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引领文化变革
作者：意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了专门部署，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一论述既体现了党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凸显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文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启动以来已经走过了二十余年的历程。这一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2003年起的存量改革阶段，以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为主，聚焦于“两手抓”，即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的增量改革阶段，以文化生产力发展进一步拉动改革，更加注重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2年党的二十大后的体系化改革阶段，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国际传播等确立为改革重点。
在当前这一体系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动力。科技创新不仅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深刻地改变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从全媒体传播到数字文化产业，从人工智能创作到虚拟现实体验，科技正在重塑文化产业的生态，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开拓文化发展的新疆界。这种深度融合正推动着文化体制改革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新的活力。
科技赋能驱动文化体制改革新方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新方向，将科技创新置于核心位置。在此指引下，文化体制改革正朝着科技赋能的方向快速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创新趋势。
构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新生态是改革的重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创新机制，促进文化部门与科技部门的深度合作。设立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专项基金可以有力支持文化科技创新项目，激发创新活力。文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将建立起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进一步推动文化科技的融合发展。在此过程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为文化科技创新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为传统文化企业运用新技术改造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文化产业的生态。数字出版、数字音乐、数字艺术等新兴数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展现了文化产业的无限潜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的建设将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利用，为文化发展提供强大的数据支撑。
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完善是提升文化影响力的关键。深化媒体融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现代传播体系的基础。全媒体内容生产体系的建立实现了“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体传播”，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全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和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为媒体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打造了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传播平台，增强了文化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文化市场监管机制的创新适应了科技发展和新业态涌现带来的挑战。新型文化业态和新兴文化业态的准入和监管制度为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显著提高了文化市场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网络文化治理体系的完善建立了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机制，为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贡献了力量。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护、内容审核等方面的应用为文化市场的规范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
这些改革方向通过科技创新驱动文化变革，推动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科技环境和文化需求。保持开放创新的态度，不断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将是文化体制改革持续前进的动力。
创新人才培养助推文化科技发展
文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这一要求凸显了人才在推动文化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作用。面对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新形势，培养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评价机制、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升级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培养复合型文化科技人才是适应新时代文化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型文化业态的涌现，要求人才既要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又要掌握先进的科技知识。高校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设立文化科技交叉学科，开设跨学科课程，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鼓励文化单位与科技企业开展人才交流，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可以促进知识的流动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建立文化科技人才培养基地，开展针对性的培训项目，也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
完善文化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传统的人才评价体系往往难以准确反映文化科技创新人才的价值和贡献。建立符合文化科技创新特点的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创新成果的文化价值和技术含量，将有助于识别和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引入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包括行业专家、市场主体和用户群体，可以提高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定期对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进行评估，有利于保持人才的创新动力。同时，完善与评价结果相匹配的激励机制，包括薪酬、晋升和项目支持等，将进一步激发人才的创新热情。
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升级是培养国际化文化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与传播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鼓励文化机构与国际组织、海外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人才交流项目，可以拓宽文化人才的国际化视野。支持文化人才参与国际文化项目和活动，积累国际运营经验，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有效方式。建立国际文化传播人才库，培养精通外语、了解国际文化市场的专业人才，将为文化“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加强对海外优秀文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可以为我国文化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新思维。
文化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人才评价机制、拓展国际化视野，将为文化科技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只有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掌握先进技术、了解国际市场的复合型人才，才能真正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政策体系完善保障文化改革深化
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离不开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而将这些宏观方针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需要从顶层设计、资金支持、组织保障等多个层面构建完善的政策体系。
完善顶层设计是推动改革的首要任务。制定“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促进法”，为文化科技融合提供法律保障，是构建制度框架的重要一步。出台“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可以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指明路径。将文化科技创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在科技规划和科技项目中增加文化科技相关内容，有助于推动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同时，完善文化产业统计体系，将新型文化业态纳入统计范畴，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也是优化顶层设计的重要环节。
加大财政投入是保障改革落地的关键。设立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基金，重点支持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的文化科技项目，可以为文化科技创新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化科技创新，有助于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资金来源。优化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使用，向文化科技融合项目倾斜，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重点领域发展。建立文化科技创新风险补偿机制，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鼓励更多主体参与文化科技创新。
强化组织保障是确保改革持续推进的重要保证。成立国家级文化科技融合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各部门工作，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保证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打破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条块分割，有利于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政策，形成全国联动局面，可以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推动改革在各地落地生根。建立文化科技融合发展评估监测机制，定期发布发展报告，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不断优化政策措施。
政策保障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动态优化的过程。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政策制定和实施也需要与时俱进。建立政策评估和调整机制，定期对已有政策进行评估和优化，是确保政策持续有效的重要手段。同时，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提高各方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也是政策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
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加大财政投入、强化组织保障等多方面措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保障体系，将为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坚实后盾。这不仅能够确保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也能为改革实践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和制度保障，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坚持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林雅华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思想力量，更是意识形态建设的资源库，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没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没有建立在这一文化主体性基础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个国家不可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思想上的成熟，也无法在国际交流对话中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了重要指导。
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彰显“以我为主”的文化气象。
绵延几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在公元前6000年到前3000年之间，亚欧大陆先后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
作为中华文明的基因库，这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思想体系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刻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品格，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挑战，一次次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以“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态度，以尽可能宽广的视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就突出体现了这一构建特点。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不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更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崭新形态，彰显了“以我为主”的文化格局与气象。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结合新的技术手段以及新的表达形式，为传统文化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让其精神内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融通与共鸣，从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为深层的动力。
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和执政党的性质决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中心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理论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而理论的不断完善也在更深层次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强大的认识论支撑。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对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根据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用渗透西方价值观的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经验，而必须用中国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来讲清楚中国道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正在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了一系列富有学理性和启发性的创新理论。
在经济形式层面，我们不断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辩证地解决了市场资源配置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在政治制度层面，我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力保障了人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发展理念层面，我们着眼全人类的资源困境，在坚守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些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既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机械模仿，也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实践，对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制度成因和道路选择的深刻阐发。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围绕我国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先进性得到了确证，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意味着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真正得到了彰显。在全球化时代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是时代和人民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需要深厚的文化支撑，必然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当前，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既关注中国，也需要了解中国。在这一历史契机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努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一方面，我们要打开学术视野，立足国际学术前沿，持续追踪关注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在对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本质进行深入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深入总结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当代中国核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理念的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在打破学术话语依赖和标准控制的同时，敢于按照中国的叙事，把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原理和逻辑讲清楚；加快构建反映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体现理论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价值体系和美学体系，提升当代中国对外传播的理论解释力和话语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要认真研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善于从普通民众的命运变化与日常生活入手，注意增强对象意识和亲和力，以自信、平和、包容的心态提升对外传播的水平和能力；还要加强政治话语翻译的研究和创新，建立政治话语的创建、翻译、传播三方沟通工作机制，实事求是地向世界介绍“复杂”的中国，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以中国实际为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把中国发展进步的话语权、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文化主体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解释中国和平发展和百年变局的思想之源、理论之源和制度之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反思、提炼、升华中国经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野中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中国制度的比较优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提供思想资源和解决方案。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8-07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