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作者：高建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在地要求创造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化。
文化如何才能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这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世纪后期，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华文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遭此境遇，于是西学东渐、变法图强，中国逐渐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一语境中，是否存在一种现代的中国性成为问题的聚焦点。
记得2016年冬天，我在日本访问一个月，住在东京。我问一位熟悉的日本教授：在东京有什么值得看的地方？他问：你想看什么？我说，我看了不少名胜古迹，也看了现代城市的风貌。我还是想看一些日本独特的现代文化地标。他回答说：日本的古代源自中国，日本的现代来自西方，很难找到日本现代文化地标。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见解，也许说得太绝对。但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寻找既是现代的，又保留自身文化特性的地标，的确有一点难。
在中国，中学与西学是分开的。中学指对中国古代的研究，而西学指对西方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如此，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在一些西欧国家，研究古代中国学术的人被称为汉学家，而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则在很长的时间里，主要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并不进入学术圈。比如，直到今天，西方人一提到中国美学，就理解为古代中国的美学，现代中国的美学，在他们心目中是不存在的。
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影响下才出现的。这就是产生很大影响的“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西方提供原动力，非西方文化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相应的变化，进而出现了现代化。在解释中国近代史时，依据这种模式，研究者将一些事件与相应的改革联系起来。这就从现象上描绘了一幅“冲击—反应”的图景。
“冲击—反应”模式影响很大，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一模式忽视了中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所作出反应的主体性。实际上，这存在着一种以“在中国”到“中国的”的发展过程。冲击所产生的反应，是具有主体性的中华文化所作出的反应，这种反应的过程，并不是中国性丧失的过程，恰恰相反，是新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性建立的过程。
当前，我们正在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就有着吸收外来的和古代的因素，在现代学科的划分、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要求的基础上，形成自身主体性的要求。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尤其在一些人文学科中，这种主体性要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美学上，有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发展。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在18世纪的欧洲建立起来，到了20世纪传到中国。20世纪初的美学界，呈现出对西方美学的介绍和翻译，在此基础上，中国美学家通过从中国古代和西方汲取资源，面向自身时代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努力建立既是现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体系。在文论上，也有从“文论在中国”到“中国文论”的发展，在哲学上有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哲学”的发展，其他各门人文学科也是如此。这种发展，指的是现代学科的引入与改造，现代中国学科在吸收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基础上，面向当代实践而逐渐形成的过程。
这种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拿来”，经“实践”，再到“创新”的发展过程。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这一过程是行之有效的，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模式。然而，如果我们从文化主体性角度看，这种模式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中华文化是一个有着自身主体性的生命体，有着内生的动力。这种内生的动力，才是其发生变化和发展的根源。从这种意义上讲，前述模式可以反过来看，即从“创新”，经“实践”，再到“拿来”。
“创新”应该是开端。文化的发展，本质都是发自内在的要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据说这是商代开国君主成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时刻清洗自身，更新自身。只有不断地更新，才能保持文化的活力。在“创新”的内在动力推动下，不断探索，在“实践”中不断前行。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要，从外国和传统中“拿来”各种所需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有着自身的主体性，根据自身创新发展的需要，通过文明互鉴，广泛吸收营养，“拿来”对我们发展有益的各种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世纪的中国，始终处于变革之中。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百余年发展到今天，对待传统的态度，也有着很多的变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曾经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有过一个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与传统文化决裂，这是一种“更新”。此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对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辨识的态度，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又一种“更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社会主义革命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学术上，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研究，并由此出现了众多研究中国美学史、文论史、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著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指出，“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是在全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论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化、美学和文学艺术领域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必将引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热潮，也将对中华文化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化具有整体性，其历史传统与现实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中华文化像生命体成长一样，既会保持传统，又会不断创新，从而从古代走向现代，再走向未来。
对于传统，我们的方针即“古为今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一方针的理解要深化。我们不能仅仅将之看成是“旧瓶装新酒”，即用旧的形式放进新的内容。我们还要努力做到的是用旧瓶装适于现代生活、现代人品位的陈酿。让传统活在当下，为当代人的生活增添趣味和活力。
所有的文化，都具有未来趋向，未来定义现代，也形成历史观。走向未来绝不等于抛弃过去，而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由传统产生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宝库，其中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向未来发展，所要采取的是一种“回到未来”的姿态，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考察其转化的可能性，实现传统的现代转化，建构未来的文化。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是世界上几个重要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满天星斗的中华大地上的上古文明，通过整合，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起起落落，却从未中断过，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积淀，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宝贵财富。中国人民要建设既具有中华特性，又适应现代社会的新的文化、新的文明。
（作者系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
从思想解放的内涵看“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作者：杨洪源
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是社会活力的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要论述，从思想解放的高度深刻揭示出“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使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具备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从学理上讲，对思想解放本身及其内涵的准确认识，是深入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的前提。以构成思想解放的基本要素，即坚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研究新情况并解决新问题，作为出发点来追问“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
从一般意义上说，思想解放意指观念的转化、认识的深化，进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它既体现在观念领域，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思想解放的本质在于实事求是，也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满足思想解放的一般定义的同时，也有其特殊的语境。这种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如邓小平所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思想解放的根本属性即思想性，内在地决定着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是思想解放的前提。作为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亦是如此。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同”，本身即已表明马克思主义在“第二个结合”中的主体地位和指导作用。在这一重大命题中，使用的不是表示同等并列关系的“和”“与”两字，而是表明并列关系中同时存在主次之别的“同”字。之所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作为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中的思想指导作用，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只有坚持它的立场和观点，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才可以确保思想解放的正确方向，更好地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唯有坚持以此为遵循，方可充分挖掘并有效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使之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彼此契合，更好地发挥思想解放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需要同特定的时代和民族国家相结合。历史和实践均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坚持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们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根本所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思想解放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理论成果。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运用这些体系化的重大理论成果，进一步指导思想解放持续走向深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正是有了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指导，“第二个结合”才充分彰显出打开创新空间的重大意义。
思想解放和思想统一是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从延安整风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再到“第二个结合”的正式提出，每一次的思想解放都同思想统一相伴随。新时代新征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就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新的思想坐标上来，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的错误
对马克思主义合理对待和准确运用，特别是避免把它教条化、形式化、经验化、实用化，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作用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的错误构成了思想解放的一个基本要素。当前，一些教条主义倾向和主观偏见，诸如对“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足、对“第二个结合”重大意义的理解不充分、文化上的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的彰显，需要对此进行彻底的清算。
其中，有的观点全然无视“第二个结合”正式提出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基础，认为中国具体实际本身包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在内，由此得出“第二个结合”已经存在于“第一个结合”之中；还有的观点认为“第二个结合”过于抬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等。这些论断虽然承认“两个结合”之间具有内在关联，但只是将两者并列在一起，抹杀了“第二个结合”有别于“第一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应当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诉诸它们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具有的问题意识，来深入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关系，以此呈现“第二个结合”独特的思想解放意义。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把握，实现了由“自在”“自发”到“自为”“自觉”的根本性进步；还是文明观的决定性进阶，打通了中华文明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连续性，使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通起来，形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及其文明形态的全新图景。
更有甚者，一些观点还错误地认为，“第二个结合”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具有此种错误倾向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外部因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核”，是推动中华文明生命更新的根本动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误读。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起，就开始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地契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同一个文化生命体自我更新的不同表现。应当从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的维度，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即实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全面解放。
此外，针对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特别是假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名，妄图恢复传统儒家文化或传统道家文化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儒家化或道家化的荒诞言论，需要弘扬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出发，深入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不断促进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
立足新时代的实际并解决新问题
审视思想解放的内涵中所呈现的基本构成要素，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是前提，批判教条主义和主观偏见的错误是中间环节与必要手段。那么，研究新情况并解决新问题就是结果和最终目的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人们正是通过提出、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来推动时代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只有对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做出总体性的观照，正确地认识、深刻地把握、有效地解决时代问题，明确并完成中心任务，才能更好地彰显作为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将“两个结合”界定为在中华文明深厚历史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这种对时代问题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心任务的明确阐述，将“第二个结合”提升为一种思想解放。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业这个时代问题做出深入分析，需要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需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把中国道路的开辟与发展归结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产物和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积淀的结果，既赋予了中国道路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又厚植了它的文化根基。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全新图景，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赓续中华古老文明、植根中国大地、文明更新产物等特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二个结合”不仅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而且为破解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中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和指导性原则。自近代以降，“古今中西之争”一直困扰着中华民族。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正式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且将它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的高度，使得我们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难题。由此，我们必须坚持“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形成一批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文明成果，不断夯实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使“第二个结合”所具有的思想解放意义得到充分彰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6-17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