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陈景云
中国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延绵5000多年从未中断、历史悠久、文渊文脉生生不息的文明国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同域外民族开展交往和文化交流；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通古今之变、融中外文明”是现代文明的中国形态的基本特性。
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意义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回望历史，自汉朝把河西走廊纳入版图后，这条长达两千余里的走廊也就成为极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华夏文明滋长的长廊，时时刻刻闪烁着文明交流互鉴的光芒。唐宋之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中西方交往的重心逐渐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往事数千年，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张骞到郑和、从陆路到海洋，这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外交、经贸往来涉及制度、文化、物质、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打破了低水平发展状态，建立起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并不断向世界输出其价值观与模式。中国现代国家转型进程也是从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有效经验开始，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而是开启了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特征的另一种制度安排；中华文明始终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保持着开放性的发展，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过去70多年，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奋起直追，创造了中国速度、取得了非凡成就。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深刻影响到全球化和人类历史进程，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带来了好势头；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时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登上人类历史舞台，这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能够不断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现代化，是弘扬进步与正义双重价值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资本逻辑”现代化的超越，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蕴含“中国之骨”且融合国外文明的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提升中文国际传播效能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胸怀天下，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将为人类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其中基于强大经济基础上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更为重要。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与世界交往中所秉持的平等、包容、共生、中道精神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世界文明朝着平衡、积极、向善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正确指引。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且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跨越时空的中文是中华民族凝聚和团结的根基和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在传承，更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基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目前“中文热”持续升温，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学，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正在学习中文的人超过3000万。中文作为我国国际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中文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能力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融进去”的转变，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而且有利于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共情力，彰显中国的公信力、温润度和责任感，让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推进从语言传播转向文明交流
中文国际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还要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长远需求；既要尊重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差异，也要呈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既要“借船出海”，更要“造船远航”。
一是以中国国际合作理念为指导，坚持合作共赢、尊重互敬、宽容共存和与时俱进原则调整中文国际传播的愿景目标和战略定位，推进从语言传播转向文明交流、从中文教育转向中文应用。首先是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战略布局，确立中文国际传播的“核心圈—边缘圈—外围圈—薄弱圈”；其次是紧扣不同圈层的文化和宗教态势，因地制宜地选择传播模式，实现精准对接对象国的语言政策。
二是强化管理机构、平台及渠道建设，促进从语言竞争转向语言竞合、从中文全球化转向中文本土化。首先，合理选择中文国际传播的管理机构，特别是要减少隶属于政府的机构来直接负责中文国际传播的做法，降低中文国际传播的阻力。其次，加强汉语桥工程、汉学计划、语言合作与文化交流等平台及渠道建设。比如深化汉语桥夏令营、加强中外合作培养博士项目、举办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开展语言助教互换等。
三是积极打造“中文+”复合型人才。中文国际传播要扎根当地就需要大量既具有国家眼光又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对此，需把中文国际传播与不同领域有效结合，加强“中文+职业技能”“中文+国别”“中文+专业”等方面的人才培养。当前以“鲁班工坊”“中文工坊”为代表的“中文+职业技能”教育新模式为海外企业提供大量的人才培训，今后还应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优化职业中文能力标准和课程研发等内容，不断拓展“中文+职业技能”综合发展空间。
四是优化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目前中国媒体机构在海外YouTube、Facebook、X三大社交平台上运营的媒体账号超过了1000个，其中订阅号超百万级的有170多个；同时，中国出海的社交、短视频、微短剧、游戏等数字平台也在不断丰富。中文国际传播首先是在依托这些跨国数字平台的基础上，不断挖掘中国主题和故事，并充分利用5G、VR、人工智能等数字手段，使数字技术与艺术、文化相融合，生产出更多贴近个体特性、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的传播内容。其次是通过更柔和、更富有情感的语言和符号创造出时空一体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引领中文学习者从“乐”出发，在“乐”中学，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和获得感，不断推动中文国际传播从现实空间转向虚拟场景、从线性传播转向社会网络传播、从显性传播转向隐性传播。
久久为功，以真诚之心、坚守之志，在日积月累、润物细无声中不断提升中文国际传播能力；彰显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中国情怀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气派，展现“历史中国、开放中国、发展中国、文明中国和多彩中国”形象，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0VGQ00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建设研究”（BDA24006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文明视野下大一统传统的形成
作者：许可人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列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元素之一。“大一统”语出《公羊传·隐公元年》。据《辞海》解释，“大”是“重视、尊重”之意，“一统”是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它不仅是指国家疆域的完全统一，而且包括国家制度的一体遵行和意识形态的普遍认同。大一统传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更是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核心元素。
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是自然基础。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反对西方学者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同时，也充分肯定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其早期历史的深刻影响。对于这种影响，我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形象地比喻道：“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在中华大地这块独特的地理舞台上，我国先民演绎了一部“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大剧。
独一无二的地理环境是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熔炉”。中华大地是一个幅员辽阔、结构完整、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陆地面积同其容纳民族的能力成正比。在古代，中华大地的疆域比当代中国更为辽阔，为各族先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宽绰的回旋余地。同时，它又是一个复杂多样、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成分的生成和保存。周边的天然屏障构成一条“自然疆界”，外界民族很难进入，内部民族也难以迁出。因此，我国绝大部分民族的流动和迁徙都局限于中华大地之内，我国古代民族关系走上了一条自主调节、向内融合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千年的“搅拌运动”，原本散居各地的众多民族逐渐融合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各具特质的多元统一体。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造就了汉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发源于黄河中下游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汉族很早就创造出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中原地区以其先进的农耕文化、居中的区位优势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在与周边民族的双向互动中，华夏—汉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费孝通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
多元互补的经济结构是根本动因。马克思指出：“在人类文明初期，人们只能因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提供的条件，形成自己的物质生产的类型及方式。”根据这一观点，民族学家林耀华与苏联切博克萨罗夫教授于1961年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这一理论将我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划分为采集渔猎、畜牧、农耕三大类型组，每个大类型组又分为若干类型、亚型。
费孝通指出，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总体看来，我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具有结构完整、多元互补的特点。但就单个民族而言，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却是相对单一的。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各族先民必须冲破自然屏障的阻隔，以己所有，易己所无。而我国多元互补的传统经济结构为各民族互通有无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在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原地区始终发挥着交汇中心和集散枢纽的主导作用。一方面，中原农耕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辐射、扩散，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正如唐诗所云：“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另一方面，原本天各一方甚至素无往来的少数民族都在中原地区得以汇聚与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胡音胡骑与胡妆”“洛阳家家学胡乐”等诗句生动描绘了唐朝胡汉杂居、胡风盛行的历史场景。随着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加深，我国各民族越来越紧密地凝聚成大一统国家，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奇观。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是政治保障。大一统传统是华夏先民在创建国家、不断完善国家体制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大一统观念萌发于从部落联盟向国家演进的五帝时代。随着夏朝的建立，大一统观念已初步形成。禹王划九州、铸九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至武王克殷之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明确。在国家体制上，西周沿用并完善分封制，达到了彰显王权、维系一统、安定天下的政治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分封制分崩离析，但大一统观念却逐步系统化、理论化。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元论宇宙观，为各种大一统学说提供了本体论依据。在实现大一统的途径上，诸子百家则各有侧重，儒法两家更是截然对立。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天下归仁”的思想；其后继者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强调“仁者无敌”，只有“不嗜杀者”才能使天下“定于一”。与之相反，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则从性恶论出发，主张“以法为教”，言行“必轨于法”，赏罚“一断于法”；首倡“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制主张。后来，韩非子人亡法存，其主张被秦始皇付诸实践。
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确立于秦、定型于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标志着大一统主张从理论变为现实。汉承秦制。随着国力的恢复，西汉逐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学说“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的正统地位，形成了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央集权体制成为顺应和强化大一统传统的有力保障。
四海一家的民族心理是精神动力。四海一家的民族心理是中华先民基于对宇宙观、天下观的朴素认知，在漫长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融入自身血脉的一种强大基因。它是联结中华各民族的情感纽带，也是大一统传统形成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民族认同普遍存在于中华各民族之中。
汉族统治者历来强调“华夷一家”，把自己当“父母”，视臣民为“赤子”。唐太宗说过，自己对华夷“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明太祖更有“四海内外，皆吾赤子”之说。他们都把中原诸夏与边疆四夷视为一个血肉相连的有机整体。如，贾谊的“首足观”，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论”，《盐铁论》的“肢体与腹心论”等。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华夷一家”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主次、内外轻重的差别。但是，这只是大一统格局内部的差别。
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也从不自外于中华。元世祖即位后，即依中原历代王朝之定制，建元“中统”，以“见天下一家之义”；后又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以示元朝是“绍百王而纪统”的正统王朝。为了驳斥“华夷之说”，雍正帝亲撰《大义觉迷录》，提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将民族差别淡化为地域差别。此外，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部自称“轩辕之苗裔”，而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部则称其先祖“出自炎帝”。其族源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含其中的四海一家观念。
在四海一家民族心理的驱动下，追求、维护和巩固大一统既是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最高原则，也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上，我国几度出现南北对峙甚至多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但都是“形散而神不散”，不仅国脉不断、民族不散，而且每次都孕育出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新的大一统。当国家安全面临威胁、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之际，各族人民都挺身而出，义不容辞地捍卫大一统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中华民族大一统传统的形成发展是地理环境、经济结构、国家体制和民族心理等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集中体现。
（作者系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古琴西传彰显中华礼乐文明魅力
作者：丁锐中
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古琴艺术文化是中国礼乐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文人志士以琴寄情、以琴言志，以琴养心，留下了很多经典逸事。古琴在当代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魅力不减，生机盎然。明末清初，以古琴为主的传统音乐文化被传入欧洲，逐渐引起西方人对古琴文化的喜爱和研究。近现代更有汉学家痴迷古琴并大力推广古琴文化，足见中华礼乐文明的魅力。
西方社会初识中国古琴文化
古琴对外传播一直彰显着华夏礼乐文明的魅力。7世纪左右，古琴音乐就已传入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盛唐时期，古琴及琴谱等开始传入日本。明末禅僧东皋心越东渡日本传法以后，古琴文化在东瀛得以广泛流传。
明末清初，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碰撞与交流。万历年间，利玛窦在书信中提及古琴，此后还观赏过由古琴等乐器合奏的雅集。康熙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纂成《古乐经传》手稿，后由其孙李清植整理刊刻。该书解诂《古乐经》，并取《大司乐》以下二十官为经，以《乐记》为之记，并附录《乐经》《乐记》。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全文收录了《古乐经传》一书。可见，《古乐经传》的编撰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法国人钱德明在华居留43年之久，在乾隆宫廷教授西乐，仰慕并研习华夏文化，成为著名汉学家，著述《孔子传》《列代名贤传》等。在与儒家知识分子交流的过程中，他深入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因其具有音乐天赋并擅长管弦乐器演奏，萌发研究中国音乐的想法，最终在中国文人支持下选定《古乐经传》，并翻译成法文，向欧洲介绍中国音乐知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编撰《音乐词典》时引用此稿并收录中国乐曲《柳叶金》。《古乐经传》一书中虽未专门介绍古琴等乐器，但“琴瑟”等词语却频繁出现。最为重要的是，以琴为主的乐器所构建的音律和音乐美学被介绍到西方。
后来钱德明撰成《中国古今音乐篇》，系统阐述中国音乐体系，琴瑟等乐器逐渐系统进入西方人音乐欣赏的视野。其内容涉及古琴起源与形制演变，古琴相关的历史、哲学、政治、伦理、人文等以及斫琴之法、古琴图样，与琴律相关的音乐专业知识理论等。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琴所蕴含“上为天，下为地”的哲学理念进行了阐释。钱德明目睹了士人弹奏古琴时常会使得听者对琴及音肃然起敬。他深刻体会到琴不单单是乐器，更是中国士族的文化标配。琴音能够稳定人心，调适感情，然后教化百姓，使其遵纪守法，崇尚礼制，提倡仁义道德，在此基础上又使艺术得以繁荣昌盛。钱德明体悟到了琴音的内在功能，也因此而挖掘到了中国礼乐文明精髓。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才促成钱德明完成这部音乐学名著。《神奇密谱》《太古遗音》等琴学名谱也都被提及。西方人正是从这本书开始认知古琴，进而推崇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
晚清以来，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怀着极大的兴趣并再次远道而来。美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中涉及古琴及清同治年间刊刻的《琴学入门》。英国人李提摩太和夫人出版的《小诗谱》等涉及古琴减字谱，他们还收藏了明代斫制的古琴。此后，更多的西方人在旅行游记中多次提到古琴。近代以来，古琴也被留学生带出国门。他们在欧美求学的同时也在传播古琴文化。又如著名考古学专家李济和凌纯声在欧美求学时，时常操缦，寄托情思。李济曾在美国教授组织的茶话会上演奏古琴。凌纯声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音乐会上身着古装抚琴献曲。
汉学家高罗佩大力推介中国古琴文化
关于西人和古琴的故事，不能不提近代史上荷兰著名汉学家、东方学家、翻译家、外交家高罗佩。他对中国士文化相当痴迷，不仅习琴而且还研琴，并最终完成系统阐述中国琴文化的大作《琴道》。
这部著作是以英文撰写而成的，也是第一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琴文化的学术专著。该书稿于1940 年出版于东京，后来修订再版。全书共七章，分别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琴学研究、曲调意义、象征与关联等角度入手系统阐述中国琴学。《琴道》充分展示了一个西方人对琴学研究的视角。他认为自古以来，琴是官员、诗人、画家及哲人在内的中国士人不可或缺的良伴，而且琴凭借其优雅和极富品位的乐趣逐渐成为士人生活的象征。他也洞察到对于士人来说琴的象征意义超过琴本身的音乐属性。“然众乐琴为之首。古之君子，无间隐显，未尝一日废琴，所以尊生外物养其内也。”高罗佩很敏锐地看到了士人以琴养心的修养情怀。这与他深刻体认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琴道》对中国古琴发展史及琴学理论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深入剖析，堪称音乐研究史上的典范之作。此外，他还翻译了嵇康关于古琴的长赋，1941年以《嵇康及其琴赋》为题发表。
1943年，高罗佩出任荷兰驻华大使馆秘书。初到重庆时，他再次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聘请琴家指导自己弹奏《流水》等乐曲。后来他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织“天风琴社”，专门从事中国琴艺研究。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的助手、生物学家毕铿在高罗佩的引荐下参加了“天风琴社”的活动，从此也迷恋上了古琴，回到剑桥后，毕铿频繁演奏古琴并开办了一系列有关东方音乐的讲座。
传扬古琴经典 促进文明互鉴
瑞典当代汉学家林西莉沉潜琴学几十年，深刻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妙道，出版《古琴》一书。该书于当年获得瑞典最高文学奖——奥古斯特文学奖，由此也在瑞典掀起了一阵古琴热与中国文化热。西方人从古琴的文字性介绍开始认知琴文化到听琴、习琴、斫琴的过程，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古琴艺术文化现已深入西方文化世界，西方人也得以从心灵深处感悟中国文化，敬仰中国礼乐文明。
古琴文化与艺术经典幽古绵长。这些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从西人对中国古琴的接受与欣赏中，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华夏儿女对民族传统经典文化的自信力。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礼乐文化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当充分发掘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见证，以此不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与协同发展。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12-04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