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形塑与巩固
作者：任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一个民族在面对古今中外文化关系时所具有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新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近代以来，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经历了从文化自负到文化自卑再到逐渐找回文化自信的心路历程。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中国人的文化心态由此发生了从自卑焦虑到自觉自信的根本转变，中华民族拥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重新挺起了民族的文化脊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命题，并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可见，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文化主体性根植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需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
任何一种文化都离不开既有的历史和传统，割断历史、抛弃传统的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厚植于中国人内心，流淌在中国人血液中，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优秀文化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其彰显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文化主体性首先要求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自觉意识，虽然文化自觉不完全等同于文化主体性，但这种文化自觉却是文化主体性得以确立和巩固的前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我们经历过“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偏执，出现过“文化复古主义”“全盘西化论”的狂热。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提出“古为今用”“辩证取舍”“综合创新”的思路和原则，科学解答了“古”与“今”的历史之问。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坐标中，重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文化自觉，“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根本依托。
中国文化主体性形塑于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需要处理好“东”与“西”的关系。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像孤岛一样与世隔绝。主体作为与客体相对的概念，与客体相辅相成。文化主体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没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对话和交流融合，就难以达成真正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言之，一种民族文化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折射出一个民族对其文化的自觉自信程度，从而反映出文化主体性的成熟度。文化主体性越强，表明文化自觉意识越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就越显得自信。古代中国曾创造了汉唐盛世的大治局面，国力强盛、文化繁荣，中国文化展现出兼收并蓄的强大融摄力。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微、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锋中，开始重新审视本国文化传统，探寻化解“东西体用”之争的文化方案。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中国的仁人先贤穷尽了“东—西”“体—用”的各种可能性，却依然没能跳出二元对立的文化思维给出科学解答。随着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各民族文化也进入普遍交往的时代。民族文化之间的广泛交流交融，要求突破“东西体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有益成分和人类文明创造的优秀成果，并转化为本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能动性、适应性和创造性。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并彰显出突出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文化主体性在兼收并蓄中得以建构和挺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在人类文明格局重构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要正确看待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中国文化主体性生成于守正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魂脉”与“根脉”的关系。
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使得中华文明在时代大潮的变化中不断自我更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守正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文化建设实践中积累总结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守正创新不是固守传统、不思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获得了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使处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几千年的灿烂得以焕发时代荣光；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具有了中国的“民族形式”，日益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由“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坚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新时代，巩固中国文化主体性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处理好“魂脉”和“根脉”的关系。通过创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研究”（23AZD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作者：董键铭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相交织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原理和根本规律，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思想内涵和重大理论成果。事实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的提出，厚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基之上，是时代发展之所需和历史进步之必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深入把握文化对于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诸要素的作用，在继承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因此，立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深入揭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将为我们全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理论精髓，从而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提供重要的理论启迪和思想指引。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性反思，马克思意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思想文化发展归根到底不能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相脱离。从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之所以在近代处于“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与文化主体性危机，从根本上是与当时不发达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直接相关的。因而，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之中，尽管很多仁人志士也看到了捍卫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尚不足以支撑文化主体性的真正凸显。
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的运动发展规律，牢牢掌握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这一基本规律，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生产力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事实上，正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建设文化强国的问题越来越清晰地凸显了出来。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从这一角度出发，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提出文化发展繁荣兴盛的现实需要，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基本要求；物质生产上实现独立自主，必然会进一步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现实要求。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使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确立与巩固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新的文化使命以中国的现实历史发展为基础应运而生，既是时代发展之所需，也是历史进步之必然。
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虽然强调经济基础具有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将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都直接归因于经济因素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唯物主义”。事实上，正是为了反对很多学者错误地强调经济因素具有唯一性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受到经济基础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影响的同时，也会对上层建筑诸要素、对经济基础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历史发展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辩证把握。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在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正是在全面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从文化关乎国本、国运的战略高度深刻把握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和巩固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等一系列重要论述。
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开启了把握文化主体性问题的自为性维度，具有重大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和巩固固然离不开经济发展等物质基础，但文化主体性并不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发地生长出来，文化本身也并不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动地发挥促进社会各领域协调发展的功能，这都有待人们的自为性建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塑造了以资本主体性来宰制文化的基本结构，并通过文化发挥促进资本剥削和积累的作用，进而以文化为载体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剥削和掠夺。这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各领域的协调发展，反而会逐渐使文化成为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桎梏。因此，我们只有确立、巩固和发展文化主体性，造就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才能真正发挥文化所具有的教化众生、统合社会的重要功能，发挥文化所具有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动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进步。
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思想文化传统
历史唯物主义反对经济决定论，在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重要的反作用、强调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同时，重视社会意识形式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指出，哲学等“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在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由前人所流传下来的思想资源和历史传统，“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所以，不能以经济决定论的方式简单地来解读这些特定思想材料的全部内涵，而是应看到社会意识形式有相对独立性，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所积淀下来的特有的思想文化内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强调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继承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形成了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在文化繁荣程度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同时，文化也会基于相对独立性实现自身的更新演替。中华民族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进程中，积淀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和文化内容，形成了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不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稳致远，决不能仅仅重视社会经济因素，同时也要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思想文化传统形成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只有基于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准确把握，我们才能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内在契合性，看到两者彼此结合、互相成就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最终在两者的互相成就中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进一步来说，这也就决定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必须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根本遵循，以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所构筑的独特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结合，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既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充分继承和运用，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发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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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