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为帮助学生修身养性，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即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四句教条，晚年又把心学的修炼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阳明心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中国人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对阳明心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当前，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已被列入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强调要把阳明心学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要实现这一结合，首先就要从工夫论角度把握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中华优秀文化中富含修身养性的精神资源，儒释道三教都有细致的修炼工夫，本质上都可看作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其问题意识都是在欲望习气面前摇摇欲坠的凡夫，如何通过切实可行的工夫，把自己修炼成君子乃至圣人。心学作为儒学一个分支，最早可追溯到《尚书》里尧舜禹授受的16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心学在宋明因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义理更加完备，代表人物是南宋陆九渊和明朝王阳明，故这一期心学被称作“陆王心学”。若说心学集儒释道修养工夫之大成，那么阳明心学就是心学工夫之集大成。
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是阳明先生1508年的龙场悟道。阳明觉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正好相反。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把《大学》的“格物致知”解释为通过“即物穷理”来获取知识，也即阳明说的“求理于事物”。但向外求理获取知识，如何能达到后面的“诚意正心”呢？很明显，即便知识再多也不能保障一个人是道德的人。故阳明认为，“格物致知”不能像程朱那样用“向外求理”来解释，而要回到“吾性自足”的本心来理解。此即“心即理”的要义，这是心学的首要觉悟。意思是说，追求圣人的办法，不是向外求理的知识进路，而是回归本心的道德进路。由此，阳明找到了修身养性的正确路径，斩钉截铁地说：“圣人之学，心学也。”
龙场悟道后，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聘，主讲贵阳文明书院，始倡“知行合一”。严格来说，“知行合一”讨论的并不是认识论上知识与行为的关系问题，而是工夫论上的命题。既然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圣人与我们同此心同此理，这就是“知行合一”了。这里讲的是知行的本体，知行不是应该合一，而是本来合一。阳明分别从审美、道德、感觉判断上具体说明，知行本来合一就像“好好色、恶恶臭”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可问题在于，若我们都“吾性自足”地拥有和圣人一样的本心，那为何现实中知行却发生了断裂，我们并不是现成的圣人而是凡夫呢？阳明的解释是私欲隔断，是私欲截断了本来合一的知行本体。
如何才能恢复本来合一的知行本体呢？这就是第三个命题——致良知。阳明不是像朱熹那样，用“格物致知”来推出“诚意”，而是从“诚意”来反推“格物致知”。那么，格物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致知就是推致良知。格物致知也就是为善去恶致良知的道德实践工夫。这就是在强调，道德修炼不是脱离实践的认知问题，必须“在事上磨练”才能炉火纯青、拒腐防变。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实际上就是立初心、守初心和行初心的关系，与共产党人的“心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三者具有内在的义理结构：心即理规定了修身养性不是向外求理的知识的学问，而是回归本心的生命的学问；知行合一就是要自信每个人的本心都是本来合一的知行本体，所以出现断裂，只是因为私欲的隔断；致良知就是觉悟到一旦知行本体被私欲隔断，这就不是知识的多寡能解决的问题了，必须采取长期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工夫才能恢复良知的功能，才能抵御一切诱惑挑战。这就是阳明心学的要义。
为帮助学生修身养性，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即提出“立志、勤学、改过、责善”的四句教条，晚年又把心学的修炼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不去抽象地谈论人性的善恶，而是把道德的修炼放到生命的历程中来观照。本来合一的知行本体虽是每个人本质上同具，但在生命历程中必会受到私欲的干扰而断裂，于是现实中就有了善恶相对的现象。恶，并非纯然消极的，某种程度上又充当了真理在每个人身上彰显的必要环节。既有善恶的体验，也就足以证明每个人都有知善知恶的良知。只要我们按照良知发出的信号切实地做为善去恶的工夫，就一定能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达到“不想腐”的境界。这“四句教”是阳明心学精华的精华，既能为现实中的修身养性提供路径，也能帮助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作者单位：贵州省委党校）
来源/《当代贵州》第12期
文/崔树芝 制图/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屠琪
编辑 方年玉 二审 刘跃 三审 吴文仙
转载来源：贵州日报报刊社官方新闻客户端“天眼”新闻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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