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智慧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
作者：王新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不断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科学完整的逻辑体系，兼具理论原创性和现实指向性，为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世界历史视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指导，在深刻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资本如何开拓世界历史并进行世界性控制的实质，深刻批判了资本治理的非道德性和脆弱性，主张国际关系应奉行道德与正义、平等与合作等原则。以此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判断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机遇性，立足于相互依存的国际现实，倡导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世界发展趋势和重大时代问题，认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思想渊源。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借助和衷共济、天下大同的传统智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明确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目标动力；从和合共生的文化思想出发，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弘扬正确义利观，认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秉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担当精神，通过提供对外援助等方式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作出国际贡献，充分展示了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守道义的大国形象；遵循“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国与国相处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道德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民主化。
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历史参照。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从新安全观到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传承上述外交传统，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积极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公平正义价值取向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刻理论意蕴。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存在多样性，但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使得各国能够超越个性差异形成全球共识，进而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国际合力。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主张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认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以尊重国家主权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尊严为基础，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保障，为凝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共识提供了价值引领。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协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规范、理念驱动和实践抓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倡导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实践成果，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同，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满足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断深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必须由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和推动，治理成果也必须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中国主张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跨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其所倡导的共建共享、相互尊重、交流互鉴等理念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相契合，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论根基。
联合国多边框架主导与机制议题创新的协同推进
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倡导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机制规则、加强全球治理议题设置，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强劲动力。
以联合国为核心坚定践行多边主义。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承诺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区别于个别国家打造的“小圈子”“集团政治”和“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其内涵不是封闭排他，而是开放包容，强调21世纪的多边主义要守正出新、面向未来，既要坚持多边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也要立足世界格局变化，着眼应对全球性挑战，在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积极推进全球治理机制规则的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通过改革完善现有体制机制和创新发展新的治理机制平台，进而保证治理机制切实反映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政治现实和由此带来的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如进一步推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决定，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等。中国以互联互通、合作共赢为目标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金融机构，既能够为相关国家实现“五大联通”提供融资服务，又能有效弥补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在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
强化全球治理议题设置以凝聚变革共识。围绕当前全球治理的突出问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重要议题，典型代表是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核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在该议题框架下，中国倡导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积极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兼具理论原创性和现实指向性
遵循“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世界发展潮流所向和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科学回答了时代和实践提出的“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权力政治逻辑的超越，打破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张的零和博弈国家关系定式，为深化国际合作、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例如，思考全球治理问题的出发点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主张通过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改善全球治理效果；提出全球治理变革方案的参照点是中国坚决不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指导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变革的着力点是在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基础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高度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
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针对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和日益加剧的全球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和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为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方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号召国际社会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主张通过有效的安全合作来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号召各国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陈智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也是历史前进和时代发展赋予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发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刚健激越，在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精神力量的同时，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筑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自夏商周开始，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形成的天下观框架下，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断互相促进、文化上彼此丰富、血缘上不断融通，在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四海之内天下统一的民族格局。自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在政治与法律上获得了平等的主体地位，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保障下继续承继中华文化大一统传统，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十二个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各民族共同奋斗、投身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
文化是民族凝聚的灵魂所系，是文明延续的主体力量，文化的基本特质决定了文明的基本范式。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与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古典智慧倡导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实现彼此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融合。这种古典的智慧决定了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基本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特质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历史视野克服了西方文明主客对立思维下“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以相互契合、彼此成就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准确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什么”“为什么”“从哪来”“到哪去”的价值追问，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文明结构的平衡有序影响着整个文明有机体的健康运行。在资本逻辑与“主体中心主义”思维的主导下，物质文明被视为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唯一衡量标准，以至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隶属于物质文明。这种文明结构的失衡造成了文明运行的紊乱。因此，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呈现的文明景观中，一方面是物质世界的丰裕，另一方面却是民主法治被金钱腐蚀、人的精神世界匮乏、社会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日益严重。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其中，以新发展理念推动的物质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物质支撑；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制度基础与政治保障；与物质文明高度契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智力支撑与思想保障；现代高质量发展的社会文明通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实践举措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序前进；绿色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持续发展的自然前提。“五个文明”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在动态平衡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面进步。
推动人类文明和谐有序发展
文明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文明内部与外部的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过程中，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范式与话语系统，以独有的包容性与和平性积极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文明和谐有序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彰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长久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鼓吹“文明冲突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划分置换为文明的差异，将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融入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这其中既反映了西方社会资本全球扩张的现实需求，也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于资本主义文明走向衰落的不甘与忧虑。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催生了现代文明，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在汲取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上建立的。虽然从历时性上来看，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共时性视角出发，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文明又将以不同的态势长期共存、相互影响。冷战的历史证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并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健康有序发展。只有放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才能在认识中扬弃，在学习中超越。新时代以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高频互动、深层交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东升西降”的国际形势变化，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汲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以丰富社会主义文明，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依托，用合作取代对抗、共赢取代独占、包容取代排他作为交往原则，处理两种不同制度文明之间的交往，通过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走进人类文明的中心，持之以恒地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要某一种文明能适应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能得到本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就是人类文明结出的璀璨花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以和为贵”“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在同世界各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始终以博大的胸襟包容其他文明，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关注全人类的根本福祉与命运走向，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反对单边主义、提倡多边主义，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现实举措，努力实现世界各民族文明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胸怀天下，命运与共”是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倡导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宽广心胸。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相互尊重、兼收并蓄、共同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价值指向。
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真正的共同体”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交往的前提与必然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命运同心同向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区别于资本主义构筑的“虚幻共同体”，在思维范式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主客二分思维，消解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中心与边缘”等传统刻板的文明格局划分，以文明交流互鉴取代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在现实指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聚焦于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种文明形态的特殊利益，而是关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追求与实现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福祉；在价值追求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作为凌驾于全人类以及一切时代之上的终极价值，而是凝聚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价值共识，反映的是全人类的普遍愿望与共同心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统筹下，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民族、个人均被视为平等的主体，在共商共建共享中实现共生与共荣。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获得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族人民的“共情”，成为中华文明同世界各民族文明交往的“共识”。
从事实上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扭转了长久以来非西方文明因“丧失话语权”而造成的弱势地位，为各文明交往提供了平等发声的平台，打破了资本逻辑在文明交往中的绝对统摄力，为解决文明冲突与矛盾设置了缓冲地带。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以实际行动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让人类文明在新形态中不断开出璀璨花朵。
（作者系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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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