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续编》

主编：邹建锋

出版社：孔学堂书局
书号：978-7-8077-0633-5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册数：20册

中图法分类号：B248.2-53

序言

    对明嘉靖时期稀见阳明文录版本的收集、复制与研究，学术界取得可喜的成就，但还有不少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本丛书则立足于近几年国内外新发现的阳明先生文录嘉靖稀见版本七种，包括海外藏增刻广德版阳明文录四卷本孤本、嘉靖十四年钱德洪增刻黄绾阳明存稿二十八卷本孤本、增刻阳明文录二十四卷本孤本、修缮云南省图书馆藏二十四卷本孤本、嘉靖三十二年孙昭重刻闾东二十八卷本、海外藏胡宗宪嘉靖三十七年刻阳明文录二十四卷本孤本、赣州嘉靖四十四年吴百朋增刻董聪二十八卷本孤本，并与衆所周知、广泛影印出版的阳明先生文录版本五种比较，这五种即嘉靖十八年重刻广德版文录四卷本、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十四年《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四卷本、‘苏州版’二十四卷本、嘉靖二十六年范庆苏州刻文录二十卷本、嘉靖四十四年嘉兴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八卷本，通过汇校十二种嘉靖时期稀见且有文献版本学意义的王阳明文录，发现嘉靖时期阳明文录版本源流的真实情况。

    时任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于嘉靖十二年九月刊刻《阳明先生存稿》，但此本散佚。今藏国图二十八卷文录本，仅收录黄绾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独序，但该书公移三最后一篇公移附录正文末尾最后一句，却明显记载爲‘嘉靖十四年乙未八月钱德洪书于苏州府学’的字句，説明存世的二十八卷本孤本并非刻于嘉靖十二年，而是刻于嘉靖十四年八月，早已非黄绾刊刻的嘉靖十二年九月版本。范庆在嘉靖二十六年重刻苏州府藏版文录，其序言中明确説，黄绾《存稿》早于‘苏州府版’，是与《别录》平行的版本，钱德洪在苏州合并爲文录，即‘姑苏本’，而二十八卷本正文内容恰好符合范庆的自述。因此，任文利先生撰文指出，苏州本实际应改爲二十八卷本。而今存世的题录‘苏州本’只有二十四卷，国内外图书馆均有收藏，且经过邹守益、钱德洪的再次修订。后世影印题录‘苏州本’二十四卷文录本，其实是姑苏二十八卷本的递修本、节本与选本，不仅删去四卷公移，七卷公移减少到三卷，更改每一篇公移的题目，且对二十八卷本进行全面改编，增录与邹守益相关诗歌四篇，增加其他文录多篇。文录本则是所谓‘苏州本’的增刻，除题录‘苏州本’序言改动外，仅仅增加杭州洪钟相关墓志铭、祭文二篇，全书其他部分未做任何改变。重刻二十四卷本没有序言，对杭州洪钟相关墓志铭、祭文二篇进行精校，改动墓志铭、祭文的重複错误和刊刻错误，且对全书其他部分都进行一次深度汇校，校对精良。胡宗宪嘉靖三十七年重刻文录二十四卷本，除序言变动外，则增刻二十四卷馆藏本，内容完全一样。而二十八卷本后来多有重刻，如欧阳德、程文德就曾在约嘉靖二十五年重刻，可惜亦未能传世；闾东嘉靖二十九年重刻二十八卷本，可惜的是，闾东初刻本今已不见；孙昭嘉靖三十二年重刻闾东本，存世的即爲孙昭重刻本，未收《传习录》《传习则言》；嘉靖四十四年吴百朋赣州重刻二十八卷本，增录阳明与王琼书信十五通，且赣州诗、江西诗先后次序均有变动。

第一节 隆庆六年谢廷杰在杭州汇编单刻本旧版刷印

    相对于南京全书本，杭州全书本较爲‘诚实’，且遵循一般文献的刊刻体例，即在每卷卷首体现出编辑者、增录者、考订者、校閲者和刊刻者的姓名。由于王阳明单刻本衆多，且历经近半个世纪数十人的不断捐资，不断重刻，且複杂而压抑的朝廷政局使得王阳明单刻本的刊刻比朱子单刻本更显複杂，故而至今我国大陆学术界尚未出现大型的王阳明单刻本汇校。谢廷杰不仅主持杭州全书本的统稿与协调捐资事务，且在南京再次捐资重刻杭州版，对于全书本的广泛流传，贡献最大，居功至伟，值得大书特书。杭州本字体爲隆庆时期流行的宋体字，而南京本则爲万曆时期全新的楷体字，且尊重原捐资人与写作者，体现出不一样的时代气息。

    王强和彭啓彬等成都采薇阁学者通过多年的努力，派人前往日本、美国各地图书馆採购王阳明单刻本与全书本诸种孤本，并进行细心汇校，发现隆庆六年版存在对王阳明嘉靖时期单刻本旧版大规模刷印汇入全书这一重大文献刊刻事实，不仅有胡宗宪刊刻的《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还有徐必进刊刻的《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旧版刷印融入全书本，涉及卷数三十一卷，只需重新增刻《三征公移逸稿》《阳明年谱》七卷即可，利用原嘉靖后期三种单刻旧本刷印，是近期中国古典文献学、王阳明文献版本研究学的重大发现。^[1]  

    [1]全面与细緻的旧版刷印具体情况，参閲王强、彭啓彬：《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采薇阁书店微信公衆号，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二〇二三年二月初，王强先生从成都来宁波，公干之余，先生与我详细告知他们最近的研究成果，先生大胆地指出，隆庆六年，因爲时间紧迫，谢廷杰不得不依旧版刷印，故而导致隆庆版全书很快刊印完成。短时期内，全书能够顺利出版，是需要对旧版重刷的，全新重刻是当时时间不允许的。 

    本书前文曾説，隆庆六年谢廷杰在杭州刊刻全书，在全书中发现每行字数存在不一的情况，如图叁、图肆所示，正文部分，全书本《语录》左图每页九行，每行十九字，同于胡宗宪《传习录》本左图；全书本《语录》右图每页九行，第二至八行每行十九字，但第一行二十字，不同于胡宗宪本左图第一行十九字，胡本比全书本第一行少一字。全书此卷语录部分，自郑朝朔条后，保持与胡本行数、字数一致。故而，王强、彭啓彬説，全书旧版刷印‘每卷之首的版面往往有文字压缩或者扩展的情况’。^[2]  

   [2]王强、彭啓彬：《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反复观胡本、全书本，两种版本字体形状、刀工刻法完全一致，只是旧版新刷，行数不变，但行内具体字数有所调整，且新刷招聘的誊抄与刀刻的工人爲同一批人，体现出全书版对胡宗宪刻本的利用特徵。

诚如《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新文所説，谢廷杰隆庆六年杭州刊刻全书的这种旧版新刷，还体现对漫漶字亦未曾补刻，完全一致。

    徐必进版存放于杭州天真书院，但不到六年，就出现范本漫漶情况，这或许与其靠近西湖有关，西湖潮湿，不利于保存，故而隆庆版全书亦未对漫漶处进行修缮补刻，一如其旧。因此，王强、彭啓彬下结论，指出谢廷杰刊刻全书时处于任期末，可能存在‘赶工期’的急迫突发情况，不得已旧版新刷，新、旧版混刻，因升任南京新职之故。^[3]  

    [3]王强、彭啓彬：《郭朝宾本〈王文成公全书〉的版本及其有关问题》，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三日。 

    隆庆六年全书本爲宋体字，是在语录三卷本（《传习录》三卷本）、胡宗宪刻文录新二十二卷本（四卷诗歌合并爲二卷）、嘉靖四十四年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新六卷本（原八卷）的基础上，加上阳明年谱五卷本、《三征公移逸稿》二卷，总计三十八卷。万曆初年用楷体字重刻三十八卷本，万曆二十四年、万曆三十五年分别重刻。今存世的四部丛刊本比灵斯庆本、万曆初年本均多出《山东乡试录》一小卷，爲后世重刻时增录。

第二节 全书初刻本对王阳明单刻本的汇编与递修

    隆庆六年，官刻《王文成公全书》收录胡宗宪刻《传习录》，置全书卷一至卷三，更名爲《语录》，爲《传习录》上中下三卷。其中，原胡宗宪刻本《传习录下卷》，即《续录》三卷，统合爲完整的一卷，更名爲《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依次爲陈九川二十一条、门人黄直录十五条、黄修易录十一条、黄省曾录十二条（挪移原胡宗宪刻本第十二条‘此道至简至易的’于后黄以方录第二十五条）、钱德洪与王畿录五十七条、黄以方录二十七条（实钱德洪选编，比胡宗宪刻本缺‘知者，良知也’条），计六部分，总计一百四十三条，比胡宗宪刻本少一条。

    至此，钱德洪潜心编刻的《传习录》成爲以后历代通行的权威版本，亦未再有人提出异议了。

    阳明年谱有赣州本三卷本（孤本，藏于国图）、杭州天真书院七卷本。其中，赣州本爲罗洪先定稿本，天真书院本爲钱德洪手稿本，二人编辑意见有很多分歧，故而约在嘉靖四十二年、四十三年之间均得到公开刊刻，二书写作时间下限截至爲阳明去世那一年，均未收录阳明去世后全国各地修建书院的情况。隆庆六年郭朝宾将刊刻全书，钱德洪弟子增加嘉靖九年至隆庆二年时期阳明书院的相关史料，最终促使阳明年谱完成，总计五卷。杭州天真书院七卷本藏于日本，虽然被采薇阁书店费资复制，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与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签订保密协定，该书至今未能公开影印出版，以飨全球读者，甚爲遗憾。

    嘉靖四十四年，嘉兴知府赞助刊刻《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八卷；而隆庆四年，钱德洪弟子沉啓原定稿《三征公移逸稿》二卷，最后均被合并至隆庆六年《全书》中。

    总之，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爲二十八卷本缩减基础上二十四卷选本的增修本，故而相比二十八卷本，失收公移四卷，字数约十五万字。隆庆六年，谢廷杰、钱德洪想做全本，但时间紧迫，故新增《传习录》三卷（朱子晚年定论）、公移二卷、年谱五卷、《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六卷（原嘉靖四十四年嘉兴刻八卷，至此合并至六卷），‘不能説未全书’，而是杂乱无章的选本、单刻本混合，且与文录本次序不同。而原二十四卷本外集诗歌四卷，合并成二卷，通行本《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本得以正式定稿。其具体的操作程序如下：三卷语录，新增胡宗宪刻上中下三卷本《传习录》（原书十一小卷），置于全书之首；五卷正录，其中正录卷二篇目次序有所调整；（二十四卷本基础上）十卷奏疏、公移，将胡宗宪二十四卷文录本置于书末的《别录》，提前至正录之后，凸显王阳明军功与外王；（二十四卷本基础上）七卷外集，将七卷外集置于《别录》之后（原外集九卷合并成七卷）；（二十四卷本基础上）六卷续编，原《文录续编》四卷，新增沉啓原编辑公移二卷；七卷附录，四部分，年谱五卷（新增一卷），世德纪二卷（《文录续编》原名《家乘》，三卷，合并爲一卷）。全书是合并衆多单刻本组合而成的，包括三大卷本传习录、二十二卷本阳明文录、六卷本阳明文录续编、五卷本年谱和二卷辑佚公移五种书。

    需要指出的是，全书除了对不少个别字句进行系统的修订，特别是统一用通用繁体字对全文进行大规模修缮，且对文录正录卷二篇目次序有所调整，与诸本皆不一样。

    由上表可以看出，通行本远溯甲库藏二十四卷本，事实上，在对多种嘉靖时期刊刻的阳明文录二十四卷本的互相校对中，我们发现，全书本的最后定稿经过一系列长期的不断完善过程，其中涉及所收之文次序的挪移、删减与替换。国图藏手写邹守益序本就是对云南省图书馆藏甲库增刻本的一次精修，延刻云图藏递修本外集卷九增加二篇与洪钟相关文章的合理性，这些细微的改变，如果不经系统的汇校，其实极不容易被发现。而随后胡宗宪刻本重刻国图藏手写邹守益序本。全书本是在胡宗宪刻本的基础上对各种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单刻本的合并，且次序多有调整，章节进行合并。

    最大的变化是，由于《传习录》三卷置于全书卷首，且《传习录》自南大吉嘉靖三年收有阳明论学书信，该版本公开传播以后，阳明衆多弟子纷纷对其中书信部分进行不小幅度的修改，内容有所增加，已经不是南大吉原刻本书信篇目。而全书本语录部分收录阳明书信，势必要对原有国图二十八卷本、国图藏手写邹守益序本文录篇目进行改动。由于钱德洪、邹守益对阳明文集精选的编辑方针，反对欧阳德、黄绾二十八卷本求全求真的编辑原则，并在胡宗宪二十四卷本的基础上，吸收传习录、年谱、文录续编、公移逸稿等文献，属于在精简版的基础上搭构了全书，未能吸收黄绾存稿本大量的公移、书信文章，最终形成一本不是全书的‘全书’，散佚大量史料，令人遗憾。

    通过分析隆庆期间序言先后次序、有无像赞与是否增刻《山东乡试录》等多种问题，尤其是刻本所呈现的字体形态，我们可以发现，隆庆六年郭朝宾本呈现出仿宋字体向楷体字过渡的趋势，且保留衆多以郭朝宾爲代表的数十位捐资者与以孙应奎等爲代表的一大批编辑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衆多学者和官员的实际作爲与付出程度。

    遗憾的是，万曆时期谢廷杰应天府重刻本删去上述人员具体名单，且后来大规模流通的版本是以谢廷杰南京重刻本爲底本的翻刻本或重刻本，导致隆庆六年初刻本慢慢被人遗忘，也让我们对隆庆二年至隆庆六年衆多捐资者与编校者不知情。

    如前述，全书在隆庆六年杭州本、万曆初年南京本被刊刻之后，风行天下，重刻、补刻者颇多。今据《中国古籍总目》，有万曆二十四年重刻本（仅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有收藏，但不让读者查閲，我们无从得知其是否爲南京重刻本）与万曆三十五年重修本（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收藏，亦不让读者查閲；幸运的是，此书武汉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亦有收藏，通过提供介绍信和单位证明，即可以查閲，方便研究人员）两种版本存世。^[4] 万曆三十五年刻本刊刻于浙江，爲江西抚州南城籍阳明心学名臣左宗郢捐资补修刊刻。其中，左宗郢补刻全书以杭州隆庆六年本爲版，对之进行修补。今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唯一一套可以查閲的孤本即万曆三十五年孤本，也即左宗郢重校补刊隆庆六年本，索书号爲D/0129。全书对漫漶的木版进行重刻，左宗郢委託当时钱塘县知县、金川聂心汤负责召集工人，字体不一样，重刻过一千零三十一页，改补过两千四百六十七字，起始于五月初五，终于七月初七，历时约两个月完成，补刻速度很快。 

    [4]《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第二册，《别集类•明代之属》，第六三七页。 

    由于左宗郢是在原谢廷杰浙江本木版的基础上补刻修缮，字体形状体现出不同年代的风格。右边爲补刻本，字体明显不同于隆庆六年的宋体本。

由于聘请的刻工不同，在补刻页面中，存在多种字体形态。总体而言，万曆三十五年浙江补刻本，似乎字体更大、更粗一些，更端正，毕竟时代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接近两代人的时间。隆庆六年本更美观一些，閲读起来更轻鬆；万曆三十五年刻本閲读起来不太舒服，字距空间小，閲读略吃力。

    与隆庆六年本不同的是，左宗郢本第一册、第二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见下。 

    第一册目录

     徐阶序

     徐爱《传习录》序

     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

     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

     王畿《重刻阳明先生文录》后语

     徐阶《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

     钱德洪刻《文录》叙説 

    第二册目录

     制诰

     像

     刻全书姓氏总目

     万曆三十五年补刻重校姓氏

     与隆庆六年本精准定位每一卷的具体编辑人员相同的是，左宗郢本保留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到每一卷的编辑进程，比通行版在卷首笼统概括更科学。 

    隆庆六年全书本系列每卷编辑人员姓氏^[5]

     [5] 数字表示每一卷的卷下题名数目。

     《语录一•传习录上》，门人余姚徐爱传习，揭阳薛侃葺录，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校閲。

     《语录二•传习录中》，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渭南南大吉葺录，安成邹守益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孙应奎校閲。

     《语录三•传习录下》，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临川陈九川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校閲。

     《文录一•书》，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文录三•书》，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别录一•奏疏》，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别录三•奏疏》，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别录五•奏疏》，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别录七•奏疏》，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别录九•公移》，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外集一•赋》，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外集二•诗》，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外集三•书》，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南昌唐尧臣考订。

     《外集五•记》，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续编一》，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续编三》，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续编五》，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续编六》，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安成邹守益葺录，泰和欧阳德校正，山阴王畿增葺，余姚严中考订。

     《附录》，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补葺，后学吉水罗洪先考订，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订。

     《附录二》，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补葺，后学吉水罗洪先考订，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订。

     《附录三•年谱三》，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补葺，后学吉水罗洪先考订，滁上胡松校閲，新昌吕光洵增订。

     《附录四•年谱四》，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补葺，后学吉水罗洪先考订，滁上胡松校閲，秀水沉啓源增订。

     《附录五•年谱附录五》，后学秀水沉啓原录。

     《附录六•世德纪》，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校閲。

     《附录七》，门人余姚余姚钱德洪编次，山阴王畿缉录，后学诸暨郦琥校閲。 

    在上述名单中，钱德洪爲了回报主持王阳明文献单刻本的捐资人，採取一种宽泛的署名方式，实际上捐资人并不参与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是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指出的。但是，透过左宗郢本，我们可以通过名单，来推知过去王阳明单刻本文献捐资人、编辑者的大致人员，这是谢廷杰浙江本、左宗郢补刻浙江本的版本价值。

    总体来説，钱德洪和王畿政治仕途坎坷，钱德洪过于坚持法律的公正性，得罪嘉靖而被下诏狱贬爲民，王畿则由于过于积极推荐政府官员而被嘉靖认爲有干政之举而被罢官，二人在仕途的时间均很短，处于平民身份的时间均很长，二人合璧，最终促成精选本的王阳明集的编辑原则。

    除了钱德洪和王畿，另外两位出色的王阳明文集的捐资人就是邹守益和欧阳德。邹守益也是早早离开政坛，有大量的时间修缮王阳明文集，主持其中一种王阳明文录的公开出版。而欧阳德不仅与钱德洪参与黄绾本的编辑，积极联繫程文德捐资刊刻王阳明文集，还亲自修订黄绾本的错刻之处，对于甲库本的定稿形成作用巨大。据考，唐尧臣，字士良，原南昌县人。嘉靖七年举人，嘉靖二十九年任湖州府通判^[6]，得唐顺之、胡宗宪欣赏。迁桂林府同知^[7]，平土司之乱。嘉靖三十五年升杭州府同知，嘉靖三十九年擢浙江按察佥事^[8]，嘉靖四十年录军功，增俸级一等，寻归。时任杭州府同知的唐尧臣在嘉靖三十七年、嘉靖三十八年先后协助胡宗宪在杭州天真书院捐资刊刻二十四卷本王阳明文录、三大卷十一小卷《传习录》，尽力甚多，爲实际执行者，故而被全书列名九次之多，殊爲难得。 

    [6]《乾隆乌青镇志》，民国七年刊本，卷八《职官》，第三页。

    [7]《乾隆杭州府志》，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卷六十二《职官》，第五一页。

    [8]《康熙杭州府志》，康熙三十三年重刻本，卷十九。 

    与此类似，嘉靖三十年湖南衡湘书院（即石鼓书院）版《传习录》，是孙应奎、蔡汝楠共同捐资、主持编辑整理王阳明手授嘉靖三年南大吉刻本的成果。据考，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原余姚县人。由进士授行人，历任礼科给事中、华亭县丞、河道总理。逾年罢归。孙应奎比蔡汝楠年长，且官位更高，事实上的校对工作是由蔡汝楠主持的。这説明，虽然孙应奎本出现不少异文，但孙应奎对于传承和传播南大吉嘉靖三年《传习录》初刻本仍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因爲孙应奎本是石鼓书院阳明心学的‘核心教材’，对于嘉靖中后期岳阳王门、邵阳王门、常德王门、辰州王门的发展推进功不可没。对于湖南地区阳明心学的风行，孙应奎本的公开刊刻，意义巨大。故而，钱德洪把孙应奎的名字列在《传习录》卷中里。但这样的做法，在隆庆六年，孙应奎内心是非常抗拒的。实际上，这与他对王阳明文集的编辑理解相关，他其实是偏向黄绾、欧阳德一派的编辑原则的，不喜欢钱德洪、王畿大规模精简王阳明全稿的做法。故而在孙、钱通信中，孙应奎是表达自己的抗议的。需要指出的是，孙应奎可能并没有承担具体的《传习录》校閲工作，只是挂名而已。

    或许，大约在万曆时期，好事者增刻《山东乡试录》一卷于卷三十一下，并获得广泛流通。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与上海涵芬楼均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而四部丛刊初编本所取底本就是增刻《山东乡试录》的万曆重刻本，既不是隆庆六年初刊本，也不是谢廷杰南京重刻本，令人唏嘘万千。正如香港著名学者朱鸿林先生所指出的，隆庆二年并没有刊刻全书，隆庆六年本应该是郭朝宾刻本，而采薇阁书店策划影印的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全书本、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全书本、哈佛大学藏全书本公开出版，通过仔细比对，我们终于可以解决上述全书本流传的疑难问题。

    从所刻字体的形状来看，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全书本是现存最早的隆庆六年刊本，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本则是公文书馆藏本的重刻本，字体均爲宋体字而非粗大楷体字，体现出隆庆时期刀工对嘉靖时期字体风格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公文书馆与普林斯顿所用底本是最早的隆庆六年本。而无论是公文本还是普林斯顿本，均未收《山东乡试录》，双重证据指明二本所用底本爲早期刻本，也就是郭朝宾本。第三种证据则是万曆以后通行诸本，均漏刻此二页颇爲敏感的文字，约三百六十七字。

    讼之大者，莫过于人命；恶之极者，无甚于盗贼。朝廷不忍一民冒极恶之名，而无辜以死也，是【以屡下矜恤之诏以求必得其实。今强御之徒，自东厂锦衣而来者，岁不下数百，彼其唯利是射，获一人而蒙一级之赏，则亦何所不至。然而数年之间，未闻有一平反者，岂其间尽皆心伏其辜而无复可宽者耶？无亦或有挠于理法而求苟免于祸败也。

    盖尝以是而质之当事者，则往往归过于上，以爲莫肯爲民而任怨其爵禄，是固而毁谤，是虞则其笼络，掩抑之术，将必至于甚而后已。在下者，虽有分寸之辨，何从而直之？嗟夫！逆天而从欲，杀人以媚人，苟犹有人之心也而忍爲之耶？

    莆田方君寿卿以进士爲刑曹主事，凡数年，皆居广东。既有擢其司之员外郎，亦以久矣；而未尝外有动色之悔、逆言之谤，岂亦偶免于斯耶？然而，人之论者，未尝有其所屈扰，则其间无乃别有一道以善处之欤？

    今年，擢广东按察司佥事，佥事禄薄而位淹。既爲员外郎，则三四年之间，上可以希京堂，次亦不失爲副使。佥事之于副使，犹在数年之外，时】俗之论皆然，而寿卿独以佥事爲乐。^[9]

    [9]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全书本卷二十九《续编四》，《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 

    王阳明早年在刑部爲官，性格耿直，弘治时期给大其十八岁的领导方良永（一四五四—一五二八，字寿卿，号松崖，今福建莆田人）作赠别序言。但阳明此篇序言言辞过于激烈，如阳明説‘今强御之徒，自东厂锦衣而来者，岁不下数百，比其唯利是射，获一人而蒙一级之赏，则亦何所不至。然而数年之间，未闻有一平反者’，‘是固而毁谤，是虞则其笼络，掩抑之术，必置于甚而后已。在下者，虽有分寸之辩，何从而直之’，显然直指东厂锦衣之当局鱼肉百姓，势必触怒万曆时期的锦衣卫相关领导，故而可能被后世相关者刻意毁版，而重刻者不得而刻全。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全网公开与采薇阁重新影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全书本出版，则相关孤本文献得以重见天日，而相关学术研究越发清晰了。

编者识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总目录

    第一册

    传习录 三卷 续录二卷 明嘉靖刊本 一

    传习录 三卷 续录二卷 存卷上 续录二卷 明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一

    第二册

    传习录 四卷 明刊本 一

    传习录 上卷 明苟好善刊本 一

    阳明先生遗言录 二卷 明刊本 一

    第三册

    良知同然录 二卷 明嘉靖三十六年刊本 一

    阳明先生与晋溪书 不分卷 明隆庆六年刊本 一

    第四册

    阳明先生文录（一） 二十四卷 卷一—卷五 明刊本 一

    第五册

    阳明先生文录（二） 二十四卷 卷六 外集卷一—外集卷八 明刊本 一

    第六册

    阳明先生文录（三） 二十四卷 外集卷九 别录卷一—别录卷三 明刊本 一

    第七册

    阳明先生文录（四） 二十四卷 别录卷四—别录卷七 明刊本 一

    第八册

    阳明先生文录（五） 二十四卷 别录卷八—别录卷十 明刊本 一

    第九册

    阳明先生全集（一）二十八卷正录卷一—正录卷四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一

    第十册

    阳明先生全集（二） 二十八卷 正录卷五外录卷一—外录卷六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一册

    阳明先生全集（三） 二十八卷 外录卷七—外录卷九 别录卷一—别录卷二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二册

    阳明先生全集（四） 二十八卷 别录卷三—别录卷七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三册

    阳明先生全集（五） 二十八卷 别录卷八—别录卷十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四册

    阳明先生全集（六） 二十八卷 别录卷十一—别录卷十四 明嘉靖三十五年刊本 一

    第十五册

    王阳明先生全集（一） 十六卷 卷一—卷二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六册

    王阳明先生全集（二） 十六卷 卷三—卷五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七册

    王阳明先生全集（三） 十六卷 卷六—卷八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八册

    王阳明先生全集（四） 十六卷 卷九—卷十二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十九册

    王阳明先生全集（五） 十六卷 卷十三—卷十六 清道光六年刊本 一

    第二十册

    阳明先生年谱 三卷 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本 一 

 推荐语

    1、目前知道明代最完备的阳明文献是隆庆六年的《王文成公全书》，《全书》是对《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文录续编》《阳明先生年谱》等文献综合编辑的结果，而时至今日，《传习录》《文录》以及《全书》版本源流的细节中仍有诸多疑问之处。近十余年来，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国内外的各大藏书机构公布了许多之前不为人所知的珍贵文献，这为重新检讨有关问题提供了契机。

    2、本书编者长期从事阳明文献的整理工作，尤其注意收集明代嘉靖间刊行的阳明著述的早期版本。2021年，本书编者于广陵书社出版了《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全82册），收录王阳明稀见版本文献25种。此后，本书编者继续致力于明嘉靖时期稀见阳明文录版本的收集、复制与研究，整理为《王阳明稀见版本辑存续编》。

    3、本书收录12种嘉靖时期稀见有文献版本学意义的王阳明文录，通过汇校，可以发现嘉靖时期阳明文录版本源流的真实情况。 

来源：采薇阁书店  2024年12月07日

一审：王凤梅 二审：何茂莉 三审：张清

编发：中国文化书院（阳明文化研究院）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 办公室