本。作为治本之策，“不想腐”要求在观念上和在思想深处就要杜绝腐败滋生的可能，破除腐败意识产生的土壤，在思想的起心动念处就消除腐败的念头，让腐败的观念、思想和意识彻底与共产党人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和价值追求断绝。我们用什么来杜绝腐败恶念的产生呢？靠的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本然的良知，之所以会有腐败，正是理想信念（良知）受到了私欲的阻隔和熏染。因此，用理想信念来消除各种萌生在意识中腐败的动机与恶念，就是共产党人“正心”的功夫。“正心”一方面是拔除恶念，另一方面更是让理想信念在心中深深地扎根，成为共产党人自觉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阳明心学的诸多说法来强调共产党人要用理想信念来“正心”的重要性：“要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共产党人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从小事小节上守起”，“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对照初心，守住内心本质上就是要修心，用王阳明“意念发动处即是行”的态度来修炼共产党人的党性。

    这也就告诉了广大共产党人，要重视“意念”在修身当中的重要性，要像王阳明一样，意识到“念”之发动已是行。作为共产党人，一旦“贪念”“私欲”动，就已经是达到“行”的初始处了，必须想方设法遏制、克制，实现从行为动机之处阻断贪污腐败行为的进行。共产党人要时时刻刻警惕形形色色的“恶念”“贪念”，如“官”念、“权”念、“钱”念，要慎思明辨，在“一念发动处”下足功夫，在私欲刚刚萌发时予以阻止克制，共产党人才能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固本培元，不断增强自身对于贪污腐败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三、从“行是知之成”到“自觉践行初心”

    依据以上的论述，心之本体决定了知行必定相伴相随，为了行动的不走偏、不出轨，就必须要求所发意念纯正无邪，修炼心学首先就要做到意念纯正，而意念的纯正还要经过行动的施行来磨练和修正。因而，知的完成须要在行中才能实现。但并不是说，行机械地反映知，而是说只有经过行的施行、磨练，知才能圆满自足。如果说知和行本体上的合一是一种逻辑上的合一，那么它们在实践中的合一就是一种在过程中（时间中）的合一。从过程的合一来看，知和行的合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中“知”“行”二者不相分离。“知是行的主意。”在主体的行动中，“知”是观念指导、统帅、主体行动的一种内在动力，只有在“知”的指导之下，行动才得以展开。同时，“行是知的功夫”，“知”在王阳明这里可以被认为是人的良知的本然形态，而“行”是对本然良知的实际践履，对于人的德行而言，必须将本然的良知通过实践功夫转化为明觉形态的良知，才算真正实现了对良知的“知”。易言之，“行”是实现和践行真知（“致知”）的内在环节，是我们涵养品德，化德性为德行的功夫。总之，“行不能无主意，故行不离知；知不能无手段，故知不离行”。二是“知”“行”同时共在，二者作为一种过程性来获得充分的呈现。“知是行之始”，行为的发生及如何发生是“知”主导的，行为的全部过程实际上就是“知”的体现过程，“知”是行为的开端。“行是知之成”，通过行为，“知”才得以在现实中呈现出来，行动是“知的功夫”，是“知”得以实现的方式。因此，“知”“行”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相互确证的。这就是王阳明“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的内涵。此外，王阳明还强调:“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这就意味着，人在实践过程中的学、问、思等“知”的环节达到真切笃实的程度就是“著实去做这件事”，就是“行”了；而当人在实践的时候，必然会进行的思考、分析、辨别等内在的意识活动，当这种活动达到明觉精察的程度，这种“行”也就同时是“知”了。知与行是统一在我们的实践过程中的，不“知”而行就是“冥行”，“知”而不行就是“妄想”。

    王阳明提倡知与行统一于人们的实践过程的观点，其基本主旨在于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行是知之成”。这是与前人相较，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知”与“行”一体两面，“知”是“行”的根据和理由，“行”是“知”的存在方式。如果将“知”与“行”分离开来，不仅会造成理论上的困难，还会造成实践上的错误，特别是忽视“行”对于“知”的意义，更是使得“知”不能成为真知，“行”最终不能成为“行”的功夫。在王阳明看来，“知行分作两截”导致时人终身不行、终身不知。比如，在知行问题上，徐爱曾认为：古人说“知”和“行”是两件事，是要人们分辨并明白“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才能落实所做的功夫。王阳明批评徐爱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失却了古人的宗旨。他认为，古人针对世间两种人的错误倾向而提出“知行是两件事”的言论：一种是随性而为、从来不思维省察的“冥行妄作”；另外一种则是凭空想象、悬空思索地从不“躬行”。事实上，在王阳明看来，“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认为一定要先知后行，才导致了“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王阳明清醒地认识到，知行二分、知先行后之说在社会上普遍流行，造成事实上人们知而不行，已成时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说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对治“知行二分”“知先行后”观念之下的“终身不行”的社会病症，实际上更加强调行为实践的重要性。“吾契但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只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王阳明认为，“行是知之成”，世人只是一味从言语、文字意思上去揣测“知”，却从不亲身实践，这样的知非真知，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才能真正把握知行合一。

    另外，对知行合一的实践性强调，也可以从王阳明对朱熹以“格物”为“穷理”的批评中看出来。朱熹对“格物”的理解与他对《大学》“八条目”的解读密切相关。朱熹认为《大学》“旧本”有错误，于是对其重新整理和编排，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一个不可躐等的通向圣人之道的必要过程。其中，“格物致知”是通向圣人之道的必要初始阶段，由此切入，只要经过不躐等的努力，自然最后上达于“平天下”的境地。王阳明则认为《大学》“旧本”无任何错误。“《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穷理”应该是兼收并蓄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一说到“穷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都包含在其中；一说到“格物”，就一定同时包括了致知、诚意、正心，这样的功夫才严密完备。朱熹只把一个“格物”说成是“穷理”，就只把“穷理”当作“知”，而完全忽略了“行”。在朱熹看来，不可躐等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王阳明眼里皆是没有“等”的区别而可以浑然统一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王阳明认为“格物”实际上具有知行合一的实践性，朱熹以“格物”为“穷理”，忽略了“格物”本身所应具有的实践性。

明代印刷本《大学》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与行是一体两面，互为存在和确证的根据，脱离行而言的知无所谓真知，抛开知而言的行只能是妄行。“行是知之成”，这就意味着，对于真正的知而言，只有在行这里才算完成，真知是一定要体现为行动的，不最终转化为行动的知绝非真知。换言之，具有真知的人，必然会有相应行为的自觉与坚毅。如果说，党内的“两面人”是知而不想行、知而不愿行的阳奉阴违而丧失了党性的话，那么“不担当”“不作为”的党员则是知而不能行、知而不敢行的知行脱节而导致的党性虚空。共产党人“心学”转化和发展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行是知之成”的主张，提出对于一个真正具有党性的共产党员而言，必然会在行为中坚定的践行党性，必然会在面临困难和考验的时候表现出勇毅和担当，强调了共产党员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敢担当、敢作为。

    事实上，王阳明主张的行动是获得真知和体现真知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上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最鲜明的本质特征。这就表明并要求，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不能仅止于知，还必须实践于行，通过行动来表现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讲坚定理想信念，讲牢记初心使命，绝对不能止于思想观念和口号，而要落实在具体的实践行动上。他指出，共产党人要把理想信念既“内化于心”又“外化于行”，要知行合一，切忌空谈理想，切忌知行脱节，不管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大将赵括习惯于“纸上谈兵”，还是两晋时期的学士王衍擅长于“虚谈废务”，这些发生在历史上的深刻教训，值得广大党员引以为戒。“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共产党人要“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力量”。“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

    然而，现实是党内存在不少不敢担当、不敢作为的党员干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画像”道：部分党员干部不愿担当作为、不敢担当负责，甚至不知道怎么担当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大有人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有的唱功好注重宣称，但是实际工作做得不好；工作落实在口号上和会议中，决心停留在嘴巴上，却在行动上看不见真情实况。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都要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可见，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行为的实质，都是知而不行，都是没有真正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他引用两晋学士王衍的例子来告诫全党，指出不担当、不作为的危害。西晋末年，羯族首领石勒起兵进犯洛阳，王衍作为太尉随军前去讨伐，结果因为王衍本人舌辩滔滔但不务实怕担当而导致兵败。王衍的例子启示我们，有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党员终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看似很有党性，但是一遇到困难就退缩，见到障碍就回头，这样的党性就是虚空的、是缥渺的、是经不起检验的。如果党内充斥着大量的不担当、不作为的党员干部，那必将贻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共产党人“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共产党人要知行合一，践行初心，必须勇于担当，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担当作为”，指出“能否敢于负责、敢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了“行是知之成”，在实践中的勇于担当与作为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党性体现，不敢担当，没有作为，就没有真正的党性。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是我们党的立党之基。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对全体党员的党性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共产党人“心学”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性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修养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更有机地植根于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沃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性教育理论方面的重要成果。共产党人“心学”立足新的历史实践和方位，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为方便微信阅读，注释及参考从略）

刊载信息

    陈艳波，丁玲.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22-30.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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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来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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