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象基于艺术表达的文化逻辑
作者：肖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中国形象的全新表述，关系到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新要求，也关系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路径。我们需要充分理解中华文化精神，深入研究，全面阐释，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而努力。中国形象基于艺术表达的文化传播，有着深厚坚实的文化逻辑。总体而论，中国形象的艺术塑造要基于三大文化逻辑。
价值逻辑。中华文明是顺应自然、遵德重义、言出必行、立德树人的可信文明。《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中国人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基本思想理念。笔者认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价值观。以农耕生产为出发点，辅之以商业、手工业、游牧业和渔业等生产方式，重农务本，勤恳劳作，脚踏实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注重事实，探寻规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生产关系价值观。人类生产本质上就是对自然的再生产，基本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文地理条件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廉，浓厚的环境生态意识支撑着农业文明的良性发展，取法自然，遵循自然，悟道自然，崇尚自然与人文的统一。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生产力价值观。注重经验积累而又善于理论提升，强调文化传承而又追求创新发展，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而又勇于打破陈旧观念，关注时代新因素，矢志开拓新领域，不断创造新的生产力。
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革命文化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一起，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价值观有一条基本的线索，那就是无论国家理想、社会理想，还是个人理想，都必须以“可信”为基石，国家有信誉，人民才会追随国家理想；社会重信用，个人才会维护社会道德；个人讲信义，中华民族才有可靠的未来。所以，可信的中国形象，本质上是国家、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共同建构起来的信用体系，代表着中华民族面向世界的庄严承诺和责任担当。
中国朴实真诚的可信形象，源自中华民族的价值逻辑，也符合人类共通的认识逻辑。
伦理逻辑。中华民族以土地和血缘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伦理特质，孝悌友爱，家国情怀，崇仁守礼，贵和尚中，乐天好奇，具有可爱的中国形象。
从血缘出发，形成了中国以“家”为特质的伦理型文化，仁爱、民本、正义、家国、天下、和合、大同等一系列概念的形成，皆与伦理有关。基础伦理是个人与家的关系，孝敬父母，尊兄友弟，“家和万事兴”，天伦之道；社会伦理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兼爱天下，社会和谐，天下大同；国家伦理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家是最小的国，国是最大的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中华民族在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伦理结构。爱国精神成为最根本的政治伦理精神，于是，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追求文明大统、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人生信条。
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所谓伦理中国的根本面貌，作为闻名世界的礼仪之邦，中国的可爱形象充满亲和力，必将赢得世界的认可与赞誉。
历史逻辑。古老中国创造了亚欧大陆的农业文明奇迹，历史悠久，璀璨夺目，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认为，“中华大地内部具有多个地理单元，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形态、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各地的文明化进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元起源、丰富多彩的样态”。古老而年轻的炎黄子孙，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交流融合，勤奋拼搏，团结奋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锤炼了务实、坚韧、乐观、进取的民族性格，开创了可歌可泣、不屈不挠、自信自强的中华文明之路。
中华文明充满生机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紧紧伴随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成为人类文化史上唯一从未中断而延续至今的优秀文明。“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延绵不绝。”因为开放所以志向远大，因为包容所以智慧广博，文明以久，创造至丰，可敬形象自古而然，这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逻辑，也是历史检验过的实践逻辑。
基于价值、伦理和历史的中国形象的生成逻辑，支撑着基于艺术表达的中国形象传播，决定了中国形象“朴实、乐观、博大”的内在品格。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文明形象，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世界是由多样性文化构成的人类整体。不同文化形成的国家，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共同面临着生态、能源、粮食和社会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不同国家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交流，文明互鉴，共同担当起人类命运的未来责任。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美好的艺术化的中国形象，与深邃的中国智慧有机地融于一体，可以更好地担当起大国使命。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礼乐传统的当代转进与发展
作者：席格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猛烈批判礼教以来，很多人对“礼乐”存在着误读甚至是偏见。事实上，“五四”所批判的是“礼教”而不是“礼仪”。当代文化建设要发掘礼乐传统资源，必须重返礼乐生成的历史原境，重识、发掘和弘扬礼乐本意所蕴含的精华。就礼乐传统而言，“精华”所在便是“礼乐精神”。
那么，何为“礼乐精神”？从孔子“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感叹可知，他认为礼乐的传承发展贵在精神而不在形式。由此，礼乐的演进实质上就是“礼乐精神”的传承，在坚守“礼乐精神”的前提下“因时”“革新”，对“礼乐形式”进行“损益”。至于礼乐精神的内容，历代论述虽侧重各有不同，但都指向了“和”，将“和谐”视为礼乐精神的核心。至现代时期，蔡元培、王光祈、朱光潜和宗白华等都强调对礼乐和谐精神的传承，且对礼乐精神的论述在“和谐”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化拓展。如宗白华既深度论述了礼乐和谐精神对传统文学艺术的影响，又发现了“乐教”对中国文化“美丽精神”的滋养，即礼乐的“尚美”精神。基于此，礼乐传统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融入，便主要是围绕和谐、革新、尚美等礼乐精神向当代文化实践的落实展开。这种展开的具体体现便是当代新礼乐的建设与完善。
第一，完善富有现代价值观念的新礼仪。当代礼仪的制度化建设，自新中国成立便已经开始。随着国家政治、社会、文化等制度建设的改革与完善，以国旗国徽国歌制度、国家庆典、国家纪念日、宣誓仪式、军队礼仪和外交礼仪等为代表的相关制度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与传统礼仪相较，当代国家礼仪不仅在形式上与其迥然有别，而且制度建构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荡涤了尊卑、贵贱、上下，而融入了平等、民主、自由等；同时，两者在礼仪艺术品格的追求，即对诚敬、敬畏之心的要求，以及在营造仪式感、庄严感和神圣感等方面又是相通的。与国家礼仪和传统礼仪之间的裂变不同，当代个体的人生礼仪、节庆礼俗、社会礼仪等与传统礼仪之间有着鲜明的连续性。但这些礼仪由于缺乏统一引导、规范，在形式上呈中外杂糅、多元发展。那么，如何在坚守现代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传承传统礼仪、凸显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汲取外来礼仪，完善人生礼仪、节庆礼俗、交往礼仪等的建设，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礼仪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关涉个体行为的雅化和日常生活的美化，关涉敬业、诚信、友善、孝敬等良风良俗的培养，关涉传统礼乐精神在当代礼仪维度的转化与弘扬，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维度。
第二，构建以艺术教育为本位的新乐教。与传统礼乐作为衡量“文明”与否的标准相应，礼乐教化实质上就是诉诸乐教、诗教来提升民众的人文素养和培育公序良俗。当代新乐教建设的宗旨亦然，既重视诗教（文学教育），又注重乐教，并且扩展为广义的“艺术教育”，涵盖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和建筑等，初步综合形成了以艺术为核心的国民教育体系。该教育体系主要诉诸美育、艺术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展开，不仅依托学校，初步开发建构了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教育体系，诸如博物馆、美术馆、群艺馆、文化馆和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平台等，而且推动了社会商业机构对艺术教育的广泛参与。同时，其在教育方式方面，因应时代文化和科技发展成果，以革新传播方式和引入高新技术等方式提升了教育效果。但在传统乐教向当代新乐教转进的过程中，“乐”所理应承载的和谐、尚美、向善等精神出现了流失现象。在当代艺术体系中，娱乐审美功能优先，象征功能、教育功能等被弱化。这就有待于在新乐教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在发挥艺术陶冶情操、美化生活和文化传承功能的同时，融入象征功能、价值教育功能等。
第三，建设“美善相一”的艺术和文化制度。礼与乐的理想关系或许可以借“相须为用”进行概括，即在礼之乐与乐之礼之间形成一种“美善相一”的动态平衡关系。质言之，也就是国家制度与文学艺术之间达成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统一。礼所代表的国家制度，强调文学艺术对“善”的追求、形成外在规约；乐所代表的文学艺术，则注重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国家制度对文学艺术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唐代科举制度与唐代诗歌、书法艺术繁荣发展具有直接关联；宋代画院制度对绘画艺术的直接推动；历代王朝“制礼作乐”对音乐舞蹈艺术发展的推进等。当国家制度放松对文学艺术的制约，任凭其自由发展时，文学艺术很容易陷入放任自流的状态。如当代网络平台、互联网空间在带来文学艺术媒介革新、助推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因追求经济利益、低水平重复创作、迎合受众低级趣味需求等，出现了以低俗、庸俗、媚俗“三俗”为代表的不良社会文化现象。这不仅有待于文学艺术批评的引导与提升，而且需要艺术和文化制度介入规范。需要强调的是，艺术和文化制度建构的目的，并不是要给文学艺术的创作、评价、传播等套上紧箍咒，而是赋予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自由空间，以引导的方式促使其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对此，可以汲取汉唐时期国家艺术和文化制度建设“礼合乐宜”的历史经验，以“美善相一”的统一作为参考。
一言以蔽之，礼乐传统向当代文化实践的转化演进，并由此推动的当代新礼乐建设，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复杂工程。正是基于此，坚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现代价值原则出发，对优秀礼乐精神和礼乐传统资源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方能有力地推进礼乐中国、和谐中国与风雅中国建设。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1-19
一审：王胜军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