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作者：刘海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论断彰显了真正的文化自信，指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应有态度，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古今中西之争”是指如何看待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问题，也可以说是如何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如何吸收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回应并破解西方用二分法思维方式研究中国所产生的一系列误解和误判等问题，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破解西方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佛教本土化、“东学西渐”“西学东渐”都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典型表现。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很多记载，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忠恕宽容之道便是其集中体现。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忠恕宽容并不是没有原则的，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在带动他人一起实现理想时达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孔子提出了“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五种品德：“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这些体现包容性的立己达人的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追求和理想相契合，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呼应，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实践中迸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在西方社会中，由柏拉图提出，经由笛卡尔发扬的二元论对西方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沿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制造出了威斯特伐利亚叙事、“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叙事、“民主与威权”叙事等模式。威斯特伐利亚叙事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创造了一种规范国际体系内群体和体系外群体认同的二元论，使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持续至今。随着冷战的结束，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取代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界限，成为危机和流血的爆发点。”对美国例外论的信仰和所谓的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价值观的神圣使命，使美西方国家将自己与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的原则联系在一起，在“民主和平论”基础上又制造出了“民主—威权”叙事。美欧还建立了民主技术联盟，宣称“将政策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之上”。
与这种二分法相对，中国自古以来都坚持“天人合一”“和合共生”“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提倡万物并育、道行不悖，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描述了不同群体之间坚持包容异己、求同存异、和谐共处的境界，而西方宣称在所谓“志同道合”基础上建立盟友关系，则只不过是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实则难掩其中的分歧。“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更是对这种结党营私行为的批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如果只夸大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不同制度间“冲突”的维度，而忽视了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丰富实践，将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极大的破坏。正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具有的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使中国为人类历史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言，中国“始终对外开放，不断地受远近不同国家的影响……但它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或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为广泛的影响。若没有中国，世界就不会成为它今天的这个样子”。
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打破西方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国历史上所强调的“和”，是一种依靠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约束达成的和平状态。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虽然追求“和为贵”，但是“礼”的运用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为政以德”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治世追求，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不是依靠武力使之臣服。《淮南子》记载的“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和《礼记·礼运》中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都是古人所追求的政通人和的理想治理状态。
美国作为“山巅之城”自我赋予的“天定命运”思想，从19世纪晚期为帝国主义辩护，到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拜登的“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存在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使美国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激荡中不断产生战略焦虑，泛化国家安全，将世界割裂为不同阵营，导致地缘经济和贸易不断碎片化。目前，西方盛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国家之间总是相互竞争，从而制造出“大国竞争”叙事。
与此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国共产党一直呼吁“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国家间的合作应该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现了这一理想追求，主张“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推动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发展
破解西方的“冲击—回应”叙事模式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理想、克己修身思想、励志思想、德治思想、法治思想、天下思想和家国情怀，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契合。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美国学者雷迅马认为，现代化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要素，其内容是关于美国这个民族、它的历史发展以及美国变革它周围的“欠发达”世界的能力和责任。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采取了“冲击—回应”叙事，认为19世纪、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破解“落后国家‘不再寄希望于西方强国’的策略能否实现现代化并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一难题作出了解答，为发展中国家摆脱对西方模式的依赖、打破“现代化就是西化、美国化”的认知，从而实现自主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要秉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巩固文化主体性，在自我发展、回应挑战中开新局。我们更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破除西方对中国研究所持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竞争叙事和“冲击—回应”模式，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观察“古今中西之争”，而不是以西方的准绳来衡量中国。就像有学者所说的，“一旦我们把中国从‘欧洲的反面’这个角色解放出来，中国的发展看起来便觉焕然一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作者：张重岗
中华民族以生为本，以和为贵，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胸怀，在价值取向、历史演变、文明观念的不同层面体现出包容性的特质。这一突出特性，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壮大注入了绵延不绝的动力和活力。在价值取向上，中华文化孕育了包纳万象、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深层基因。在历史演变中，经过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长期大融合，中华文明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文明观念方面，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孕育了泱泱大国的胸襟和气度，有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未来的挑战。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文化渊源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包容性的特质，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质：“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是在保有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体系。中华文化认同，则是这一独特的多元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纽带。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具有文化上的根源。《易经》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瑰宝，从哲学层面建构了包容性的理念。生生不息、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理念，贯穿《易经》的始终，成为易学体系的核心价值之一。“天人合一”观念，指的是人与自然、宇宙的和谐统一。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体命运的规律，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奠定了基础。
儒家文化强调以仁爱为本、中庸之道、礼义制度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社会伦理上的依据。儒家的包容性观念，既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也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孔子的“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观念。在孔子看来，只有心怀仁爱，关爱他人，才能构建合理的社会关系。儒家也强调礼义制度的重要性。只有遵循礼义，人们才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和谐共处。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观念，在尊重人的丰富性的同时，也打开了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道家文化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注重内在的和谐，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精神支撑。老子认为，自然之道是世界的基本法则，要宽容待人，以德报怨，通过宽容与谅解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老子又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一个好的治理者应该像水一样，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庄子思想中蕴含的“无待”观念，主张人们应该摒弃执念和成见，达到与万物相融的境界。这些观念使得中华文明在面对其他文明时，能够保持开放、谦逊和尊重的心态。
佛教文化被中华文化吸纳并发展壮大，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增添了新的内涵。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与儒、道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源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体现。在上古先贤及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中华文化发展出了天人合一、厚德载物、和合共生等丰富的理念。它充分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现象，为文化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历史内涵
中华文明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和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虽然充满曲折，但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开明盛世，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统一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国的天下观的体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应该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大一统的观念，不仅表现为政治上的统一，还包括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融合。这一观念促进了汉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在中国文明史上，民族的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春秋战国时期，以华夏族为中心实现了早期民族的融合；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民族的交流融合促成了新的文明盛世；元明清至民国时期，在民族交融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念，形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产生，在文明的起源上始于中原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在史前时期，各民族在黄河、长江流域等地区的迁徙、繁衍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传统。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化为中心，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不断地交往融合。随着夏、商、周王朝的建立，民族交往逐渐呈现出政治化的特点。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争霸战加剧了民族间的交流，促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胡汉民族的交往交融，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现象。这一现象至汉代达到一个高峰。汉朝实行开疆拓土的政策，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融合。通过设置边疆郡县、推行和亲政策等手段，汉朝与北方民族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农业、手工业技术传入北方民族地区，提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胡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使得汉朝文化更加多元丰富，北方民族的乐舞、骑射等在汉朝受到欢迎。
民族的大融合，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在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交往交融的时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通过迁都洛阳、改汉姓、穿汉服等汉化政策，加速了北方各民族的交融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胡汉之间的交往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二者之间相互渗透，共同发展。正是北部民族的强悍血性，为中原文化的转化带来了生机，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的又一个盛世。
元明清至民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行省，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得民族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进一步促进民族交融。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观念，在广泛的民族共识的基础上推动了现代国家的产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交流交融历史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思想、列宁关于民族融合的思想、李大钊关于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关于民族解放的思想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引。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实践，以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为标志，完成了对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超越。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开放品格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交流互鉴的文明观，既是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宝贵经验，也是当下应对全球化挑战、推动文明发展的指导思想。各种文明只有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短，才能共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华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品格和气度形成了自身的文明特质。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文明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将导致冲突和战争。不同于亨廷顿的看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表达了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关系上的态度。中华文明观的深刻意义，在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中华文明的开放体系，是在与其他文明的长期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早在商周时期，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就进行了交流。在汉代，汉文化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并与自身文化相融合。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建立密切的商贸文化联系。西域的物产、艺术和制造工艺传入中原大地，人们欣赏到来自异域的舞蹈、音乐、绘画、杂技，学会毛织品染织、貂皮制作等工艺。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记录了少数民族的乐舞在汉朝宫廷演奏的场景。中原的文化礼俗，则被来访的西域人带回家乡。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东西方文化的双向交流格局。
唐朝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方面达到了一个高峰。对于外来文化，唐朝以泱泱大国的气度，展现了包容的胸襟和气度。在国家政策方面，对周边地区采取了和亲、会盟、朝聘、封授、互市等怀柔策略。在文化方面，唐朝与边疆地区、海外各国密切往来，使之成为当时耀眼的文化明珠。玄奘赴西域取经，鉴真东渡日本，日本遣唐使来访，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形成大唐兼容并包、厚重大气的审美风尚。
宋代以来，中华文明的重心向东南转移。海上贸易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华文明接受阿拉伯地区数学和天文学的影响，科学思维得到了发展。元代时，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北京，编撰《万年历》，建立观象台，制作天文仪器。受此启发，郭守敬进一步创制了简仪。在西方的科学传入中国之后，明朝的徐光启提出了“融西入中”的观念。他翻译的《几何原本》《泰西水法》，为引入现代科学开启了先河。文化汇通的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在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开放性。
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开始主动吸纳其优秀成果，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西学东渐到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到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化的初步转型。在此过程中，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法治等观念进行了积极的引入和借鉴。这些观念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变革，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启示性意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一方面，需要我们在认同中华文化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教育，推动科技创新，完善现代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文明交流，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世界各国的文明交流日益密切，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应深入理解和把握交流互鉴文明观的内涵和意义，以文明汇通天下，实现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互利共赢，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才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尊重和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推动全球和平与繁荣，达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6-14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