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为中华典籍传承指明方向
作者：刘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对于深入传承中华典籍，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把握“第二个结合”传承中华典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之于理论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意义作了深刻阐释，“第一个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第二个结合”是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深入把握“两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对于深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为新时代深入传承中华典籍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的思考，深刻地揭示了中华典籍传承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积极促进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发展，古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已基本摸清，截至2021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270余万部，约3000万册/件。一系列重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顺利实施。
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理论意义的深刻阐释，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新高度。讲话发表一年来，全社会对传承发扬中华典籍文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各类典籍展览、阅读活动深受关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目前，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入藏实物版本3200多万册/件、数字资源约880TB。
发扬典籍所蕴含的思想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造就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连续、创新、统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深入推进中华典籍的传承。
中华典籍是中华古圣先贤的思想宝藏和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深刻体现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连续性。《尚书》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从殷商以来，中华民族创造了浩如烟海的典籍，虽然在历史传承中，遭受水火兵燹多有亡失，但传世至今者，数量仍极为丰富。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古籍总量达5000余万册/件，共计20余万种。古籍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自古以来始终受到高度重视。古代官方藏书，现在可知的始于商代。周代文献的收藏管理更趋制度化。西汉官府藏书空前丰富，还进行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汉代以后官方藏书不断发展，清代达到鼎盛。私人藏书亦历史悠久，名家辈出。古籍的编纂汇集和刊刻发行也不断推进。唐代《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对文献进行分类汇编的类书都产生极大影响，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是古代最大类书，作为典册渊薮、佚书宝库，对文献的汇集保存作出重要贡献。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收录图书3400余种，存目书6700百余种。古籍的刊刻始终受到高度重视。中华典籍经历了数千年传藏、传播，是全世界最为绵长悠久的文化传承。
中华典籍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传承典籍，汲取其精神滋养，对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在许多重要典籍中都有深刻阐发，《礼记·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每个人都与家庭、家族、国家紧密相连。孟子主张推展亲情以实现对天下人的大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强调君子要拥有“民胞物与”的胸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礼记·大学》指出：“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典籍中有丰富阐发。《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为政思想，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孟子提倡“仁政”，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些深刻的思想，记录在文献中，伴随着典籍的传承与研习，化育人心，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古圣先贤的智慧通过典籍代代相传，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深入传承中华典籍，发扬典籍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推进中华典籍新时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深入贯彻学习讲话精神，新时代的典籍传承工作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回应新时代古籍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在古籍工作的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从而深入推进中华典籍在新时代的传承。
新时代古籍工作要深入发展，需要突破人才短缺的瓶颈。新时代古籍工作在古籍修复与保护、数字化、编辑出版、普及传播等方面都面临新挑战，对古籍人才的素质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目前的学科设置，亟须进一步优化古籍相关学科的专业布局，形成更加综合全面的人才培养模式，适应新时代古籍工作的需要。
目前，古籍成果评价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许多古籍工作需要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要为之营造鼓励沉潜、力戒浮躁的研究环境；点校、注释等古籍整理成果的学术价值，需要得到更充分的重视。许多大型的古籍整理项目，需要团队协作。团队参与者的工作，需要有充分认可与评价。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发表渠道也还要多加开拓。各级项目评审、评奖要更充分地关注古籍工作成果。这些问题的改善，可以更好地理顺评价机制，进一步激发古籍工作者的积极性。
中华典籍传承要切实做好推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让古籍“活”起来，不能只关注古籍的原生性保护，还要充分关注新印古籍的传承推广。以整理本和影印本为主要形式的新印古籍大量出版，对古籍传承推广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新印古籍的传播推广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要让公共图书馆成为向社会介绍优秀古籍整理成果的窗口，将古籍保护与整理出版、阅读推广紧密结合起来，让古籍从小众走向大众，积极发扬其当代价值，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滋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中华典籍传承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必将推动新时代中华典籍传承工作不断深入，创造新的辉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
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主体性
作者：李河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基于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什么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面经验”十分清楚，那就是“两个结合”，即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使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些“正面经验”是通过对三种教条主义的批判而获得的：第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于中国实践的教条主义；第二种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解构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的教条主义；第三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反思批判，复古守旧的教条主义。不破除这三种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就无从谈起，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就无从谈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建构就无从谈起。
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教条”是舶来语，英语写作dogma，系指来自某种神圣权威的、不可怀疑的教义、命令或规范。所谓“教条主义”则指盲从权威、唯上唯书、脱离实际、丧失思想主体性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百余年探索和百余年奋斗是从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状态的历史过程，而批判和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构成百余年历史中的一条鲜明线索。
1930年，毛泽东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30余年后为该文加注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文中毛泽东为教条主义画像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此后，在《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重要文献中，毛泽东多次对不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出发，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多种教条主义现象进行辛辣嘲讽和批判，指出它是主观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正是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批判形成和完善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个个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形成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
破除对中华文明的两种教条主义理解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保障。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本本主义”态度的教条主义，过去百余年中，围绕古老的中华文明能否在保持连续性和生命活力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等重大问题，还存在着另外两种教条主义：一种认为现代化与中华文明格格不入，中国现代化只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移植和复制；另一种则认为要保持中华文明自身品格，必须实现全面复古。深入学习领会“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对于认清这两种教条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这段论述从文明发展演化高度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议题，这是“第二个结合”重要论述最具生命活力的理论创新，构成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重要讲话一以贯之的主题。
文明议题的提出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百余年奋斗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这一飞跃表明，历时五千多年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完全可以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旧邦新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而为当代人类贡献一种“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的典范文明。而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从根本上破除了以往围绕文明和现代化问题存在的两种教条主义迷思。针对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中国现代化只能是对西方文明的移植和复制的看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针对那种以复古主义形态存在的教条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的回应与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对“洋教条”和“老教条”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精神的继承者。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描述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
以上三种教条主义虽内涵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如毛泽东所说，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造出了“理论与实际分离”的原则。而对每一种教条主义的破除，就是一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是一次思想解放，那么破除西方化等于现代化和复古主义则是“第二个结合”带来的“又一次思想解放”。
有必要指出，“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并不是两条并行但无关的原理。应该看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就包含着“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的宏大主题。因此，“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破除三种教条主义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确立文化主体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前述三种教条主义都表现出人们在精神上的“懒惰和怯懦”，都意味着文化主体性、思想主体性意识的丧失。这里特别需要提到那种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教条主义理解。中华民族自19世纪起经历了漫长的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痛苦历程，许多仁人志士意识到我们只有“睁开眼睛看世界”“一切向外求取”，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以西为师”渐成风气。这种开放意识的积极后果是将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变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学习的民族”，但它也有消极后果，那就是将中华传统文明看作“旧东西”“死东西”，把中国的现代化看作西方现代化的“译本”。
确实，在很长时间内，我们似乎只愿意充当现代化过程的“译者”，没有勇气充当它的“作者”。在英语中，“author”（作者）与“authority”（权威性）同根——缺乏作者意识，没有勇气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就不能在当今世界获得思想和理论的权威性。同理，那种全盘复古、拒绝向外部世界学习的教条主义，则是将“权威性”等同于“作者性”，它从根本上说也是对当代文化自主性的否定。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时指出，我们“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也要“秉持开放包容”，“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正是基于这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坚定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论断：“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总之，破除三种教条主义是实现“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树立文化自信和确立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理论条件。唯有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才能期之必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6-20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