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
作者：顾超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文化工作等不同层面，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任务、路线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其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更是我们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两创”的含义作出了清晰的界定。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很显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是一味地因循守旧、复制传统，而是要对传统文化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这也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包含着一个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求我们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要求我们讲清楚其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中华文明历史的了解，何以在文化传承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结合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作深入探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其中的连续性表现为中华文明有着自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发展，而创新性则意味着文明的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为我们理解历史传统之于现代文明建设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和历史意识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那些对文明发展有着深刻思考的先哲，也注意到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并将其作为贯通古今乃至达于未来的关键。
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就曾在与弟子的问答中阐发过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弟子子张请教孔子，可以知道十世以后的情形吗？很显然，这是一个立足于当下而面向未来的提问，是对文明发展趋向的思考。孔子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非但十世可知，百世之后的情形也同样可以知晓。孔子之所以肯定能够把握当下和未来的发展趋向，恰恰是基于对历史传统的认识。孔子引导子张回顾了三代之礼的沿革。殷礼之于夏、周礼之于殷，既有相因的一面，也有损益的一面。因，是因循、继承之义，体现的就是文明的连续性。损、益，是指去除不合时宜的部分，增加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内容，这是文明创新性的体现。孔子对当下乃至未来的把握，正是基于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一百三十篇，记述了上至五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的漫长历史。而司马迁在自道《史记》的创作时特别提出，他所做的这样一种对文明历史的梳理工作，其根本意图就是要通古今之变。通古今之变，意味着司马迁深知他所面对的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是在不断革新的。与此同时，文明的革新之中又始终包含着可以贯通的线索，这就是文明的连续性。司马迁强调对古今之变的贯通，就是基于对历史及其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洞见，把握文明的当下与未来。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并不是两个孤立呈现的特性。在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连续与创新往往是相伴而行、同步发生的。文明的连续与创新共同塑造着文明发展的趋向与轨迹。文明的创新是以文明的连续继承为基础的，而文明的连续又包含在复杂的文明革新之中。因此，要把握文明的当下与未来，就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文明历史中所呈现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这也是孔子“十世可知”、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逻辑。
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揭示文明的内在结构
进一步探究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我们会发现文明的连续与创新揭示着文明所包含的内在结构。
司马迁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对史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但司马迁很清楚，“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只是一种基础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行事层面的内容，察知决定着世事成败兴坏的规则与道理。外在的行事总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成败兴坏之理”则是延续不变的。对规则与道理的把握，才是贯通古今之变的关键。司马迁对自身工作的阐述，实际上为我们揭示出了文明的延续与变革之中所包含的事实层面和道理层面的结构。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区分。中华文明的每个层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对文明不同层面内容的探究，可以有很多观察和梳理的视角或线索。这里仍然借用前引孔子与子张讨论的话题为例。在孔子与子张的对话中，孔子虽然强调三代之礼的因循与损益，但并没有明确讲出三代之间因循了什么、损益了什么。不过，在儒家经典解释的传统中，一般都认为三代因循的是“三纲五常”，损益变化的是“文质三统”。所谓“文质三统”，是指三代的正朔历法以及礼制设计在外在形式上或华美或质朴的追求与特点。这些只是文明外在的事实层面的内容，是在不断变化的。而所谓“三纲五常”，则包含了礼制所规范的夫妇、父子、君臣等伦理关系以及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要求。这些内容涵盖了古代社会最基本的伦理规则。在古人看来，无论人伦生活的外在形式如何变化，这种底层的伦理规则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延续。在变化的形式之中，洞察不变的伦理规则，就能够准确把握文明当下与未来的走向。
古代社会中儒者以“三纲五常”理解文明的连续性、以“文质三统”理解文明的创新性，无疑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随着古代社会的终结，在现代文明的视角下反观这种认识，我们很容易看到，古今之间的变革远不止于“文质三统”的变化，而被认为恒常不变的“三纲五常”也包含着某些不适应现代文明的内容。
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认知不断深化与拓展
时代的发展以及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要求我们在现代文明的建设中，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中华文明及其连续性和创新性。中华文明固然在器物、行事等外在形式上积累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元素，但更重要的是支撑并指引着文明不断发展的根本道理。越是在这样的深刻变革中，我们越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变化，去探究和了解文明所积淀的这些深层规则。但这并不是轻易能够达成的，这一工作面临着显著的困难。文明的深层规则与外在形式，一隐一显，一抽象一具体。从根本上说，文明的外在形式是深层规则的表现；但在文明急剧发展的阶段，二者之间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离与错位。有些传统的外在形式我们仍在沿袭，但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精神内涵；而有些传统的外在形式已经消失或者发生了改变，但其精神内涵却以新的形式仍然产生着某种影响。这无疑是了解中华文明历史及其现状所面临的困难，需要我们在理论的指引下去克服和应对。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一定积淀着对人与生活世界的深刻认知。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为我们揭示了这一点，指出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概括为十个基本观念：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作出了更详细的阐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这些思想内容正是决定着文明运行的深层规则，并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产生内在的影响。
当然，对文明历史与现状的认识，还只是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基于对传统文化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能够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规则，如何能够为其创造出富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外在形式，同样有赖于高超的智慧。外在形式的创造，是一个基于内在规则而为物质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一工作既需要对文明规则有透彻的理解，也需要对极大丰富、快速变化的物质文化元素有充分的把握，并恰当地加以利用和组织。只有经过这一过程，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才能同当代中国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同现实文化相融通，才能在新时代以新的形式和样态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
作者：王海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思想理念，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惠民利民、安民富民，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道德观、价值观、生活观、政治观等观念的重要体现，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这些由习近平总书记凝练总结的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是我们祖先在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儿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和文明自信的源头活水，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为世界多元文明共存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贯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处世之道是一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应付世情、与世人相处交往的态度和方法。在这个方面，中华文明素来主张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倡导以和为贵、邻里和睦，以义当先、互利共赢，以信为准、贵信重义，求同存异、包容互鉴，是一种内敛、防御的文明，彰显着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特性。“中华民族历来秉持‘亲仁善邻’的理念”，是中国人自古就推崇的和合思想。正所谓“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协和万邦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憧憬，是中国人自古就推崇的和平思想。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在中国代代相传，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企求的都是稳定与和平，和平的基因深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的世界观是什么？追求民族统一的“大一统”观念，注重协和万邦、兼济天下和强调亲仁善邻、世界大同的和平发展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强调平等尊重、睦邻友好，天下为公、和合共生，是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也是今日中国一贯的处世之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新时代，镌刻在华夏文明基因里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提倡协调各方，发挥各自优势，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蕴含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之中。新征程上，只要我们继续秉承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坚定中国承诺，坚实中国行动，就一定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鲜明的价值取向：惠民利民、安民富民
价值取向是指社会或群体、个人在自身的多种具体价值取向中，将其中某种取向确定为主导的追求方向的过程。从总体上讲，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拥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说，就是一种以民本政治观念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人的价值，强调以民为本，提出“敬德保民”“重民轻神”“恤民为德”“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民本思想，主张治国须利民、裕民、养民、惠民，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所谓“民，国之基也”“民者，天下之本”“民事不可缓也”。中华文明的这种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之中，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归旨，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起着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惠民利民，即施恩惠于民，使人民得到实惠，让最大多数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古语有云，“充国惠民，安得湮没而不章焉”“处厉民之时而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功，利民也”“王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安民富民，即安定人民，使人民生活富足。古语有云，“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民富则安，贫则危”。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历朝历代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巩固统治秩序明确而深刻的认识，是古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民主价值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情牵人民、心系群众，始终将人民观作为建党和执政的根本宗旨，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贯穿于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人民至上作为根本政治立场，牢固树立群众意识，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办了许多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解决了许多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改革措施落地开花，老百姓收获满满的幸福感。新征程呼唤新担当，新使命激励新作为。我们只要一如既往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把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鲜明价值取向贯穿到实践中去，落实落靠，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就一定能将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永恒的精神气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精神气质是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上体现出来的总体风貌和给外界的整体感觉。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这种精神气质一直涵养着中华文明，凸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特性。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传统典籍《易经》中，就蕴藏着宇宙万物均处于永恒变化之中，人们应该遵循规律、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等观点。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进步的不竭动力。革故鼎新，就是革除旧的，创立新的。正所谓“日新之谓大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与时俱进是指不断进取，永不停滞。中华民族具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精神传统，正所谓“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自强不息的精神本身也蕴含着与时俱进的基本要求。离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就会失去内生动力和前提条件，创新就会陷入被动，中华民族就会缺失精气神。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人民始终以伟大奋斗精神，团结一心、同舟共济，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生活，创造了卓然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同时，以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也在创新引领世界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开拓进取，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大胆探索中继承发展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革故鼎新的勇气、与时俱进的精神、坚韧不拔的定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民族复兴重任，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定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再结硕果。
内在的生存理念：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生存理念是关于如何生存的一种总的观念和根本理论，是为生活提供指导和规范的形上追求，也是一种生活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自身所固有的、蕴含质朴睿智的自然观，倡导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精髓之中世代传承的价值和生生不息的活力，表达着人类共通的情感世界。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境界，道家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道法自然就是指天、地、人法自然，即世界万物都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理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是取法天地、道法自然的，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天人合一”是指人与包括天地在内的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念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个发展历程，强调天人协调，即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本的和合精神。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朴理念，主张自然运行要遵循其规律，人应尊重自然、热爱自然、顺应自然，是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蕴含并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阶段都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积极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经验。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人与自然看作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理念的结合。新征程上，我们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秉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牢固树立并积极践行“两山”理论，将新发展理念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定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大学生奋斗精神培育研究”（20BKS1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佳木斯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佳木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4-23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